个人简历： 郭娟，1999年进入北京广告学专业，2001年转入新闻与传播学院，2003年进入《北京晚报》广告部，工作至今。始终怀揣着些小梦想，虽不想出人头地，但也求不虚度光阴，因此，每日忙碌却乐此不疲。深知“知足常乐”，因此仍会为了偶尔几百大元的小奖金而快乐，为突然有了一个好点子而欢欣，更常常为自己有诸多知己而幸福。 那一年，郭娟跨过高考独木，走进燕园。大大的世界，大大的校园，而她，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农村女孩。 她心中，是崭新的憧憬；她身后，是乡人的羡慕，父母的嘱托。 那一年是1999，电视里那首《跨越99》，动感而上口： 跨越99，把光荣与梦想，把无限风光留在身后。 适应期：从惶恐到淡定，给自己一个客观的评价 的确，郭娟需要放下很多，适应很多。因为等待她的是全新的生活。 那是她初次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她笑着说自己此前真的“没有见过世面”。仅仅燕园之中，就有太多的精彩：比如上百个的社团，比如美丽的景点。喜欢古典文学的她开心地加入了红学会、广告协会。有机会的时候，听刘心武的讲座，蹭电影协会的大片。又或者，在静园草坪徜徉，在未名湖边留连。 郭娟也很快发现，自己有太多东西要学——城里同学具备的好多基本技能，比如游泳，她根本不会；身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同学，见多识广，又多才多艺，相比之下，觉得自己有些黯淡，因此也经历过短暂的自卑期。 不过郭娟并没有持续消沉下去。乐观的她会找辙安慰自己，她告诉自己，人与人间有差距很自然，弥补自己的不足就是。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长处，只要你肯发掘。 “要给自己一个客观地评价”郭娟说，“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夸。” 在中学阶段，郭娟长期担任班干，高中就入了党。在班级、学校的各项事务、活动中，她锻炼出了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无论公共讲演、活动策划，都能轻松应对，也成为了党支部中的活跃分子。这是自己的优点之一。 由于生长在农村，虽然一直读书，并没受过什么特别的苦累，但是自小家里也不会“娇生惯养”，家务事、简单的农活都不在话下，也锻炼出她坚强的性格和较强的自理能力。比如，女生哪个寝室灯管坏了，买来新的，她搭起椅子就换好；同学扣子掉了，她取来针线，来回几下就缝上。郭娟认为农村生活的背景，虽然带给自己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劣势，但刚好成就了自己性格上的优势，而且给了自己更为广阔的人文胸怀。“我见识过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甚至亲身经历过，也逐渐在接触所谓上层社会、主流人群，”郭娟认为，工作以后这种经历给她带来的益处更为明显，会让她考虑事情的时候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角度与观点。 谈起大学时比较有成就感的事，郭娟很腼腆地说，真的没什么，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在与电通的交流课上。当时，电通公司和广告系有一些合作和交流。其中有一年课上组织了一次以“吸引日本人来中国”为主题的平面广告设计大赛，郭娟组的创意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肯定，还被评了一个奖。尽管只是一个课上的口头奖，但对郭娟来说很有意义——这是对自己广告方面能力的一个肯定，也为自己将来选择从事这个行业提供了激励。 在郭娟印象里，当时广告班规模虽小，但很是温馨。“小有小的好处啊”，郭娟笑道，“你看我们班一共才三十个人，但这样同学之间就都认识，很方便交流，老师对我们每一个都特别照顾，从生活上到学业上，直至毕业找工作。”系里老师对她的关照、班上同学对她的帮助，一直让她到现在回忆起来都很感动。 正是这样一个集体，这样充满温馨与活力的大学生活，让郭娟开朗了不少。高中她组织班会都很有声有色，但私下里的她很少露出笑容，她笑笑说，“不会，那时候不会笑。高中还曾经强迫自己对着镜子学过笑，可是收效不明显。大学四年的生活让我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爱笑的人。” 积累期：利用校园资源，丰富知识背景 如果说大一的生活多一些闲情逸致，那么大二开始就多了一些紧张感，毕竟就业的压力渐渐传来。“那段时间，我们有过一段集体的自卑期。”郭娟坦言。 当时，郭娟的身份还不是新传学生。2000年时，整个广告系的编制都在艺术系。虽说当时的艺术系也只有“广告学”一个专业而已，而且老师们确实对大家特别的关怀与照顾，但是始终觉得“广告学”与“艺术系”的组合有些奇怪；另外，同学们也觉得自己学得杂而不精，传播、公关、计算机电脑绘图、社会学统计都在学，但大家担心将来做市场调查比不过调查专业的，做图像设计比不了相关美术专业……总之，不知道自己出去后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而哪怕跟从前的同学、老师提起自己在艺术系，人家也会认为自己是不是学美术的，总觉得身份上缺少一份明确的认同。 好在，两个问题最后都顺利解决。2001年，随着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成立，广告系集体迁移到了新传，大家终于成了“名正言顺”的广告学子。同学们后来的就业状况也挺不错。尽管此前担心技术方面不精，但大学时期建立的全面的知识体系为后来的工作提供了诸多裨益。郭娟说她自己就能感觉到，在考虑问题时层次会比某些非广告专业而只精于一域的人丰富全面些，体现出的是一种综合优势。 郭娟认为，这种综合优势的培育也得益于新传内部学科之间的交流。过去在艺术系，全系只有广告一个专业，而学院成立后，新闻、编辑出版等多学科之间，大家能够形成交流，也促进的知识面的拓宽。 读书期间，郭娟的另一大收获是学会了自立。在课余，她在一些小公司打工，到大三的时候就已经不用家里出钱支持自己的学习、生活开销。这让她很自豪。 如今，回首本科四年，郭娟觉得自己的提高和改变更多的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中完成。“很感谢老师们给我们提供的全面的知识背景，也非常感谢老师们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像主管学生工作的孙华老师，原来艺术系的李静老师，主动帮我办理学费方面的减免以及助学贷款，班主任史学军老师则四年八个学期不求任何回报、不求名利地给予我经济支持，让我更加轻松的完成了四年的学业，这些恩情都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谢意的人。希望我将来也能像他们一样，为别人做点事。” 人生中有时也不免遗憾。毕业那年是2003年，正值“非典”时期。郭娟回忆，当时很多同学交论文只能通过电子邮件。不过后来，指导他们班毕业论文的陈刚老师和刘德寰老师，不顾感染危险，特意从校外赶到校园里，给她们指导，让他很感动。到现在，郭娟都记得老师在静园草坪上给她们逐个指导论文的情景。 那一年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非典”，尽管他们争取了好久，也找到了每个大学生都梦想着穿在身上的学士服来照毕业照，可还是有同学因为非典回不来，他们留下了一张人不全的毕业照。 发展期：让北大成为后盾而不是负担 毕业后，郭娟顺利进入《北京晚报》广告部工作，一做就是八年。八年来，她调换过许多部门，也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岗位，从最初大学毕业时简单冒失的基层员工，到现在处事干练的业务骨干，郭娟在不断成长。“我的工作就像在开荒。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开始研究这块地，研究这块地上可能长出的果实，然后开始实实在在地劳作。” 她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了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每天接触的事情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总需要你有新的想法、新的做法，总是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她说，“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和同事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一起欢呼也一起流过泪。经历过挫折，当然重要的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说到北大这块牌子对于工作后自己的意义，她举了个例子，说有一个客户，在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客户与她聊起了学业情况，她如实相告，对方称赞说：“怪不得，是北大的。” 她坦言，成了北大人之后，确实有时候身不由己，因为别人会经常关注、评价你和你背后的这块牌子。做的不好，别人甚至会说“原来北大的也就这个样”。但不管怎样，我们自身要调整好心态。首先要明白，身为北大人，本身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比别人强。遇到比自己出色的，不必心理失衡。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优势，也看清自己的差距，努力追赶。“北大这个牌子，把它当成一个后盾，但不要当成一个负担。”其次，要找准自己的目标。如果你真的追求更高的职位，渴望在更高的舞台发挥自己的价值，尽可风雨兼程。但，身居高位的代价很可能是家庭生活质量的下降，是身体健康的受损。当别人晚上享受团圆之乐，你却在不停地奔波——这未必是人人都向往的生活状态。 数一数，她已经在北京打拼了12年。现在，郭娟已经身为人母，并在北京成家立业。从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的姑娘，到今天已经算落稳脚跟的北京新移民，郭娟表示已经很满足。提及这些年的收获，她说，自己不仅能力上有提高，对世界的认识得到加深，也有了很多新的朋友。“这些让我觉得生活更有意义，收获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充实。” 采访手记： 某个下午，泊星地咖啡厅，和郭娟师姐对坐而谈。而我面前的她，平易、从容。她将进入燕园以来的经历娓娓道来——那些经历没有太多耀眼的光环，但你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温暖。 和师姐一样，我也来自农村，同样在进入北大后需要接受一轮城市化洗礼。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心中也难免有惑。和师姐分享经历的过程对我来说有一种解惑的意味——把北大当成后盾而不是负担。我们受惠于北大、受惠于新院，而我们的回馈，未必一定得是丰功伟业。将我们从这片园子里带来的精神栽种于自己的生活里，开出一朵充实而有意义的花朵——这或许就是一种最好的回馈。

记者/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