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黄佩，2000级国际传播专业硕士，2001年转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3级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2007年进入北京邮电大学工作，为网络传播教研室主任、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研究方向：网络文化、新媒体与社会。 但凡毕业的学生都深知找工作的痛苦，理想与现实的较量凸显尖锐，夹在其中的学生脆弱不堪。找份工作或许不难，但若想找份自己喜爱的工作，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从这个角度讲，黄佩是让人羡慕的——她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2007年夏，黄佩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毕业，顺利进入北京邮电大学，目前担任人文学院网络传播教研室主任。她说，能够顺利找到对口的工作，是“跟北大新传的牌子分不开的”。彼时，尚有复旦、人大、武大等相似学科背景出身的毕业生一起竞争这个岗位，黄佩称，“在北大接受的学练让我获益匪浅，在几次面试中显示了它的优势，当然，我指的是如果你认真接受了这套训练的话。” 自2000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考上北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硕士三年师从李琨，博士四年师从杨伯溆，黄佩与新传结下了长达七年的缘分，可她还不满足，“再给我一个七年，我会重新安排每一天”。这位小个子的短发师姐坦言，如果时光倒流，她“会更prepared一点”。 “要发出新传学院的声音” 2000年，22岁的广东籍女孩黄佩拖着大行李箱，来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开始了读研生涯。彼时，北大新传学院尚未正式建立，报考传播学硕士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准备传播学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准备一些与国际关系专业的相关知识。“国际关系史，厚厚几大本书，现在想起来都很痛苦。” 从南国一路北上，一切对于黄佩来说，都是崭新的。“全新的开始，全新的专业，里面可做的事很多”。黄佩说，“不管是老师同学，大家都有着一股劲儿”，浓厚的学术氛围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2001年新传学院也是刚刚成立，大家都很好奇，想赶紧做点什么东西出来，要发出新传学院的声音”。 黄佩回忆说自己本科所在学校及专业偏向实用性，但到了北大，顿感“学术性大大增强”。几乎所有的课上老师都鼓励独立思考，学院的老师偏好与学生交流，经常鼓励大家提问、发言，“一开始心理压力很大，后来也习惯了，回答问题多了，也不怕说错了。”这样的对话不断刺激着黄佩的思维，她明白，“老师是以鼓励的形式培养我们的批判思维，让我们敢于大胆发问。” 黄佩像一条在岸上干涸很久的鱼，幸运地得以在新传的“学术海洋”里畅游。传播学方向的黄佩也选修过徐泓教授的采访课，那学期的作业是采访北京大学的女学者，“大家都热血沸腾”。黄佩很受感染，称“这是学院的另外一种风格。”此外，学院的老师也十分鼓励学生多到别的学院去，多听别的学科的课程。“我们的人在学校很多角落都看得见！” 适应—思考—实践，黄佩崭新的研究生生活就这样继续着，燕园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本书，每一寸时光，都给她留下了非比寻常的绚烂记忆。硕士三年级时，黄佩和当时刚从国外回国的吴靖老师结识，在课堂上学到了不少新东西，两人颇为投契。后来，吴靖准备翻译传播学经典著作《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时，便找她合作了一把，这也着实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专业价值。 “那时的新传，很小，但是很活跃。”黄佩回忆起新传刚建院的情景，“一二•九”合唱比赛，黄佩及同学们不惧“一把年纪了还唱歌”的调侃，“练得特别苦，排练到凌晨三四点，就是想要给新传争光！”硕士各个年级的同学都非常熟悉，人不多但心很齐，某次学校羽毛球比赛，各年级组合的新传代表队打进了前四，大家都高兴坏了，“总算有个突破啊！” 黄佩写硕士毕业论文时，遭遇“非典”，住在校外的老师和住在校内的学生只能定期在某个地点见面，黄佩的导师李琨坚持与学生保持各种形式的交流，还经常在东门见面讨论。“李琨老师对论文要求很严，对语句甚至标点都改得很仔细”，黄佩回想起当时的辛苦，而今留在记忆中的，更多的是老师对学术的严谨，以及对学生的责任，“当时做一个硕士论文挺不容易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段经历，支持着黄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支持着她继续“发出新传学院的声音”。 “都读到博士啦，也应该学会冷静分析了” 硕士阶段，黄佩去丹麦交流，异国他乡，她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道路，“那个时候，我好像忽然明白，做教师这条道路最适合自己”，黄佩回忆着那时候自己的抉择，一切好似水到渠成，“我也比较喜欢说教”。 这个地方还没呆腻吗？黄佩大笑，回应称：“三年很快的，转眼就过去了，还可以再呆一呆。”顿了一下，她补充道，“我对新媒体很感兴趣，对北大的园子也很有依恋感。” 黄佩的博士导师为杨伯溆教授，其所接受的严格规范的国外学术训练方式也言传身教给了黄佩。杨老师会对几乎每一个问题细细地“抠字眼”，不断发问：“逻辑思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视角很特别，但又很有力量。经常跳到了一个更大的框架来看传播学，而非从传播学自身看自己。” 杨老师曾组织过“全球传播”的小型研讨会，就是几个博士生与老师一起交流。“气氛非常棒！”黄佩谈起此“小会”时，眼神发亮，“互相之间很有启发，越讨论，也越发现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那个时候，整个博士班的同学都结婚了，但黄佩也没有觉得有压力。她直呼十分享受在新传读书的氛围，“在好的读书范围，你自己的思想可以在无边际的国度狂奔。” 在黄佩很烦闷的时刻，导师也会与之交流。“他非常有分享精神，也非常responsive，我有时凌晨3点发邮件给他，第二天发现他居然5点就回复了。” 有一次遇到苦闷的事情，想不明白，就给导师写信，等得到回信，她打开邮件一看，导师写道：“都读到博士啦，也应该学会冷静分析了。” “我一想，也真是。”黄佩回忆道。就是这种互动的方式，陪伴着黄佩度过博士生涯，这让她至今难忘。 “我要不认真你们就完蛋了！” 黄佩非常适应在北京邮电大学当老师的生活。她称这得益于新传七年的学术锻炼。北大新传的学科体系相对开放，视角也较多元，“以前所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在这所工科院校可以对接，当你遇到与你有交集的人，就会谈得来。” 作为一名在偏理工科的学校仅工作了两年的“新老师”，黄佩已拿到了教育部的社科课题项目，这让她倍感幸运。黄佩坦言，北邮的文科并没有优势，评委只会看申请书写得是否符合标准，是否有扎实的内容。“短短的几千字就要把事情说清楚、打动别人，这还是得益于在新传的学术训练套路。” 当老师的黄佩是一个“拼命三郎”。她在临产的前几日都还在马不停蹄地开会，讨论课题。她带的第一批学生是看着老师的肚子一点一点大起来，一直到生下小孩的。学生们笑言：“一年级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 有时候，有的学生问黄佩：“老师，学这些理论、方法有什么用？”这时，她会语重心长地回应，“这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这些训练的效果是潜移默化的，渗透到你做事的方式、你说话的方式里去。”有学生会说“老师您也太认真了”，黄佩就会脸一拉，大声说：“我要不认真你们就完蛋了！” “我要把以前老师对学生很负责的那种劲儿传到这里来。”黄佩说。 如今的黄佩，仍在不断反思。“我所研究的领域变化很快，但是有些东西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很后悔当时没学得更深入。”她称，当时置身其中，深感苦闷，但现在却觉得，“当时抓得还不够紧”。黄佩说，“再给我一个七年，我会重新安排一下，当时的我不够有远见，没有意识到我的研究领域是多么的壮阔瑰丽。” 可以预见的是，对于黄佩而言，她将一直走在学术的道路上。与一生的学术时光相比，在北大新传的日子太短暂；但同时，它又很漫长，因为这七年时光对且并将一直对她的一生产生影响。 采访手记： “学术训练”、“小型研讨会”、“批判思维”……从北邮网络传播实验室采访归来，脑袋里一直在绷着这样一些词语，好像离生活很远，又好像离我们很近，至少，是离我们新传学院很近。那是先生们给黄佩师姐的财富，而今，很幸运地，借着采访的机会，我更深一步了解到这是怎样的一种学术氛围，也仰观到学术的美丽。 师姐有两句话，至今还记得。一是，她谈及学术时称“这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这些训练的效果是潜移默化的，渗透到你做事的方式、你说话的方式里去。”诚然，一个学生的气质，是被“熏”出来的；二是，她在回忆建院初期的新传时称，大家都有一股劲儿想做出点东西出来，“要发出新传学院的声音”，转眼十年过去，我们作为新传学院的后来人，究竟要怎样完成学院赋予我们的这份使命？ “我要写一个学术女！”如此告诉自己，不单纯是写黄佩师姐，也不单纯是写优秀毕业生，更是想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写给我们深爱的学院和我的同学们，也写给我自己，为我们记录下学术的魅力，只因为那句最初的承诺——“发出新传学院的声音”。

记者/吴红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