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吴春春，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曾任《北大青年》执行主编和学生记者团团长。2005年本科毕业后加入共青团中央的研究生扶贫接力计划，成为北京大学第七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在青海省大通县第四完全中学支教，担任一年的英语老师。2006年回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新闻学硕士。2008年硕士毕业后进入重庆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至今。 “一个人只能活一辈子，而从事新闻行业，每天都在接触不同的人，品味不同的人生， 其实就比别人多活了好几辈子，我很贪心的。” 跟吴春春熟识的人，都觉得她身上带着一股孩子气，从前上学时候是这样，工作之后还是这样，一如她在青海支教时班上的一个小女孩对她的评价，“骄傲，自强，而且还带着点小孩子气”。 这个钟爱文字的姑娘总是被别人亲昵地称为“丫头”，她也一直觉得自己像个孩子，一个“新闻的孩子”。从本科到硕士，从办学生报纸到现在电视台的工作，无论是在燕园的忙碌还是在重庆的奔走，她一直离“新闻”很近。 和学院一起成长 回忆起报考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初衷，吴春春笑笑，“那时候并不了解新闻这个专业，只是听说新闻与传播学院是一个新成立的学院，想来应该很有朝气，而我自己性格里有些喜新厌旧，第一志愿就填上了新闻。” 2001年的秋季，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她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以来，新闻学专业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本科毕业后，作为北大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吴春春到青海大通县支教一年，2006归来后继续在学院读研，算来也是“骨灰级”人物了。 “一点一点挣家当”，这是她对于刚成立的学院的印象，“从办公楼等硬件条件的改善，到学生数量的增加，再到专业设置越来越齐全，我们这群人也算是跟学院一起成长起来的。” “师傅领进门”，在“新闻”这条路上，吴春春说，徐泓老师可以算是她们这拨学生的领路人。大二的时候，学院开设了一门由徐泓老师主讲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徐泓老师带着大家给清华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艾滋病模拟立法听证会”做刊物，采访对象涉及艾滋病人、医生、护士、记者、志愿者、民工、专家学者及联合国和中国相关组织的项目官员等社会各个相关阶层。采访延续了整个学期，综合编辑出版了7期名为《地平线》的内刊。 吴春春至今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采访经历。她和同学常江一起去采访一个中英关于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负责人。当时2001级的学生大部分都还住在万柳，“我们坐着很慢很烂的电车，一路晃悠悠晃悠悠地，在大堵车中焦急地赶到了采访的地方，回来后第一次写新闻稿，没有经验，其实就是一篇流水账”。 她说，采访稿上交没多久，徐泓老师就打电话过来了。“一字一句地教，标题怎么拟，导语怎么写，层次结构怎么分”，在徐泓老师的耐心指导下，自己的第一篇新闻稿就这样出笼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这种冲击和感动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当时，这个从安徽小城镇上走出来的小姑娘，心里充满了新奇和自豪，开始觉得原来自己也能留下些东西，新闻的理想开始萌芽。 再后来，徐泓老师带着大家，轮番做编辑，到《中国青年报》排版。“大家一起校对，筛选图片，设计版式，一弄就是一下午，饿到不行了，徐老师就带着我们一拨半大的孩子去吃饭。”这种美好的记忆都沉淀在本科时光中。 “当时就觉得，这样的学院，虽然年轻，虽然还一穷二白，但是有了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一切都是有希望的，有无限可能的。”吴春春说。 而她对于新闻、新闻行业和新闻体制的理解，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建立起来的。2003年“非典”过后，为了完成期末论文，吴春春做了一个关于“非典”报道以及体制性失实的研究。这次论文撰写对她的触动很大。2003年4月，其实是国内媒体关于“非典”报道的一个临界点。在这之前，除了一些散落的零星的文字之外，媒体可以说是集体失语；各种隐瞒了的真相，包括北京几大医院的感染等，是在在这之后才浮出水面的，让人触目惊心。“那个时候就觉得，在重大公共事件和信息面前，政府往往成为唯一的信息来源，而当这个信息来源也要刻意隐瞒时，媒体就会无意中成为最大的帮凶。” 同样对吴春春触动很大的，还有那一年《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吴春春说，她看过很多遍。在她眼里，新闻人就应该是敢于做这样的报道的。“有人说在中国做媒体是带着脚镣跳舞，我觉得既然已经活得这么沉重，那就该跳点有意义的。” 2004年7月，当时大三的吴春春，曾经作为北京高校学生媒体负责人，在TOM网做个一个访谈节目。翻看当时的访谈记录，我们还能看到这样一些字句，“每个人都应该有理想，比如我，我就是希望将来能做社会新闻。”“我想看社会真实的状态，而不是参加一个会又一个会，听他们说是什么。” 吴春春说，做社会新闻的愿望一直伴随着她，直到今天。而一切说到底，是在北大以及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有的底子，扎下的根。“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总是非常大的，希望师弟师妹们能够享受跟我们那时候一样的待遇，有更多的老师能够手把手教学生，真正培养人。” 《北大青年》——“准新闻人”的日子 学习离不开实践，对于一个学新闻的人来说，尤为如此。那个时候，学生新闻社，学生电视台，学生报纸，北大几乎所有的校园媒体里，都散落着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身影。而对于吴春春来说，《北大青年》报社就是她的另一个家。 《北大青年》是校团委主管的北大学生自己的报纸。从普通学生记者到报纸的执行主编，再到参与恢复成立报社学生记者团并担任团长，在这里，吴春春初尝一个“准新闻人”的快乐、辛酸和无奈，也和“报社的几代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很多场合，她都认真地说过，“《北大青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吴春春说，她进入报社纯属“误打误撞”。喜欢写毛笔字，大一的时候加入了团委宣传部的书画组，后来团委宣传部来了新的主管老师，同时也是报纸的主编，得知她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后，老师就让她去做报纸。用吴春春的话，她就这样被“踹”进了报社。再后来，一呆三四年。朗润园排版的“小黑屋”，南门外现在已不存在的“城隍庙”小吃店，已被拆除的原团委办公楼，都留下了许多和报纸新闻有关的记忆和片段。 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学校百周年纪念讲堂南侧曾有个北新商店。这个商店的拆除一度是学校甚至北京城里很热闹的新闻。“最初知道北新要拆，我和肖莎等几个编辑、记者夜半‘会师’南门外的城隍庙，商量制作专题。说到兴起，几个人争得个面红耳赤，凌晨好几点钟都不愿散去。第二天，分头带人采访。专题最后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但吴春春说，这个过程中，同辈人身上那种对新闻的热情和执着，直到现在，还激励她不断努力，不敢稍有懈怠。 而在报社的三四年，让吴春春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采写过程，是2004年关于国庆的一个专题。她还记得，那是一个雨天，一天采访四个对象，采访前三个人就冒着大雨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非常累。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是当年国庆游行的北大总指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沙建孙。隔着电话线，时空仿佛被老人爽朗的笑声拉回到了1984年的10月。国庆35年的庆典上，北大游行队伍里写有“小平您好”字样的条幅。以及次日凌晨，学五食堂专门为师生们准备的汤饺。条幅和汤饺，此后成为她心里的两个符号，符号背后是北大这个园子和园子里的人所特有的担当意识和人文情怀。 吴春春说，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多细节，等到后来工作了，就发现那才是一个从事新闻行业的人不能缺少的东西。 高原上支教：从天上到地上 “我总是一遍一遍地想起她初次进教室的样子，走路的样子像是跳的，很干净的发音，虽是女孩，却带着一种很雄浑的力量，那天她在讲台上走来走去以掩饰她的紧张，整个讲课的途中，却没有一点点的卡壳。”“高高的马尾，短短的灰色的T恤，浅蓝色有点发白的牛仔裤，很漂亮，很有活力，很新鲜。” 这是笔者在做采访准备时无意发现的一段文字。出处是吴春春的qq空间里转载的一篇文章，写作者是她在青海支教时教的一个小姑娘，如今已经在吉林大学读书。 支教，是吴春春学生时代又一段难忘的经历。 支教是苦，苦到什么程度，9月份开始穿棉袄，第二年5月份天上还飘雪花。她在那一年，几乎一半的时间在感冒，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都要到校门口的卫生院打点滴，跟里面的扎针的女医生混了个倍熟。与她床头挨床头睡的“战友”曹晓明，为了那帮孩子着急上火连舌头都黑了好多天，不敢跟家人吭一声。 但吴春春说，这点苦，与当地一些人的生存状态相比，根本算不上任何东西。她说，想给笔者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四只鸡，故事的来源，是和她们一起在青海支教但在另外一所中学的程石。程石刚到那个学校时，有一次上课做类似家庭状况调查，就问班上的学生，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家比较富裕的。有一个男孩一下子就站起来了，然后说，老师我家。程石又问你家怎么富裕了。男孩很骄傲的说，老师我家有四只鸡。 另一个故事关于讲了7遍的“主动句变被动句”，那是她的亲身经历。她说，她教高一英语，有一次课上涉及了把一个主动语态的句子变成被动语态。这个语法知识，本来是初中就应该接触过的了。她讲第一遍，全班50个学生只有7人听懂了。一堂课，一个句子，她一共讲了7遍。那个学期，全县高一英语期末考试，满分100分，平均分28分。 吴春春说，只有当知道了那样一些事，看到了那样一些人，她们这些所谓的“天子骄子”，才真正把自己立了起来。双脚踩在地上，比起飘在半空中，也许要沉重许多，但更踏实。 “学会了满足，学会了不抱怨。也算是为自己将来从事新闻行业，在思想上做了某种准备。很多的时候，与采访对象的交流的基础。是建立在你对他的生活方式理解和尊重上的。” “新闻人”的重量 “你知道王克勤吗，知道《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事件的那个记者吗，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一样的人，也许自己没有那样的才情和力量，但至少也要去为此努力。”这是研究生毕业前夕，找工作过程中的吴春春跟好友曹晓友说过的一翻话。 与周围的同学不一样，吴春春当时考虑的单位，无一例外都是新闻行业的。2008年7月，吴春春第一次到重庆，她已经是重庆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一名记者。 “那是汶川地震后不久，第一次走进台里，看到入口处宣传板上大伙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身影时，学了6年新闻的我被深深震撼了，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觉到了‘新闻人’这几个字的重量。” 第一次写稿，第一次上素材，第一次编片，第一次参加栏目的例会，第一次挨批，第一次“遭遇”表扬，听不懂四川话的茫然，采访中不知变通闹下的笑话，到重庆后第八天去灾区采访来回三天拍出的5条新闻……在无数个可以记起以及记不起的“第一次”中，她也逐渐找到了“新闻人”的感觉。 “我总是想一点点地去靠近我所理解和坚守的某种可以称为新闻理想的东西。虽然理想这个词在一些人看来，宏大有些幼稚有些可笑。但我始终觉得，一个新闻人，如果都没点类似理想的东西，又是多么可悲。” 工作两年多时间，有过顺的时候，也有过特别不顺，甚至一度想放弃离开的时候。但她说，她总记着毕业送别时吕艺老师跟她说的那番话，“我们学校走出去的学生，能力我是不为你们担心的，最后还是看做人。即使一时吃亏，但能坦荡立世，能每个晚上睡下的时候都很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在吴春春眼里，这几句话虽然看起来特别朴实，但是对一个从事新闻行业的人来说，其实特别重要。这个行业接触的社会面多，就也相对复杂。有些人做得久了，油了，为了去拿所谓的“车马费”，把一些根本不是新闻的新闻，拧巴成“新闻”的情况也不是不存在，甚至为了拍新闻而造新闻。这个时候，该怎么做，没有人天天替你把关，公道全在人心。 就像吕艺老师说的，要坦荡立世。而现在这样一种工作态度，更加直观地体现在了她选择的一些新闻题材上。她和她的搭档，开始更加自觉地关注一些小人物，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渝雅妮，一个脑部发育不良被亲生父母遗弃在出租车上的女婴。吴春春和她的搭档发现后，做了长达三四个月的跟踪报道。孩子被发现，送到福利院，发现患病，治疗，一直到恢复健康。但刚开始，事情并不顺利。5到10万元的治疗费用，是其中最大的难题。为了出生刚一个月的孩子，他们拿着前期报道的视频材料，跑慈善机构，跑关工委，跑各种可能捐助的企业，连续碰壁，连续跑，最后筹集到了治疗费用。但就在孩子办住院手续的过程中，医院和暂时保管善款的福利院因为“先治疗再交钱结账”还是“先交钱再治疗”的问题发生了纠葛。重庆的3月还很冷，孩子由月嫂抱着，就在医院门诊大厅一等就是一上午。吴春春说，当时她就拿着话筒在孩子旁边站着，听着他们吵。然后突然间泪流满面。 她说，那一瞬，她在空洞的门诊大厅里，想到了太多东西，什么叫慈善，什么叫良知、什么叫责任等等。她说，她也明白，作为一个新闻人，应该是要克制的冷静的，但是眼泪还是就那样出来了。“也许在保持对新闻事实理性判断的基础上，记者首先还应该是一个人。冷静不代表僵化，一个记者不能保持一颗温暖的心，首先打动不了自己，永远也别指望打动别人。” 采访手记： 北京、重庆，隔着互联网，与曾经无比熟悉的春春姐，一聊就是几个小时。采访的最后，她说，她曾经无意间看到过这样的说法，“我们的国家正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往前奔跑，但是这个过程中，千万别忘了那些被你跑的时候撞倒了的人”。不记得原文了，大意如此。她说，记得好像是贾樟柯说的。虽然从来没看过他拍的任何一部电影，但就因为这样一句话，记住了而且有点喜欢这个人。她还说，送给师弟师妹的建议，就是记住这句话。 还有呢？有好书就读，有好电影就看，有好课尽量去听，好好学习，好好生活。 这就是我熟悉的，被她的学生评价为“骄傲，自强，而且还带着点小孩子气”的春春姐。新闻，一直是她心底一种倔强的理想。

记者/潘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