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杜鹏，1998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2002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师从杨伯溆。2005年7月至2007年9月，就职于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期间借调至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半年。2007年9月起，供职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办公室兼对外关系部主任。 浓眉大眼，略带微笑，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笔挺的黑色西装，洁净的白色衬衫，利落的黑色领带。左侧胸前别着一枚徽章，上面印着“光华管理学院”。杜鹏一面向记者走来，一面说着“随便坐，会议室里的水自己拿”，一派清爽干净、雷厉风行。 这是杜鹏供职于光华管理学院的第四年。在他的北大生涯里，经历了国际关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不同院系的人文气质、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给了他不同的人生体验，多元化的思想让他不断开拓，创新进取，永远思考和坚持自己的“比较优势”，拥有“他人无可替代的价值和特点”。 新闻人：集采写、编辑、主持、导演于一身 北大电视台，正是杜鹏成为一名新闻人的起始站。“和现在相比，当时学校的新闻机构很少，供学生学习、创作、实践的平台几乎没有。我大二时加入北大电视台，设备还很简陋，单凭着自身的兴趣开始慢慢尝试这样一项陌生的工作。”大学阶段，杜鹏并没有受过专业的新闻教育，却凭借着自身对于新闻的直觉和敏感，在不断的尝试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成为了学校里知名的“学生明星”。他在青海、西藏等地拍摄制作的北大学子支教支边纪录片，曾在中央电视台张泽群主持的《十二演播室》播出。 “一开始，电视台的记者大多都是采写新闻的只负责采写，主持节目的只负责主持，剪辑画面的只负责剪辑，但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能全面地锻炼记者。”于是在杜鹏当记者团团长之后，电视台里的学生记者不再是按照不同的新闻制作领域来分工，而是由原来的横向分工转为以整体节目的采写、主持、剪辑为单元的纵向分工。自此之后，北大电视台成为学生记者一块宝贵的实践基地，也培养出了耿殊、吕帆等优秀的北大人。 正是本科阶段对于新闻实践的接触，让杜鹏逐渐对新闻这一领域产生了兴趣，在保研时候填报了新闻与传播学院。2001年，杜鹏在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实习，作为一名记者，他所做的只是“举话筒、提问题”这样琐碎的工作，偶尔也有上镜的机会，但最后是否被剪辑掉也不确定。进入新传之后，2004年他又以更专业的教育背景加入央视，这次在新闻评论部的直播和纪录片组做编导。当时正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50周年，受全国人大的委托中央电视承担了制作台一部专题纪录片的政治任务，该记录片分为上、中、下三篇，仍是一名在读研究生学生的杜鹏却已担起了上篇导演的重任，讲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的光辉历史。“我当时研二，全国人大给我们做这个片子的预算可观，我这个团队中除了我还先后有过两个助编、两个摄像和一个摄助，我们共同完成工作。我记得我们组的一位助编是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一年级的研究生，她一天到晚都杜老师、杜老师地叫我，我也没吱声，后来她才知道原来我和她一样，都不是在台里工资单上领工资的所谓‘台聘’或‘中心聘’人员。我们这个组走了陕西、江苏、广东、山西、天津、山东等六七个省份，用了半年多才把那部《光辉的历程——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做完。” 节目临播前，还出了一个小插曲，央视紧张却有序的应对也让杜鹏学到了很多。“我记得是2004年9月14日晚上8点45分要在央视一套播完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直播后马上播出我这一集。下午突然得知央视台领导又要再审一次片子，这回有中宣部的几个处长来。当时制作节目，我们到科影厂翻拍了一些老照片做历史资料，在这一次审片中中宣部的一位领导一眼就看出来，其中有一张照片使用得不合适，于是就掐掉了两点几秒。但就是这么短的时间，整部纪录片的音画就不同步了。于是，我们马上坐着中央电视台台长的车，从三环一路亮着警报从应急通道到了北影厂，找到当时的配音老师，把那个镜头前后5分钟的台词重新再念一遍，迅速拿回去编辑、生成，7点多钟才生成终稿，交到台里备播。” 工作人：“一直都在北大服务” 从2005年7月硕士毕业起，杜鹏就一直从事着和行政有关的党政机关工作，他谦虚地说“都是琐碎的办公室事务”，但其中面对的大量公文写作、稿件处理、媒体公关、危机应对等事务，让他不断成长、越发成熟。而这一切让人羡慕的经历，他只是简单地总结到，“我一直都在北大服务。” “在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里面，我所做的工作只能算是行政教辅，也就是辅助教学的行政工作。到了光华管理学院之后，由于曾经负责过一段时间学院的对外关系部，工作之由和媒体、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打交道的机会就非常多了。我们办各种大型论坛、年会和媒体活动，邀请电视、平面、网络等各种新闻媒体朋友参加，拍过记录片，这些工作都需要掌握一定的媒体知识和沟通技巧。因为我们是北大新传的毕业生，懂得媒体的内部运作和媒体想要了解的内容和希望的表达方式，所以不管是理念还是技术层面，和业内人士对话时，不会露怯，证明我们不是外行。这样一方面赢得媒体的合作和认同，一方面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好地体现了传播效果”。而这些，和因为在北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实习，尤其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专业教育，让杜鹏比其他人更得心应手。 在硕士阶段，杜鹏广泛阅读中外文献，学习了很多方面的知识，包括杨伯溆教授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关世杰教授的“跨文化交流学”，陈昌凤教授的“新闻学理论研究”等课程。“本科阶段我在国际关系学院接受的可以说是通识教育，英语每天练，国际关系史必须掌握，了解国际政治，研究跨文化现象，主要是为了扩展视野奠定良好的知识储备；到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精英教育体制下对于研究方法的了解、熟悉和掌握。杨伯溆老师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他教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刘德寰教授是北大社会学博士，侧重于定量研究，他教我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这都给了我本科学习阶段所没深入学习和掌握的研究方法。在学习工作中，器物、技巧都不是第一性的，方法才是更内核的竞争优势。” 谈到杨伯溆教授，杜鹏非常感谢导师三年中的悉心栽培，并深深敬佩杨老师举重若轻的人格魅力、严谨踏实的学术态度。时至今日，杜鹏仍旧在稍有空闲之时去杨老师家中坐坐，师徒二人聊琐碎的工作，谈新近的想法，讨论对国家大事、国际关系的态度，也像朋友一般放松地闲谈。杨老师对杜鹏嘱咐最多的话，就是“自己少卖力一点，别做得太累了，要注意身体呢！”杜鹏每每谈及此处，都感念甚多。 杜鹏作为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之前也曾兼任过一年学院的对外关系部主任，对于公共关系的了解也对他的工作大有裨益。2003年上半年，他曾在美国霍夫曼公共关系公司实习，“公关公司和媒体是二元对立的两个实体，但他们并不是Conflict，而应该是Cooperation的关系。如果我们既懂甲方又懂乙方，能够站在双方的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解双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对于工作的开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也能节省很多时间，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这段经历，杜鹏曾经还请教多位公共关系的研究专家，写过一篇学术论文。 生活人：“朋友是一生中特别宝贵的财富” “每个时间段给人的感觉、对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20多岁时，我们一样面临着找工作、保研或出国的压力。但人都是这样，过了五年十年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事情，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30多岁，我们应该告诉自己一个明确的人生方向，经验的积累和思想的成熟在而立之年足够让我们考虑好未来是向左还是向右。”杜鹏对于生活有自己的态度，尽管他将大多数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但他喜欢的是有条不紊、张弛有度的节奏，因为极端化会给自己、团队和身边的人带来压力。“我们需要目标，但目标别定太高，要自然一点，严谨一点，有退有进，不要强求。” “我不是一个会生活的人，我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到了工作上。”杜鹏的空闲时间除了和朋友的联系、和师长的交流，一个人的空间里电影就成了他的最爱。“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从一种情绪转移到另一种情绪，从一种境遇转换到另一种境遇。有一天我把《倩女幽魂》翻出来，用一个周末把前后三部又看了一遍，重温的既是电影，也是当时看电影的那段时光。”艺术学院陈宇老师曾推荐杜鹏看一部名为《悠长的假期》的日剧，“人到30岁时有时需要放缓一下节奏，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想一想、走一走，整理思绪，重新出发。” 杜鹏特别重视“朋友”两个字，“我很庆幸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分布在党政机关、国企外企等各个领域，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时候给予我们的是可以温暖一生的情谊和帮助。他们不是移步换景式的，也不是酒肉狐朋式的，而是长久深刻的友情。朋友要能交流，能推心置腹地说一些心里话。朋友之间需要相互‘抬’，我把你‘抬’上去的同时你也把我‘抬’上去了，相互支持才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同龄人之间，友情让他加深对人生的理解；对于忘年交，友情给他人生指点，让他顿悟舒畅。 刘晓东是杜鹏在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硕士时的室友，他们在45楼上下铺一起住了一年。那个时候农园前面还有夜宵的小摊，一到晚上就有同学三五成群地过去吃东西，他们俩就经常和其他专业的学生一起吃着鸡蛋灌饼，咬着烤鸡排，喝着扎啤，聊天谈心。毕业5年了，任职于国家广电总局的刘晓东依旧和杜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时约出来聊聊天、打打球，情谊未变。杜鹏认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一定要有强烈的沟通意愿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并且能学会倾听别人。现在人们对网络虚拟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但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还是face to face的直接交流，要通过语言表达、肢体动作、表情阐释来实现。” 感情对于杜鹏而言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经历，尤其是大学时代的感情。“职场上谈工作，学生时代要谈感情。无论能否谈成男女朋友，感情都非常的纯粹和真挚，这些对我们日后都是弥足可珍的。我们要在大学把工作以后不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别给人生留下遗憾。” 采访结束之际，杜鹏反问了记者几个问题，难以掩映他曾作为记者的一面。记者在杜鹏眼中就是一位亲切的小学弟，他嘱咐这位采访他学弟，“书本上学的东西，不是智慧，智慧要从生活中来。无论多么伟大的人，也要经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没有人是一开始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现时下，我们总是要面对太多的诱惑和许多选择，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做一个有理想、有原则、不忘底线的人难能可贵”。 在谈到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杜鹏有些遗憾的说，“一会马上要有下一个会议，今天不能好好跟你聊了。我想，做一个能让别人幸福能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自己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采访手记： 从北大出的一本记录优秀学子的书上，我了解到了杜鹏师兄的故事。故事只能用精彩、斑斓、甚至辉煌来形容，我们不了解其中的艰辛付出，也不了解面对选择时他的内心，但他做到了自己想要的，也正在走自己选择的路。 师兄百忙之中抽空应约采访，虽然谈得不够深入，但由于在看了之前对师兄的专访稿件的基础上，已有一个大致了解，因此采访围绕了一些自己更感兴趣、也更能突出主旨的话题进行交谈。采访中师兄的风度翩翩、侃侃相谈、有思想、有主见，给我印象颇深。 而印象最深的，是我将采访稿写完后返回给师兄，师兄那认真细致的修改。红色的笔记很是亮眼，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师兄能够抽出时间来，学弟特别感激。我理解的师兄，虽然说起要偶尔的“给自己放放假”，但终究是对己严苛、追求完美的人，这是他的工作态度，也是他的人生信条。

记者/黄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