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历： 傅瑜，2003—2005年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国际交流二学位，期间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交换学习一年。毕业后曾于万博宣伟公关顾问公司、北京瑞丰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目前任职于《中国日报》。 一头漂亮的长发，娴静优雅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虽然总是以自己不够优秀为名推脱采访，她身上却隐隐有着一股令人心定的力量。 现在作为《中国日报》言论版编辑的她，每天的日程十分固定。早上7点起床，错开车流高峰。7:30到单位后，迅速开始利用这段较为安静的时间翻译一些专家的约稿。9点之后，她开始与专家们联系，既是沟通思想也是预约新的稿件，这样一直持续到中午。匆忙简单的午餐过后，继续上午未完成的工作，直到六点下班回家。但之后也并非全是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与家人相处、每天例行的锻炼结束后她还要再浏览一下当天的外媒新闻，直到11点多上床睡觉。 “周一到周五都是这样规律而充实的生活，周六是我固定留出的亲子时间，我也会把其他一些家庭琐事都在那一天处理掉，然后周日有时又会来报社学习，”她笑着说，忽视了记者对于这一主动加班之举的惊讶之情。 她的生活稳定得貌似静止，但你会发现前进才是她一直持续的状态。从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二学位到现在以来，她像江面上的一条小船，风平浪静让人容易忽视船行，却一直坚韧而不懈地向更宽阔处驶去。 燕园时光 经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从1983年起面向社会招收国际文化交流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傅瑜200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毕业后，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进行她第二学位的学习。 “在北大的时光特别快乐，这主要是思想上的快乐，北大几乎跟我之前想象过的一样，特别鼓励兼容并包，敦促人积极上进。从前在北师大把基础的知识打得很牢固，但生活也相对压抑，不像北大那么多电影啊讲座啊，让你性格变得很活跃、开朗。当时老师同学在课堂上都会积极地讨论问题，下了课BBS上也十分热闹，北大就像一个思想的集散地，而那也是我自己的知识大爆炸时期。” “像当时教英语新闻写作的李琨老师，在新闻领域颇有建树的徐泓老师都对我有很大影响，另外印象很深的还有杨伯溆老师，他是留学回来的，教学思路跟其他老师都不太一样，是启发性的，现在我都还依稀记得当年他向我们讲授跨国公司，大家一起讨论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的本质时的场景。” 她五年前在北大的生活似乎跟现在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宅”在宿舍看美剧、和同学一同“腐败”、K歌。她坦言，除了老师之外，最大的收获也来自这期间结交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常常在一起聊天，像聊人生，女生之间聊爱情啦，我们班上十多个人，同学之间感情非常好，现在几乎每周都还有聚会。” 她笑笑，“反正我觉得有朋友是特别好的事情，什么都可以说，彼此像心理治疗师一样。” “这么一路走来，都离不开老师们和同学们的帮助。而且我想特别感谢一下孙华老师，他特别关心同学心理健康的成长，他经常去参加一些研讨会，学到的知识方法都跟我们分享，同学生活学习中出了一些问题，他也会尽可能地去帮同学解决。像有什么就业的信息，他也会给我们介绍，我当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帮我找的，帮我们写推荐信，然后跟单位负责人打电话沟通，前前后后，去了之后还会打电话问你感觉怎么样，特别细心。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关心同学，是一个很知心的朋友，毕业这么多年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 短短两年之中，还有一学期她去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交流学习，这段经历也像一幅美丽的画卷，留在了她的记忆之中：“我特别感谢母校有机会让我到国外读书，这段留学时光给我更大的冲击是文化上的，像他们没结婚生活在一起，生了两、三个孩子才结婚，现在看他们只是按双方都习惯，社会也接受的方式去生活，当时却几乎觉得是违背伦理道德的。” “我从前对西方的很多观念也因此被打破了，发现他们实际上特别重视家庭，以前听说许多青少年18岁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故事，他们性格上的确很独立，但是家人间情感上交流却很多。”她将自己从回忆中拉出来，理性地思考自己的收获，“出国交流让我意识到，很多冲突都是文化根源引起的，你要是多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对中外的沟通也会更有帮助。” “时间过去很久了，很多事情我也忘记了，但是北大给我留下的感觉是在的。像现在在《中国日报》，同事也会觉得，北大的同学比较浮躁，不够踏实，但优势也很明显，就是视野很开阔，想法很多，性格也十分活泼外向，更可贵的是有一种精英的责任意识。北大对我来说，也同样拓展了我的视野，带给了我一片新的天地。” 不怕试错的青春 打开傅瑜简历的时候不禁吓了一跳，不仅是她在校期间的优越表现——综合排名第一，还曾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交换了一学期，更是因为她好像什么都做过，筹备公司上市、协调公共关系、报道商业活动……让人怀疑她是否有三头六臂。 而她对从前那段不断跳来跳去的经历有些许的遗憾，觉得自己走了不少弯路。刚毕业的她不断在记者和公关之间摇移，首先在一个专业的公关公司工作了一年，然后到了《中国日报》，做了一段时间记者后，又被报社安排从事公关这方面的工作。“可是在报社公关不如记者成长那么快，之后有段时间我就离开报社了，去一个想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做它CFO的助理。很不巧的是企业有风险，它最终融资失败取消了上市计划，就不需要我了。” “假如我一直坚持做公关，做了这么些年，在业界也该算资深的了，但现在我等于又重新回到媒体，从头开始做起。”回忆这些她言语中难免流露出一些沮丧，可谈起自己的适应过程，她又回复了之前的游刃有余。 “经济、金融的知识我都是在做首席CFO助理时学的，自己看书，也请教人。像一些基础的财务报表知识啊，法律的知识啊，还有司法考试的知识，我都学了不少。”她略一思索，加上一句“现在想想，当时花了两年去学一个专业实在是太奢侈了。” “我一直很喜欢媒体，但无论是我从前的英语专业，还是新闻，我觉得都没有太多专业的知识。你会发现你学的那些东西都太旧了，真正用得上的东西，都需要现学，而且做新闻需要对社会整体的情况有了解，包括新闻中间的一些法律、历史、地理的知识都是需要在工作中学的，甚至包括一些从业的理念。” “年轻的时候还是要不停地在尝试，看自己能触到什么极限，并寻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但最后一定要settle down，踏实地做下去。”她认真地说，并不忘自嘲一句“不要像我这样熊瞎子掰包谷，最后什么都没捞着。” 是理想，更是选择 每个传媒人都会被问及理想主义的问题，每天做着高压、高强度的工作，面对海量的信息，常常四处奔波，论物质回报却远算不上丰厚。究竟是什么令他们被这个行业所吸引，贡献出的都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很多人有新闻理想，记者被称作是无冕之王，力图揭露社会上不公正的一面，从一个高的视野看社会上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理想鼓舞他去做。”傅瑜承认这种理想主义也激励着自己，“另外，它也确实很有趣，你会发现写作每一个报道的时候都是挑战，你不仅是做giver 而且是做taker，让我觉得是精神上很充实。” “另外做传媒也是一个好的职业起点，我一个师姐就是做四、五年记者之后去做公关、企业的外宣，这也是一条路。” 被问及传媒人需要具备的素质，她回答道：“对于一个传媒人来说，首先是思想要开放，要综合、平衡各方的观点，其次就是一定要能吃苦，你经常要熬夜、写文章，要看很多很多资料去学习一样东西。另外要有快速学习的能力，不能像研究论文一样花那么多时间，什么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所以传媒真的是需要一个人有综合素质的。” “我现在在报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可以把英语练得很好，然后能把自己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在校期间的一个遗憾也是英语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加强，如果将来真的想做英文报道，有机会可以多练练同声传译，多看一些英文的报刊。即便选择在中文媒体工作，英语好也有优势，你可以采访外国人，把他们的想法报道给中国人。” 在《中国日报》这份国家级的英文日报工作，也让她对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也产生了一些见解，“我现在约一些研究中国哪些方面的专家，然后把它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读者看，相当于是一个对外传播的过程吧，我比较深刻地觉得我们对外传播的一些观念需要改变，总是一味地说别人不好会显得很不平衡，即便是为了宣传也很难让人信服。” 她笑称目前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短期计划就是是两年内成为一个资深的编辑，并且能让自己的英文达到同声传译的水平。“两年后再想下一步吧，我觉得想太多会累，也没法专注。” “现在将毕业的新传学生，如果想工作就先赶紧找工作，国外的大学跟北大差别也不是很大，还不如早早找一个适合的方向定下来，工作一段时间有机会再出去深造。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机会最大的还是在中国。中国虽然可能有些不如意，但非常有活力和生机。” “北大人一定要胸怀祖国，但不能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一定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另外也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呆着，把视野局限在分数上，这样是特别大的忌讳。多参加社会实践，电视台、公关公司、企业都试试，都尝试过了就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采访手记： 已经结婚，并且才有了个1岁的小宝宝的傅瑜坦言对现在的状态特别满意，“事业也找到方向，安定下来，可以安心努力了。家庭也很和谐、父母健康，是比较合适的状态”。回望她走过的路，可能看不到想象中的惊天壮举，或有什么特别的机遇一战成名，但每一个脚印都踏实而真实。无论选择的问题是否像她强调的那样“出了一些差错”，她一直从容、耐心地做着眼下的事情，力争最好，并且永不止步。而这就是我从她身上受到的最大启示。

记者/秦宜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