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蒋晓涛，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2001级编辑出版专业本科生，现就职于北京大学教务部。曾经最不喜欢语文，却误打误撞进了码字的专业；曾经想指点江山，有幸得上天眷顾以最后一名考入国关读研；曾经想终身从事学术，却鬼使神差在大学行政部门做了学术服务员。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不是状元。喜欢阅读，热爱北大，有点小理想。我是蒋晓涛，新闻学院制造。 我是2001年来到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用我们私下的玩笑话说，我们是新闻学院血统最纯正的第一批本科生。既讲到血统，不得不提到学院教会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媒体人心中必须要有一杆是非曲直的秤，我想这就是正义感吧。我已经想不起是谁第一个对我这么说的了，但这句话在我心中一直很有分量。正义感可以是满腔热血，但在北京大学，学院提供的无论是课程、讲座和媒体活动，还是学生校园媒体实践和实习，都要求我们摆脱简单的感情上的是非倾向，而要求基于理性认知之上的正义评判。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往往很难用简单的论断予以定性。但当事件的复杂性伪装至诡秘的程度，让局中人和局外人迷惑不解的时候，人又往往会回到基本常识寻求答案。在学院的四年时光，让我享受到了充足的空间来学习和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公共政治方面，媒体对国家政策和社会公共事件的评判说大了会上升到政治哲学。比如自由与平等这一对矛盾体，自由多一点，平等可能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自由可能就少一点。讲正义必须要讲基本的政治立场。我大二开始常常被这些问题困惑，于是开始读一些这方面的书，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马克思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还有《自杀论》，等等。《自杀论》是刘德寰老师给我们上的，还记得德寰GG每次拎着一罐可乐上课的场景，他在台上挥斥方遒，台下一帮少年少女崇拜地听讲，场面相当写意，回想起来非常美好。《自杀论》等书几年之后再去看很有意思，但当时我学的时候却很不感冒，没学好，打心底里觉得自杀还是更关乎个人自由。经典原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你可能当时读着没感觉，但总有一天，它会适合你，值得你坐下来重新阅读她，发现她的魅力。可惜的是，我浅尝辄止的坏毛病让我没有长期坚持深入学习和思考，受的思维训练也很不成系统，现在想来比较后悔当时没有修读哲学双学位或政治学辅修。回过头来看，很感激学院一直以来倡导的综合大学环境下其他学科基础之上的传媒教育，从个人经历来说，我是举双手赞同的。 北大给了每个北大人批判思考的基因，我们新院人更应该当仁不让。新闻与传播学院要求我们要有怀疑和批判的自觉。张积老师的“著作权法”课程经常引申到知识产权，我对这方面更感兴趣。知识产权目前几乎是一个关乎“政治正确”的话题，美国人在国际上尤其强调。但在历史文献中，我却看到美国在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时期也是一个窃取欧洲先进国家知识技术的“海盗国家”，也遭受欧洲国家的指责。一旦培植起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成为技术强国，美国开始在国际上广泛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自己登梯上楼之后反手就抽掉梯子，可见法律背后的故事并非如法律理念般纯粹。一门技术性的法律课程，其背后涉及到法理学、历史、国际关系、政治学等庞杂学科，吸引着我去广泛搜读这些方面的资料。对于我来说，这门课学完之后，《著作权法》本身的条文释义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我最感兴趣的是国家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知识产权这个工具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问题。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随着兴趣的慢慢转移，我才发觉自己越发喜欢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不过这已是我上了国关研究生之后的事了。 传媒行业要求有宽广的视野，学院从我们入学起就强调要立足于北大的综合大学学科优秀，多方位地汲取知识，广泛涉猎。做新闻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要有学科知识，要求独立判断。学习的“博专之辩”在新闻学院同样存在，但博是基础，专是职业方向深入的自然需求。比如记者写稿子，至少得自己先弄懂了再写，自己还没完全弄懂就开始写，是很不负责任的。我学的专业是编辑出版，做编辑同样要求自己对这个书的领域的知识最起码有所了解。我本科时候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去各个课堂蹭课，尤其是大二我们搬去万柳住的时候，由于来回并不是特方便，所以上完课之后并不是马上回去，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旁听，或者自己看看书，这段时间对我帮助很大。我想这就是在综合性大学的新闻学院的优势。 我们这个领域要求我们有社会责任感，要关注公民权利与责任，关注社会平等和经济自由，关注国家政治进步，要有为社会弱势群体担当发言人的自觉。我来自农村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自然而然对“三农”问题有较多关注，所以大学期间主要参加的社团是乡土中国学会。我们还是一帮蛮有理想主义情节的年轻人，在前辈们的带领下，一起读书，一起探讨历史和现实，一起参加农村调研，彼此也收获了友谊。参加这个学会帮助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时刻不敢忘却现实。虽然我现在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很少参与活动，但仍然保持随手翻阅《南风窗》等杂志的习惯，我必须知道我出生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否则我良心难安。 学传媒让我们的人生轨迹有适当的适应性和选择性。我直到大三暑期实习之后才认清楚自己并不适合当记者。当时我和新闻班的陆小磊、吕亢在《法制晚报》社实习，带我们的编辑叫薛冰，挺帮助我们的。我们做民生社会新闻，接受的是最基本的记者职业训练。不过我并不开心，发觉自己还是更喜欢宏观一点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于是，实习一个月后立即回家一星期，见过父母后毅然决然投入考研大军，考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很幸运以上线最后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在国关的学习还是比较愉快的，也很享受看自己喜欢的书的快感。从编辑出版这样一个以人文训练为主的学科到了一个社会科学学科，经历的不同学科训练还是很有收获的。我还是像本科时候的老样子，上课成绩一般，但喜欢蹭听一些课程，最大的收获是硕士论文得了优秀论文，算是一个小小的肯定。所以，新闻学院的学习让我们有了较强的适应性，相对有较大的可能做出人生轨迹调整。当时我们编出班15个同学，本科毕业后有读信管硕士的，有读中文硕士的，有我这个读国关的，有读经济学硕士的，有读哲学硕士的，有工作继续做出版、做媒体的，甚至还有专业炒股的。目前来说，除了继续从事媒体工作的，还有约1/3在做公务员，也有在银行、事业单位工作的，还有一个在港大攻读经济学博士，一个在社科院攻读中国哲学博士，还有我这个做高等教育行政工作的。所以，咱新闻学院出来的，慢慢都会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我们在本科期间能做的，首先就是做好各种准备。我个人的理解，比如有严谨的思维训练，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至少一门基础学科的最基本学术积累，学生组织、社团活动等校园“第二课堂”的历练，广泛的涉猎，兴趣的培植，有机会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参加国际交流项目开拓视野，等等。至于GPA，重要但不必过于执着，它仅仅是GPA而已。 在新闻学院，遇到了很多好老师，遇到了很多值得一生去珍惜的朋友。短暂四年弹指逝去，我们却从青葱岁月不得不慢慢学会独立担当。想起那段时光，每每让我热泪盈眶的是师曾志老师。除了当我们编辑出版班的专业课老师，更是我和瞿星海的好长辈，在我最迷茫最低谷的时候，很幸运能有这么一位好老师不厌其烦地给我指点，帮我解惑，让我重塑信心，让我明白自身的价值，也让我更加珍惜友谊和爱。在这里我还碰到了“师父”刘誉泽，碰到了与我同为“春梦了无痕”徒弟组合的大象陈奕新，还有下铺兄弟瞿星海。能了解你、无私包容你缺点并且随时能一起分享成长的喜悦与阵痛的好朋友不多，你们就是我这样的朋友。我们班同学性格都比较好相处，而且由于人少，所以大家的集体凝聚力很强，很团结。而且我们只有4个男生，所以更是受到了女生的关爱。比如来自青岛的曹晓明同学大一上来就给我们扛了一箱青岛啤酒，让我们既感动又得意。我们一起去玉渊潭赏樱，一起去世界公园，一起去西门鸡翅，一起去南门半分利吃小火锅，一起去班主任张积老师家里玩“杀人”游戏，一起在肖东发老师带领下逛故宫，享受超专业的讲解服务，一起在师曾志老师带领下参观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参观雅昌艺术馆，师曾志老师还给我们公关，推荐我们去实习。在这里我们碰到了学术大牛杨虎师兄，碰到了陈喆、“大卡”、“吃面”等亦兄亦友的师兄，碰到了赵耀、李萌等指点成长的师兄，碰到了李英伟、贾磊、张剑烽等一众一起踢球、一起半夜联网CS、一起醉酒啃鸡翅的好哥们，也各自碰到了青涩美好的校园恋爱。我想，是缘分让我们相识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相知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可能还有人相守始于新闻与传播学院。 愿与你一起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