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赵琬微，2002年以“文艺特长生”专业第一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燕园度过本科、硕士的美好时光，师从徐泓。在校期间，曾在新闻网、民乐团、山鹰社、精武会等处留下过奋斗的身影，在群星闪耀的新闻学院里属默默无闻的一员。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工作至今。 一切都变了，一切又仿佛依旧，如此亲切。转眼八年过去了，我在这个园子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经历了很多故事。它们可能是成长与收获的“励志版”，可能是失败与遗憾的“教训版”，也可能是风花雪月的“琼瑶版”。但我更想记住的，还是充满惊喜的“漂流版”，因为你只要呆在这里，什么也不想，只是随着周围的环境一点点向前，就可以遇见很多美好的，令你惊喜的人和事，将其归纳为“随波逐流”的故事。 非主流新生 2010年开学，我被单位派到北大来采访“李敖之子李戡”入学一事，在和蜂拥而至的香港媒体一起追逐“明星新生”签到、搬行李、进宿舍的过程里，我重新体验了一遍当新生的感觉，忽然有一种乾坤倒转的迷失感，仿佛回到了八年前，自己来到园子的那天。 2002年，我扎着马尾辫，以一个文艺特长生的身份来到新闻与传播学院，心生怯懦。生怕自己特长生身份，引起什么歧视，或者学习跟不上。在第一次班会上，当一个同学介绍自己是舞蹈特长生的时候，我心情忐忑的扫了一眼人群，多数人露出的不是惊讶，而是羡慕的眼神，这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从小在父母的监督下学琴，没有选择权，因此也谈不上热爱。但确实，扬琴为我带来了人生最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让我这样一个“不愿争先、恐为落后”的普通孩子，加了几十分，有了上北大的机会，和高考状元和各种优秀的人成为同学。几乎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可贵的品质。在我来看，多数同学不但聪慧，而且极其勤奋，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期末考试的时候，因为宿舍熄灯，总有人在楼道里挑灯夜战。慢慢的，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体验共同战斗的乐趣。 随大流，也许不是一个北大学生喜欢用的标签，但对我来说，能够顺利的融入这个群体，在里面生活、欢笑、成长，就是一件幸运和幸福的事。我常想，来的时候我成绩比大家差一截，走的时候，只要是个中等水平，就是进步了。所以完全没有新生的压力和“失落感”，而是在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里，开始了大学的生活。 “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大花园，多姿多彩的植物生在其中。”这是2009年我采访即将离任的许智宏校长的时候，他亲口告诉我的。实际上，也正是我所感受到的，也许在有些地方，非主流是一种弱势，然而在这里，在北大这片热土上，每一朵花都有它生长的园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读本科的四年时光，我并没有像自己担心的那样成为“墙角的花”，而是像一棵长疯了的草，贪婪的吸收着花园里的一切，整个人变得自信起来。 随班主任一起当“旁听生” 我们入学时新闻与传播学院只成立了一年，课程安排、就业前景都不是很确定。对学生来说，反而少了束缚、充满了选择。在专业课之外，学院的老师鼓励我们去别的系听课、选修双学位、参加课外实践。有一回，我旁听艺术系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遇见一个背着一个双肩包的“男生”，走近一看，竟然是我的班主任陆绍阳老师，他也去外系当了个“旁听生”。 这种宽松的气氛，特别适合学新闻，本科毕业时，同班大部分同学都掌握了一门双学位、或者第二门外语。我们宿舍四个人，分别学了经济学、国际关系、艺术系、心理学系的双学位。我们班还有辅修法语、日语、德语、阿拉伯语的同学。当时北大的双学位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新闻学院的学生应该算是走在前面的先锋团了。 在这种活跃的氛围下，我也耐不住寂寞，随着宿舍好友付娆一起参加了几个学生社团，选修了一个双学位。此后，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一刻不停。深夜守候在电脑旁，等待零点时分大家一起“刷屏”选课，清晨跑到静园或湖边去晨读，听了一上午的课，中午跑到岩壁去参加社团例会，干点晒帐篷、刷鞋的体力活，回到宿舍和姐妹们一起读书聊天，晚上再听个讲座……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目的，仅仅围绕着“兴趣”两个字。这段时光，是我整个大学最快乐，最烂漫的日子。 当我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常常反省，自己是不是挥霍了太多的青春，没有目标的生活。让时间就像雪花一样散去，美丽无暇，却不知道漂落到何方。如果我把爬山、跑步、弹琴的时间用来学习，会不会更有收获？记得我20岁生日的时候，有一个来北大旁听的不爱说话的朋友送了我一张贺卡，写着，羡慕你拥有这样简单的快乐。现在的我，才真正理解了他的心情，也更加庆幸，自己曾经盲目的快乐过，恣意妄为的生活过。这不但是一种宝贵的自由，更是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最好机会。 新闻，从身边开始 正是在这种“疯长”的大学生活中，我开始了解了“新闻”是什么。有人说，新闻学是个技术工种，不必设为专业，在找工作的绝望时刻甚至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但回过头去，我们还是要感谢，作为一个专业它所带给你的多角度的思维的方法，对社会的关注，对生活的超然。或者简单的说，人文学科的悲悯情怀，和社会学科的逻辑思维，都是新闻学院所试图教给我们的。有的人掌握了，有的人了解了，有的人仅仅是知道了，至少我们曾试图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着热切的关怀，对社会有着冷静批判的人，而这一切的教育，就是从身边的实践开始的。 大二的时候，我们开始上徐泓老师的“新闻采写”课，课堂上，徐老师带着我们写《北大青年》的“农民工专版”。课堂外，同班的同学不少都加入了北大校报、北大青年、电视台、广播站等校园媒体边学边练。当时我觉得网络发稿快，有成就感，所以就到了网站，参加了北大新闻网记者团。那时的网站初创不久，稿件很缺，所以老师总是催着我们发稿。于是我们写作积极性也就很高。我清晰的记得第一篇文章是《漂亮的网球场，是谁冷落了你》反映的是勺园前面的网球场建成后，迟迟不投入使用的问题，短短几百字让我开心了好几天。 各种采访、线索，只要是感兴趣的，我根本不去想能不能发稿，先写了再说。我在校园里去找线索，想办法采访写成新闻。这期间有很多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我的思维习惯发生了改变。一次，我听说北大俄语系一个退休教授，帮助残疾青年自强自立，很感人。于是，我就自己联系，到他家里去采访。果然，这个老师是个活菩萨似的人物，他自己并不富有，依旧倾其所有的帮助他人，让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吃住。其中有残疾人，也有北漂的青年。我是抱着写“好人好事”的心态去采访的，但是采访中发现，阮老师的故事不是令人快慰，而是令人心酸。在做外围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他不被家人所理解，街道的居委会也反对他让“外来人口”住进来，更令人难过的是，住在他家里的人中，有些明显是来“占便宜”的社会人士，并不是真正有困难的年轻人。在北大同事的眼中他是一个孤僻、固执的人。这可能是我头一次在采访中，感受到事实的冲突和内心的触痛，超出了以往单向度的思维。 虽然走出校园后，在都市报、外媒等单位的采编一线实习时也感受到了面对“突发事件”的震惊，打破“习惯思维”的挑战，以及工作中受到的“严防差错”的压力。但它们所带来的刺激，都不如最初的那些实践的影响更大。在校园里遇到的最初的触动，奠定了你理解世界的基本蓝图，那是以后各种经历所难以改变的。如果说，在校期间能够在发表文章，采访到一流的教授、学者，让我体验到了身为记者的荣幸，那么对身边保洁员、保安、旁听族等边缘群体的关注，让我们深切的领略了，新闻记者在社会上的责任，让我坚定了从事媒体工作的决心。 边走，边看 我不曾设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摄影记者，正如那许多次漂流故事一样，在毕业时刻，一个摄影记者的岗位摆在我面前，“一图胜千言”的诱惑吸引着我，视觉时代的端倪呼唤着我。我又随着缘分和运气，漂到了现在的工作岗位。 如果说，当初选择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因为中学操场上一行“妙手著文章”的题字，幻想着可以从写作中获得快乐，那么当我毕业时端起相机，真正成为一名记者的时候，我所感觉到的，完全不是文采飞扬的愉悦，甚至不是直抒胸臆的畅快，而是更加沉甸甸的，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压力。但正是这种压力，让我感到快乐和欣喜，记者的工作是如此的充实、质朴而真切，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