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左瀚颖，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获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双学士；2002年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攻读传播学硕士，期间曾任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现供职于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任市场部副总监。 燕园和万柳之间，4.3公里的距离，应该用步行、自行车、校车和公交车量过上千次。 初到万柳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新院的台子，有些兴奋，也有些忐忑。兴奋的是，要开始学习一门对我而言还是全新的学科，要结识一帮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同学、新朋友；忐忑的是，在新闻和传播学方面毫无基础、也没经历过考研磨练的我，能不能跟上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同学的步伐。恍恍惚惚中和一帮同学一起办完入学登记，和大家一起拖着大包小包涌入远比燕园31号楼宽敞的万柳公寓，开始了三年燕园和万柳之间的往返、定向移动的生活。 也就是报到那天，第一次见到了02级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关世杰老师。关老师在国际文化传播领域早有名气，还在国际关系学院上本科时就听说过关老师的大名。关老师一看就是儒雅派学者，银丝边的眼镜，两鬓微微泛白的头发和一脸和煦的笑容，是关老师的标志性形象。虽然在研究生阶段，大家主要跟着各自的导师学习，班级的概念并不似本科那么强，但关老师对班级同学的关心和爱护却随时可见。记忆犹为深刻的是2003年“非典”期间，关老师戴着大口罩从蓝旗营家里骑车来万柳看望大家、鼓励大家，每天晚上还给各宿舍打电话，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在“非典”肆虐的时候，同学们被“隔离”在万柳，进出燕园还需要出示带着镭射标志的学生证时，关老师用他对我们的爱和关怀，在燕园和万柳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关老师风尘仆仆，推着自行车出现在万柳园区门口时的样子，还深感温暖。 几天后，在燕园电教的阶梯教室，吴靖老师带着我第一次接近了传播学理论。还记得那时吴老师刚从美国回来，一口流利的英文，齐肩的短发，神采飞扬。吴老师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刚刚站上北大的讲台，还有些腼腆吧，笑容总是很含蓄，不过也确实很甜。吴老师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为全英文授课，每堂课都给我们留好些英文的阅读材料，也就是在对这些材料的啃读中，我们更加了解了哈贝马斯、阿多诺……吴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除了让我们阅读材料，准备课堂上抽查发言之外，还让大家分组做presentation，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或许吴老师都不知道，她在燕园课堂的指令会在万柳宿舍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在研一上学期，我们回宿舍自习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吴老师留下的课后资料上，同宿舍的同学不时交流一下学习心得，不同宿舍的同学互相串门，讨论做分组PPT。感觉上“大众传播学理论”那一段时间，是全班学习氛围最浓，交流也最频繁的时间。相信和我同班的不少同学至今还受益于吴老师给我们打下的传播学理论基础。 研一下学期，在第一教学楼二层某教室，杨伯溆老师开始让我们系统地了解传播学调查方法。虽然在本科的商务统计课上，曾经接触过市场调查，但当时仅仅是对市场调查初知皮毛，对很多理论、概念和方法都没弄得太清楚。杨伯溆老师选择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作为给我们上课的教材，当时好像没有这本书的中文版，我们就小“盗版”了一下，借了图书馆的英文原版来复印。虽然作者“巴比”的名字听着很可爱（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芭比娃娃”），但这本专业著作本身却没那么“可爱”。两本厚厚的复印本总是会让我的书包重了不少，每次背着它们在第三教学楼和第四教学楼找位子的时候，都有一种负重徒步的感觉；书里面那些专业生涩的英文词汇，也着实让我们在啃读的时候费了一番劲。不过，也要多谢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本好书，还系统地指导我们学习，要不然我也不能那么轻松地就适应了调查行业的工作。杨老师是我认识的治学最严谨的老师之一，在杨老师的课堂上，我们系统地学习了社会调查方法，大多数人都是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第一个调研方案的设计；杨老师还帮助我们培养起严谨的论文写作规范，至今仍然受用；杨老师给我们开课的时候，家里孩子还很小，事情也比较多，但他从来不会拒绝我们求学的“热情”。还记得当时在完成课程论文时，很多同学从万柳宿舍打电话到杨老师燕北园的家里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解答，想来这条万柳到燕北园的空中热线应该不止帮助过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吧。 研二上学期，我有幸投到导师谢新洲的门下，开始对媒介经营管理进行系统学习。说有幸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不少次听别人说过上研究生时被导师“放羊”的经历，而我在上研究生时，不仅没被“放羊”，还跟着老师参加了好些研究项目，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让我终身受益。谢老师是学信息情报学出身的，曾经给不少大型企业做过竞争情报方面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在转向新闻传播领域之后，谢老师的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网络传播和媒介经营管理方面。虽然上学时我们经常在谢老师面前抱怨他那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时不时给我们造成“理解障碍”，但谢老师集合多学科背景的优势，对网络媒体发展和媒介经营管理的独到见解，常常会启发我们对新知识和新领域的关注。在跟谢老师学习的两年中，跟着老师参加了好几个与媒介经营管理相关的研究项目，每参加一个项目都让我有机会去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受益匪浅。 跟谢老师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要“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是我拜入师门后不久老师对我们的训示。在工作以后回学校，谢老师依然以此勉励我们。谢老师应该算得上是新院最勤奋的老师之一吧。记得那时候，在他老地学楼的办公桌上老是摆着大大小小很多摞材料，有关于学期课程的，有关于社科课题的，有关于学院行政管理的……基本上每次到学院都能看到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奋战”，时不时还能在晚上接到他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由于过度疲劳，谢老师早早就有了好些和他年龄不太相称的白发。每次和同门去老师那里汇报学习和研究进展，我们都会劝他注意休息，注意身体，他总是用湖南口音糊弄一句：“哎呀，没事儿……”谢老师经常说，做人是最重要的，要踏踏实实做个好人。他告诫我们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说到不如做到，与其做个夸夸其谈吹牛的人，不如老老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诚诚恳恳对待周围的人。毕业五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中接触了越来越多的人，见了越来越多的事，虽然仍然算不得生活阅历丰富，但也深刻体会到谢老师说这两句话的意义。当自己本着这个原则工作、学习，并从中受益时，真的感觉能师从谢老师实为有幸。 除了勤奋，谢老师在新院还有一点挺出名的，就是严厉。老师有的时候开玩笑跟我们说他的学生当中没有几个没被他骂哭过，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在学习上是严师，对我们严格要求，但在生活中却是慈父，对学生关怀备至。还记得当初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在谢老师的要求下七易其稿，每一稿他都认真阅读，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逐步完善和改进；想想老师在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能抽出时间来细致地指导我们的毕业论文，实属不易。工作以后，每当领导肯定我写的研究报告时，我就会在心里深深感谢谢老师当初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谢老师对大家的关怀则体现在点滴细节：还记得2003年妈妈生病动手术又恰逢50岁生日，谢老师慷慨解囊资助我回家的旅费；还记得谢老师刚装修完新房，还没搬家，就把房子借出来，让我们几届研究生和博士生在那里搞聚餐，十几个同门和老师、师母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像一家人；还记得毕业时几个同学想一起请老师吃饭，答谢他为我们付出的心血，他却以我们刚刚工作，手头不宽裕为理由，自己去把账结了；还记得2007年结婚答谢老师和同学时，谢老师骑着自行车来酒店门口向我和老公表示祝贺以后就从匆匆离开，原因是他那天感冒了，怕传染给在座的同学……或许谢老师的严厉会招致不明实情的人的误解，但身正不怕影斜，在事实面前流言总是没有说服力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谢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和关怀让我们永生难忘，他也会是我们一生敬重的人。 研二下学期，在谢老师的推荐下，我认识了另外一位对我学习和职业生涯都非常有影响的恩师——刘德寰老师。毕业时选择到央视-索福瑞工作，同学们都开玩笑说我是中了刘老师的毒。虽然来央视-索福瑞这件事和刘老师没有直接关系，但确实是刘老师将我引入了市场调查的门。就在蔚秀园现代广告所那间有些拥挤、弥漫着烟味的办公室里，刘老师领着我们一帮学生开始参与各种市场调查项目，从调查设计到数据处理，再到报告撰写，从最初的忐忑，到其后的略知一二，再到有些驾轻就熟的感觉，在刘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和熟悉真正的市场调查，并最终将市场调查作为了自己的职业选择。至今仍记得当初被刘老师邀请加入项目组时的惴惴心情，怕自己专业知识和经验不够，做不好；幸好有刘老师标志性地咧着大嘴一笑，说：“就从小左你写的这个报告，就能看出你在做调查这块儿有潜力”，才让我有勇气进入这个并不熟悉的领域。至今仍然遗憾的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没能赶上刘老师给我们开调查统计的课，好在现在还在市场调查行业工作，而刘老师又成为了中国信息协会市场调查分会的会长，以后向刘老师讨教的机会还应该会很多。 在新院上学的三年中，还有很多的老师为我们付出了心血，陈刚老师、徐泓老师、程曼丽老师、肖东发老师、李琨老师、史学军老师、陆绍阳老师、师曾志老师、许静老师、孙华老师，还有主管教务的高忠欣老师和张蓉丁老师……原谅我不能穷尽这些恩师的名字。曾经有人说燕园和万柳，4.3公里的距离隔断了很多人对北大的感觉、对燕园的感觉；但我觉得有这些恩师作为桥梁，在这些恩师的品德和学识的影响下，燕园和万柳在空间上的距离已经不显得重要，北大精神永远在我们心中。感谢北大，感谢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