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席淑静，2005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专业。2009年8月至今，工作于《民主与法制时报》，任副刊编辑，负责《影视周刊》“法屏”、“星空”两个版面的内容编写。曾在《中国青年报》、新华社等新闻媒体实习。目前共发表文章约50篇，类型以人物访谈为主，多篇文章被国内大型网站转载。  回头看看，其实才毕业一年而已。若说有什么经验，那可真是妄谈了。不过时光流逝，总会有些心得体会，于此略略分享。 心得一：理论是夜草，多吃才会肥 新闻价值、议程设置、邵飘萍，大学的第一年开篇就是这些无聊的东西。一直到了最后要离开，依旧是理论、理论和理论。而新闻实务类的课程，混在枯燥的四年里，显得很单薄。 在毕业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感慨，当年那些看着没用的东西其实挺有营养。 记者这个行当并非匠工活儿，日复一日重复几样流程就可以了。找选题、列采访大纲、确定合适采访对象、正式采访、写稿、校对，一篇新闻稿件从无到有大致要经过这几个步骤。如果不过脑子，天天这样重复也可以，但是好的记者需要的不仅仅是熟练而已。 在实践的过程中，要多想想曾经学过的那些理论，如此方能更好的指导工作。 以人物采访为例，上学的时候也采访过几个人，当时觉得写得不错了。但是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候更多的是在追求文笔流畅、以文传神等等这些文学方面的东西，并没有将新闻属性和社会价值等考虑在其中。 以戴锦华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为例： 在采访戴锦华之前我们先采访了她的学生。 他们称呼戴为老大。说老大养了一只白猫。说老大很爽朗。他们还说，老大很有生活情趣，喜欢收集东西，喜欢自己设计、制作首饰。他们说，老大很有人格魅力，一个学生仅是因为在英国当过一次戴老师的翻译，深为其人格魅力折服，硬是一心回国考取了老大的博士生。 去上她的“影片精读“课，看见座位上贴的全是花花绿绿的占位条。上课的时候戴老师微笑着对那些站在教室后排和坐在教室走廊的学生说：“现在你们可以坐到那些贴着纸条但是仍然没有主人的座位上了。”伴随一个“请”的手势。 这样的戴老师和媒体上塑造的形象是很不一样的。抽离其深邃的思考，剥去其学者的身份，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种形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当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发现眼前坐着的是另一个戴老师——利，锐利，锋利。 她对每一个词语都很认真，谨慎地挑选着合适的词语以求正确表述她的思想，而这种审慎并没有影响她的语速。她的眼睛很明亮，很锐利，她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是确信的，都是认真的。我说老师，你很自信。她说是的。 采访的过程中她一直在吸烟，在服务员拿来烟灰缸之前，长长的烟灰始终乖乖的没有掉落。休息的时候她调侃地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吸烟，为什么吸烟，是因为女性主义么？几乎每一次采访他们都要问这个问题。” 烟，似乎成为了她的某个标签。 这篇文章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写的，文章中有许多细节，我都不舍得删去。现在再看，当时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采访无目的，文章无重点。 知道戴锦华老师的人可能会有兴趣去看这篇文章，但是对于那些不知道戴锦华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并没有一个点去吸引他们读下去。用新闻理论来解读的话，那就是文章不具备强有力的传播效果。如果让我再回到当年去采访她，应该会去考虑受众需求并去迎合，而不是像一个粉丝去仰望戴锦华、塑造戴锦华。 那么问题就是，如何找准受众需求？对戴锦华做一些了解之后大概可以知道，她的名气来自于深刻、犀利而独特的电影批评文学：2005年她走上《百家讲坛》讲解冯小刚电影；她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影片精读”。而电影在2006年正处于一个民营商业起步的阶段，不管是学者还是普通的观众对于中国电影要不要走上商业化这个命题都很感兴趣。所以围绕着电影以及戴锦华和电影的关系来说开，文章会更加吸引人，能够收纳更多受众。 所以在采访之前，应该要有所设计，所谓有的放矢。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采访的时候一定要保证采访是按照既定流程走的。一旦问题跑偏，就要想办法拉回来。采访是放风筝，手里一定要紧握着那根线，不然很可能一通聊天下来，回来却无米成炊。 有了实质内容，接下来就是找出其中最有价值的新闻点，组织文稿。一定要把每一个新闻价值点都掂量一遍，确定谁先谁后。轻重顺序既定，基本上文章的大框架也就出来了。然后再把细节填充进去。 以上面文字的前半部分为例，假设保留其筋骨，另起开头，怎么改才比较好呢？ 简单分析一下：文中的第二段、第三段都是在举例佐证戴锦华老师充满人格魅力，但例子过于繁琐和生活化，反而削弱效果。如果文章开头直接就说“戴锦华似乎生就魅力。曾有人在英国为其做翻译，几堂讲座跟下来，硬是不远万里又回了国，拜倒在她的门下，重新做起了学生。”这样的一幕既充满戏剧性，能吊起读者的胃口，又能充分证明戴锦华老师的魅力，何必杂七杂八地像个长舌妇女一样讲她如何养猫、如何做首饰？ 在讲完了反面例子以后，再举一个正面例子。对新闻价值、新闻要素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后，我接到一个因为经营任务而不得不采的人物。这个人叫刘向圆，是2009年《星光大道》的年度季军。从名气、影响力、人物故事各种情况来看，刘向圆都没有很大的新闻价值。但是如果把她放置在六年的中国选秀大背景之下，这个人其实就有了很强的标本意义。 2004年，中国进入选秀年，之后的六年时间，选出了无数的歌手，产生了众多的冠亚季军，但是这些人只有少部分出名了，更多的人像刘向圆一样，选秀结束后被人遗忘。报道刘向圆选秀之后的生活，其实也是管窥她所在的这个群体的状态。于是我在开篇这样写道： 2004年，电视观众们知道了“选秀”这个词；2005年，“超女”选秀热翻了整个中国。如今，六年时间过去了，选秀节目生产出来的“选手”们不计其数，刘向圆也是其中之一。 《星光大道》给了她展示的平台，2009年刘向圆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到《星光大道》2009年年度季军，她出名了。比赛结束以后，刘向圆选择了留在北京，这个人多车多的地方，这个在夏天出去一趟会沾上别人汗水的地方。和她一样选择留在北京的还有许多一起参加《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在这个城市东奔西走，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刘向圆居住在公主坟附近，离《星光大道》栏目录制地点不远的地方。 之前她有一个确切的社会身份——仓库管理员，当问起她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时，刘向圆显得有些迷茫：“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出了名的普通人吧。” 2009年，她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朴实无华的外表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嗓音集合于一身，强烈的反差让观众们记住了这个河北女孩儿。9月份周赛最后一关时，她屈居亚军，面临出局。这一结果遭到观众的热烈抨击，《星光大道》栏目组迫于压力和网友的强烈支持，“破格提拔”，刘向圆成为11月份的挑战者，重登赛场，并成功逆转获得9月份月冠军，之后又获得2009年年度季军。 但《星光大道》2009年年度季军这个标签毕竟只属于当时，无法表明她现在的身份。 刘向圆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词来界定自己身份，她只清楚自己不属于什么身份。 她说她不是明星，因为她认为自己远远不够有名。 她说她也不是艺人，因为她认为怎么着也得签了公司才算艺人吧。 除了“身份归属问题”，我还在后面的文章中提出“生活入不敷出”、“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这两个点，这些不是刘向圆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为了使文章具有更明显的群体感和时代感，我称刘向圆她们跨入了“后选秀时代”，这样就给她贴上了一个标签。 贴标签，这也是现在媒体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法。 标签的好处在于它用多快好省的办法投射了某个群体、某个现象、某种行为，因此具备了流行的可能，而流行，正意味着强大的传播力。为什么现在媒体喜欢创造名词，原因也在于此。如果没有“蚁族”这个标签，唐家岭能够迅速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么？ 这一招也是当时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学到的。彼时，曾在高考时写出《赤兔之死》的蒋昕捷正在《中国青年报》教育版工作，他发表的一篇文章《父辈就业时代来临了？》引起极大反响，点击率极高。当时也没体会到这种提法的妙处。倒是在自己也工作了以后，忽然想起来这些事情，才明白现实的成功做法总能在理论那里找到支撑。 心得二：喜新厌旧是美德 新闻属于传播的范畴，如何扩大受众群体、提高传播效力、增强传播效果，这些都可以拿来为新闻实践工作服务。平常要多思多想，尽量用传播学的眼光去看世界，看新闻事件，这样才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应用到。 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喜欢让我们结合当前形势做论文、做课堂报告，其实正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新闻素养和传播学眼光。“新闻采访与写作”的课程讲得最多的并不是采访写作技巧，而是让我们去关注当时最新最热的事件——太湖蓝藻事件，去研究不同媒体抓取的新闻点分别是什么；“国际传播”课程也没用讲太多的理论，而是将很多课堂时间拿来做报告，让我们从新闻中挑选合适的研究范本，从中发现传播的规律和特点。这些学习都让我们渐渐形成了喜新厌旧的“德性”，习惯性地去跟踪关注时下热点。 对于从事新闻行业的人来说，喜新厌旧应该算是基本美德。新闻、新闻，就是新的才有人闻。 所以，一旦有什么新新事物，就要迅速接触、了解，这样才能跟上形势，才有可能尽早发现最新的流行趋势。 好在现在有网络，信息更新够快够及时。但只关注门户网站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信息基本上都来自于纸媒，所以从这里你不可能发现还没被挖掘的东西。一定要关注论坛、博客、微博这些用户可以自上传的网站，这里有很多原发性消息，挖到就是宝了。 哪里人多往哪里去，现在网站更新换代很快。当年天涯赫赫有名，许多爆炸新闻都是从这里引起媒体关注的，比如当年的黑砖窑事件、艳照门。后来天涯为了挽回日益流失的用户数量，炮制了不少媒体事件，比如说六九圣战、小月月事件等。但是没用，新兴的网络形式在用户黏度、界面友好性等方面大大优于天涯，所以媒体人纷纷跑去微博。今年的许多新闻，尤其是娱乐新闻，仔细看就会发现，许多消息都是来自于新浪微博，比如热门的“大小恋”，还有于建嵘万载事件。这种时候，就不要在执守在天涯了，赶快奔去新浪微博注册账号。 武侠电影爱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则说：人多的地方才有各种“门”。所以不用犹豫，哪里人多就快去哪里。微博、人人、优酷、水木、时光、豆瓣、天涯等等，往大家最欢实的坑里跳吧。 心得三：校园之于社会，真是一方净土 一只猫好奇一个土堆，总觉得里面有什么吸引人的味道。别人劝阻它，它还是扒开，结果里面有条毒蛇，土堆被扒开后，蛇出来将猫咬死。所以，好奇害死猫。 但是作为一个记者，必须好奇，并且有勇气去把土堆扒开，找出里面的蛇。好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真的被蛇咬了。被蛇咬的多半是做调查性报道的记者。 上学期间，曾经去听过王克勤的讲座。到现在，已经忘却了当初他所谈到的大部分内容，只记得讲台上的王克勤说过在中国做调查性报道很难，有生命之忧。而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讲台下最激动的听众不是学生，而是一些社会人士。或许是因为学生对于社会之险恶、国家之不公、法律之不彰、人权之缺失，感受并不直接。 感受到了就会觉得，这个中国越来越让人愤怒，需要记者去调查去揭露的地方太多了。如果所有的“猫”（记者）都不好奇，土堆里面的蛇就很有可能在暗处构筑更大的巢穴。 毕业了，总会用上一个特定的词组——“踏入社会”。为什么离开校园才是“踏入社会”，校园和社会怎么成了反义名词？这个问题估计可以写一篇论文了。不过于我最大的感受是，校园是自己的校园，社会是他人的社会。 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力量对比极悬殊。如今人人向往体制内工作，也正是出于对这种悬殊的恐惧。在组织中，依仗着利益集团的势力，个人才会有安定感。但体制内的人又有多少呢？更多的人在高墙之外，脆弱得如同鸡蛋。村上春树说道：“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 记者这个职业经常被期许成个人对抗组织力量的一个载体，是能够手捧鸡蛋对话高墙的一个特殊群体。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然而同样是单一个体的记者，也有寻求组织保护的欲望。如果有新闻理想的话，尽量去一个愿意承担民众期许的媒体组织吧。因为一旦进入高墙保护的媒体组织中，你就很难以一个“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形象出现。 校园的生活千好万好，最终却要从中走出来，来到社会这个更复杂的体系中来。失去了集体的庇护以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压力来自方方面面。这是终归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