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历： 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硕士生。 作为刚毕业几个月的学生，母校并不是遥远的回忆。她不过是那个只有几站地铁距离，每月总有机会去几次的地方。依旧习惯地用饭卡去食堂吃饭，用校园wifi上网发稿，看百年讲堂的演出，淘周末书市的旧书……置身其中，没有丝毫异样，感觉自己不曾离开。 果子 行万里路，还是读万卷书？自打有了做记者的念头，便觉得二者在生活中缺一不可。一直以为，对于记者，或者说对于所有渴望了解并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人来说，在“游历”与“书斋”之间游走似乎是最理想的状态。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育绝不是“书斋”式的。课程不多，管理宽松。“我鼓励你们‘翘课’”,忘了是哪位老师课上的语出惊人，“但不上课不代表不学习。”学院相信我们都是猴子，有本事在自由的丛林里找到自己想要的果子。 我的“果子”是在图书馆找到的。本科期间，校内乐团，校外实习，让我有了一点点“游历”，也让我大把时间都花在了“书斋”之外。因此，静心读书，过两年“书斋”生活是读研时的最大希望。 校图书馆自不必说，她有与她的盛名相称的美。只是每天来往人群熙熙嚷嚷，少了一份踏实、不问世事的平静。深研院图书馆简直是件艺术品！只是与“馆龄”相匹的馆藏，对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还稍稍不够。 学院图书馆在老化学楼四楼。去的次数不多，每次都有探秘寻宝的感觉。顺仄仄的步梯而上，穿过小小的门，走廊尽头就是我院颇具神秘感的资料室。一间不过十多平米的小屋，报刊书籍种类却出奇地齐全。供阅览的桌子只有一张，管理员随意亲切。高高垒砌的报刊书籍间坐着，戏称“坐拥书城”。书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整齐。阅览室窗子不大，待时间长了，竟不知外界的气象光景。仅方寸间，居然有种“置身桃源”的感觉。 想想真是“无聊”，读研期间的“游历”不过是四处蹭课，巡听讲座。其实很多同学的课表上，旁听课都是“必修课”。 压抑着心中的贪婪，我决定旁听两门课程。郑也夫的“城市社会学”中看人间百态，社会万象，学会了“讲个故事，说个理儿”。与历史系牛可老师一起梳理“20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如何影响国家，影响世界，探讨李普曼、卢斯、白修德如何以记者为职业践行知识分子的理想。 这种“游历”，至今没有停止。直到现在，我因工作需要，依旧“游来游去”。学校任何一个讲座、任何课程的课堂都可能是我寻找新闻、确定选题、联系采访的机会。 恩师 新闻与传播学院向来不乏有魅力的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导师卓南生以及卓老师的夫人蔡史君。 第一次见卓南生老师是2009年3月的新闻学茶座上。那时还任职于日本龙谷大学的卓老师平日在京时间不多。研究生都读了一学期，才见了导师第一次面。初次见面，卓老师便给我备下了“丰厚”的见面礼。《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一套三本，《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还有卓老师那本经典学术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你会认真看吗？”卓老师一边在每本书的扉页题字，一边问我，“要是不看我可不送你咯。”“老师送的肯定看！”我笑着回答，却有些底气不足。事实上，后来正是这几本书帮初入职场的我打开了工作局面。 都说“亲如家人”的师生关系已是“上世纪的传说”。而卓老师夫妇待我和同门李松蕾就像自家孩子。此后的一年，无论是老师生日家宴，还是周末的郊游，卓老师夫妇都不忘邀请我们。即使现在，采访到紧要关头，厚着脸皮拉老师上阵，时间再紧老师也不会推辞。 卓老师并不带课，与学生的交流方式就是不定期的新闻茶座。为人热情的他也时常邀学生一起吃饭，到家里喝茶聊天。 卓老师早年为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为该报撰写新闻报道、时评四十年。转入学界后，从事新闻史研究，踏实严谨。他的夫人蔡史君老师为前津田塾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史、华侨史方面的研究。二人对学术的热情，对历史客观严肃的态度，令我景仰。我甚至动过就此一读到底，在书斋里做学问的念头，但想到自己梦想做记者已多年，便把这小小念头暂且搁置。卓老师有感于国内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较薄弱。 也希望他的学生能够一心向学，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于是，常问：“任远，毕业后读博吗？”我则表示，虽喜欢做学术有踏实和思维的快感，但是做记者的梦想，不忍放弃。希望像他那样，在业界有一番成就之后，也许会回归学术。卓老师不语。我暗暗担心：让他失望了。此后，每逢业界朋友来访，卓老师都会邀我一同见面。我知道，老师是想让我向诸位前辈多交流学习。 现在，工作的缘故对海外华文媒体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后，方才知道卓老师在《联合早报》以及海外华文媒体圈的声誉。身为学者，他的研究填补一方空白，身为从业者，他的地位也无可取代。 2009年的夏天，面临求职的同学们纷纷开始实习。我则留恋在学校的最后一夏，参加了卓老师办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暑期特训班。当时觉得实习多了，不过是种重复，“边际效益递减”未必有大收益。而9月份后的求职季必定是兵荒马乱。此后以纯粹的学生身份参与学术研讨的机会未必会有了。 卓老师长年关注日本政局，他的夫人蔡老师也曾以日本侵略东南亚史为研究方向。暑期班上不少老师以“伪满”文化侵略为研究对象。从两国的历史纠葛，到日本频频换相的政局变幻，都是新闻学茶座上经常讨论的问题。巧的是，我入职之时正值中日关系最微妙之时。从中国经济总量超日到钓鱼岛撞船冲突再起，有关中日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这一时期报道的焦点。入职三个月，我撰写有关中日关系的报道已达2万字。不得不感谢暑期班上的“头脑风暴”和“突击扫盲”。 记忆 学到什么，收获什么，都比不过留下一段美好记忆。研究生一年级，整整一年在深圳度过。那段金子般的日子有时回想起来，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初到深研院，不少同学会为校园太过偏僻，交通不便，物质贫乏等失望抱怨。另一方面不免会担心这种与世隔绝地生活会不会导致与社会脱节。这可是学新闻传播或者所有以社会为母体的学科的“大忌”。 然而置身山青水绿的校园中，远离尘嚣的静谧，再浮躁的心都沉静下来了。每天“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简单重复着，单调并不乏味。去图书馆的路上是一树树紫荆花，有时一夜风雨，落红就铺成了一条“花路”。我甚至从图书馆出来 草坪上一只孔雀距我只有几米。没有丰富的校园生活，远离城市的繁华，甚至赶不上现代一般的物质水平。同时还要做好与“小强”、蚊子做持久斗争的思想准备。也许对我来说，她可贵之处在于，在你最需要一段平静的时候恰好给了你。 日子也并不是每天都一样。偶尔和同学翘课骑单车环游学校附近的西丽湖，或是徒步走上几十公里只为寻找流经校园这条河的源头，翻过一个小山头偷两串儿待熟的荔枝。这些片段证明，青春的日子还在。 那段日子是行路万里中的一个驿站，你可以停下来歇歇腿脚，闻闻花香，装备“粮草”。等回到北京，实际上你是“满载而归”： 从华强北的电子水货到外贸店的原单名牌，从完善便民的市政服务，到世界先进的全市图书借阅网络。我们享受着深圳所有规范与不规范的好东西。 宿舍旁，这边是西丽高尔夫球场，那边是工业区的密集宿舍。仅一窗子的视野，便能日日目睹着这座城市最大的生活距离。 专访校友，听到的是弘法寺印顺法师对佛学的虔诚，深圳大学章必功校长对高等教育模式的大胆革新，民营企业家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市政府秘书长对市政建设改革的畅想……逐渐理解深圳人不拘泥于惯常思维，开始明白什么是“适时地打破规则”。 蹭课“景观社会学”，四处游逛，建筑、景观、社区，认识深圳的“城市肌理”。社会学可以从建筑讲起，还是不能免俗地想到“这也是找新闻的好角度”。同时慨叹这座城市的惊人活力。 这些“粮草”足够我享用多时了。 “果子”、“粮草”，显然我还没有“断奶”。毕业却不曾离开，是断不下学校的精神滋养。这种精神财富会养我们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