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忆军，人称“阿忆”，1964年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久和成传媒机构法律顾问兼总策划。曾经创办或策划《翻阅日历》、《非常接触》、《夫妻剧场》和《鲁豫有约》等节目。“最讨厌开着手机上课的混蛋，最喜欢不知道自己漂亮的漂亮女人，最向往西藏和非洲，最信奉‘尊重比你强的人，同情比你弱的人，与和你一样的人结为同志和朋友。’” 中学时，阿忆 第一次来北大参观，觉得北大像个大机关，不像学校，未名湖太小。 几年后，阿忆来北大中文系念本科，对北大更失望了，“那是人生中最彷徨最悲观的4年”。 又过了几年，阿忆回北大法学院念研究生，觉得课程设置与本科没什么区别，老师上课不大讲究。阿忆为凤凰卫视制作《北大缤纷一百年》，对老北大的消逝感到深深的遗憾。 到现在，阿忆成了北大的老师，他说，就目前的状况看，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可能的，顶多是中国内地一流。 阿忆不讨厌北大，只是他有话就会说出来，特别是对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人说他“嫉恶如仇”。这样不客气的指摘，只不过是“爱之深责之切”罢了。他说最感激北大两件事，一是它给了自己一生的荣耀，二是它给了自己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 阿忆在北大的本科生活，和其他学生大抵一样。 他曾经意气风发过：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记得当时阿忆“特活跃，很多活动都是他发起的”。用孔庆东的话说，阿忆以他极为合群的好脾气，成为沟通班里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贫穷与富有、男生与女生、大龄与幼龄的“五通大仙”。他曾经兄弟义气过：把室友们丢掉的鱼头吃光，和老沈一起计划着骑车去新疆，因为作业联合署名问题将四川状元徐永暴打了一顿。他也曾经黯然神伤过：错过了最美好的几段爱情，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想转法学院而未得，他对北大的教学太失望了，几乎没有听过几节课。他对未来充满疑虑，常常迷茫而痛苦。 工作后，阿忆因为留校的前女友一再督促，又回北大读了法律硕士，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律师。阿忆嫉恶如仇，在路上遇见逆行超车、收费站乱收费之类的事情，都要上去跟人理论，所以他一度觉得律师是个适合自己的职业。但是介入中国内地这套“缺乏公正和专业理想”的司法系统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在博客上写到，在中国内地，靠做律师维护正义，还不如去搞暗杀。 同理，阿忆也放弃了做记者。他说自己太容不得黑暗，所以面对不公平，很难保持冷静和客观，很担心“老百姓还没被气死，我先被气死了”。更何况，中国内地的新闻，常常只是宣传的代名词，对许多事情只能保持缄默，“明知老百姓被整得半死却被明令不准替他们说话，那还不如不做这差使”。 最终，阿忆回到校园，开始了一个新的角色——老师。回到北大的阿忆依然保持着正义感，他披露高校教师工资低、批评校产管理体系和高校人事制度存在严重弊端、讽刺北大游泳馆缺乏诚信原则、质疑北大真正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他没有因为回到了北大就收敛一点，依然“嚣张”地指摘各种不当之处。 有人说，北大对学生的各种服务，做得还是不错的。阿忆马上跳出来反驳：“那是你习惯了受虐。”他眼里揉不进沙子。不过，阿忆不发无根据的议论，也不发只为自己的议论。学生说他是个心里憋不住话的人。校外同事说他把爱和恨分得很清楚。院常务副院长徐泓说，阿忆是个个性鲜明的人，有时候像个孩子，老惹事，就是憋不住要说。 阿忆的解释是：像我这样太爱北大的人，在理想中有一个更高的目标，现实的北大离那个目标太远了，所以我恨，是恨钢不成不锈钢。 他“圆滑但不世故”，他用心中的理想衡量眼前的现实，清醒地认识现实，不满，但不痛苦，并享受生活。 阿忆痛恨老师不敬业，极不赞赏内地高等教育的思路，他这样概括自己和一些老师的不同：“他们管得松，俺管得严；他们只点到为止，俺必须自己说出来；他们看论文只看主旨，俺连标点符号都看；他们重研究项目，俺重课堂教学；他们重学术交流会议，俺重制作和传播实践。” 阿忆没吹牛，三个小时的课件，平均每两页就有一个阿忆从无数电视节目中挑选出的视频，他说这样教学同学们好理解。他觉得教科书太陈旧、太空洞，一跺脚，自己写讲义。写的时候，他又觉得光把理论放进去，太说教了，就加上一些自己的感性表达。实在复杂的问题，他就干脆自己做图表，“直观一些，学生们好懂”。 他讲什么叫做电视专访节目，讲如何计算收视率，讲美国CBS的优秀节目是怎么运作的，讲内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标准有多么可笑……他什么都讲，让学生们觉得受益匪浅。有时候，他也讲讲撒贝宁的前女友，甚至问同学们为什么宋朝大臣的帽子两边有两个长翅。过了很久，低年级学生还能从师兄师姐或者助教口中，听到诸如“当年阿忆介绍过这个理论”之类的话。 有时候上课，阿忆故意捂住嘴巴或者努努嘴，他是在用身体语言提醒那些上课冲老师打呵欠的“顽固分子”。他较真儿，上课时从来不准自己和同学用手机，说是“要帮同学们从小根除不礼貌的坏习惯”。但有时上课，时间在饭点，他就让学生们买了饭，边吃边听，他会乐呵呵地看着你。他说：“我一把年纪，饿着没什么，不能饿着祖国的花朵。”阿忆还跟论文较真儿，他改格式，改病句，改标点，什么都改，他看到“我们不难看出”，一定要问“我们”是指谁，到底是“我”还是“我们”。学生们的论文，总是被改成“大红脸”，经常要重写三四次。阿忆修改论文的细致程度，经常让大家感到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没老师认真。 阿忆还这样说自己与其他老师的不同：“俺就没认为自己是老师，还没有完全接受俺已经45岁的现实，俺一直误以为自己是二十七八的样子。” 阿忆用“俺喜欢孩子”来描述自己当老师的原因。他叫女生“亲爱的”，男生要不叫“卞卞”，要不叫“琦琦”，看到包蓓蓓的名字有意思，干脆叫她“BBB”。他有时会向学生们透露一点演艺圈内幕，问他为什么跟学生八卦，阿忆辩称：“一起吃饭时怕他们局促，为此被迫以八卦打破沉闷，没想到，沉闷没完全打破，八卦却说了不少。没想到，为了听更多的八卦，他们假装沉闷，于是俺想奋力打破沉闷，便说了更多的八卦。” 他和自己的研究生开玩笑，乱点一通鸳鸯谱，觉得两个失恋的学生如果就近结合，“挺配的挺配的”！ 他常常下课了就请活跃分子去西门鸡翅海吃，还被学生们嘲笑不会点菜，永远只知道吃几个土不啦叽的“古代菜”。 他一有机会就向业内举荐自己的学生，把好的策划作业在自己的博客中置顶，让同行看，还把自己的节目策划会搬到北大来开，带同学们一起参加。他的研究生吕帆说：“他每次见了传媒界的人，一定要介绍我一通，介绍的那几句，我都听腻了，什么‘北大主持人大赛头牌冠军’，‘北大主持人大赛可比央视的牛多了’。我私下里跟他说，叫他下次别说了，他乐呵呵一笑，下次见到别人，照样使劲夸。” “吐漾，吐腥剖，吐拿衣服（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ive）”，阿忆用“幼稚”形容自己的性格，以他一贯的口吻，暗暗藏着一丝自嘲。 在北大，他依然鲜明而另类，他还在继续适应着老师的角色，今年还试着申报了两个研究课题，“只是，有些要填的表格内容，实在太荒唐了”。

全俙西 赵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