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世杰，2007年1981、198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84年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96年改为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1-1996年任国际文化交流教研室主任；1996-2001年任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副主任；2001年至今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跨文化交流、国际传播、国际文化关系。 每天早上六点半，这位年过六十的老先生准时起床。八点不到，关世杰就会出现在办公室里，做课件、看论文、查阅书籍，开始新的一天。同学们说，不管什么时候有问题去找他讨论，他几乎都在办公室。 打开他的电脑，满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文件，文件名标注着第几遍改稿，非常仔细。他学电脑算是“半路出家”，长年研究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让他有很好的接受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就连打字这样的“技术活”，他也熟能生巧。他的电脑里只使用一种输入法——“双拼”，他的论文和报告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键一个键敲出来的，速度不很快，但都是亲力亲为。 关世杰把给学生上课看得非常重要。 只要有课，他就会提前来到教室，把课件拷到电脑里仔细检查，他说这样看上一遍，心里会踏实些。上过他开设的“跨文化交流学”课的学生反映，他从来不会提前下课，也从来没有拖过堂，总是非常准时。他笑称“守时”是自己在无锡的五年空军地勤兵生活中养成的习惯。 2009年5月的一天，他从瑞典交流回国，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早上十点到达北京。下午两点半有研究生的课，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教室，都没来得及倒时差。“关”门弟子博士生李宇说：“这是关老师的习惯，他不会让学生等着”。 在他的课堂里，从来没有唯一的答案。在为研究生和博士生单独开设的“学术沙龙”里，学生们总会提出不同的想法来反驳他，但是关世杰一点也不会生气，他总是笑眯眯地听完，然后说：“有道理”，再回去仔细思考、查阅书籍，弄出个所以然来。有时候在通选课上遇到言辞不逊的学生，他也是认真听完其观点，既不恼怒也不责备，就是耐心地分析说明。在学术上，他德高望重，但在课堂上，他却从不把自己当作是不可顶撞的权威。 “不知道我讲清楚了吗？”这是关世杰上课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上过“跨文化交流学”课的学生范超说：“其他老师讲课时一般是问：‘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吗？’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两个问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仔细想想，其实还是很温馨的。” 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网站上，可以查到关世杰的研究活动和获奖情况——它们密密麻麻地排了整整一页。可在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陈设任何奖杯、奖状。唯一称得上装饰品的就是挂在书柜上的一串贺卡。这些贺卡都是学生在过节的时候送的。关世杰把它们细致地串好、挂起来。他说贺卡收起来没什么意思，但是挂起来能给人愉悦，也是和学生的一种交流。以前在小办公室的时候，关世杰就开始晒贺卡，现在搬到大办公室了，他继续晒着。他说自己最重视和最珍视的奖不是科研成果、学术奖项，而是2008年学生给他评的“十佳教师”。他认为学生评的就是对自己就是最好的、最珍贵的。 “十佳教师”竞选期间的一件小事让2007级本科生殷晴至今仍觉得感动。当时她拿着电脑找关世杰填参选“十佳教师”的报名表，老人家开口没提别的，只是温和地问了一句：“需要我帮你捧着电脑吗？” 有一次，几个研究生弄错了关世杰的生日，提前10天买了蛋糕去办公室为他祝寿。他特别高兴，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其中有一个学生问道：“今天是您的生日吧？”他笑着说：“就当是吧。”生日当天去聚餐时，关世杰还特意嘱咐学生要把蛋糕带上，可是那个蛋糕已经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放了10天了。“他是想留着和大家一起吃，但不知道蛋糕需要冷藏。不过这份心意，大家都是明白的。”他的研究生毕南怡笑道。 虽然关世杰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学术研究，但他也是个顾家的人。每次跟人谈起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也总是笑呵呵的。在家闲暇之时，他时常会带着8岁的小外孙女去动物园、公园玩。 “我没什么最喜欢最不喜欢的，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这是采访中关世杰反复说的一句话。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尽管高中时期经历过文革浩劫，但他仍然认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1962-1969年在北京101中学度过的岁月。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关世杰每每谈起来还是一脸笑容。每周挑粪给桃园施肥，在食堂站着吃了四年的饭，这些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老人家却不以为意。 学生给他的评价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却有些腼腆地笑着说：“我不是玉，我是最普通的泥土，砌个房子补个缝什么的。” 这位六岁来到北京，学生时代挑过粪，当过五年兵，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北大生的满族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讲了25年的课。他喜欢讲台下的孩子们，喜欢和他们交流，每个学期他都能记住一些学生的名字。那些新鲜的思想、新鲜的观念是他最为津津乐道的。两年后即将退休的他笑称：“能在北大教书，是我人生一大幸。如果学校需要，我会回来。”

龙昊 王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