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琨，副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大众传播理论，国际传播，媒介、文化与社会，西方传播学理论，美国媒体与社会，以及英语新闻写作法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媒介素质教育研究等。经历八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后，在山西大学英语系接受本科教育，并于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学位；1992、1993年先后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亚特兰大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以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研究硕士学位。译著《文化与帝国主义》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 “你觉不觉得李老师挺像个外国人的？”同事和学生聊起李琨，多半会说这么一句。 李琨1米70多的个子，经常穿牛仔裤、T恤衫，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她有十一年在美国读书、工作、生活的经历，英文无论听说读写都非常地道——别说，这句评价还真有几分道理。 更重要的，是她在美国有个家，丈夫和女儿都在那儿生活。几乎每年寒暑假，李琨都要飞回那个家，同他们团聚。一家三口两地分居的日子，已经整整四年了。 第一次抉择——离开 最初萌生出国的念头时，李琨正在山西大学英文系攻读学士学位。李琨父母都从事英语新闻报道的相关工作，自然能得到更多这方面的信息，也赞成女儿做出这种选择。李琨经过几番思量，觉得将来有限的几种出路中，这是最好的一个。 于是在本科二年级，她向美国多所大学递交了申请，开始等待合适的机会。这个机会她在山西读书时没等到，回到老家北京、在社科院攻读新闻学硕士时也没等到。直到毕业分配去向已定时，她放弃了《人民日报》的金饭碗，接受了美国俄勒冈(Oregon)大学向她伸出的橄榄枝。 李琨是个地道的老北京，之所以在山西念大学，同她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经历不无关系。四十年前，随着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风潮，当时还在上初中的李琨来到了山西农村，自此与父母、弟弟四地分居。她是知青队伍里年纪最小的。 在山西，她经历了每天高强度的劳作，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还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巨大恐慌…… 但她没绝望。上山下乡的八年里，李琨没离开过书本，也没离开过英文。她的父亲在京郊下放，经常给李琨寄些经典的英语读物和期刊。收到了，她就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啃。在每一个收工回家的晚上，她点着蜡烛，带着疲劳，忍着饥饿自学，一直坚持了八年。 当大学到农村招生时，李琨觉得终于等到了机会。她准备得认真，发挥得也不错，更何况面试的内容——读一段英语课文对她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她心里一遍遍想着“机会总算来了，总算来了”。 然而，现实紧接着就把她从期盼的顶峰重重地摔了下来——所有录取的名额，早就全被内定好了。李琨流泪了：“那是唯一一次哭……但也就哭了一会儿，哭给谁听呢？没有一个对象，人是哭不出来的。” 1977年恢复高考，真正的机会才降临于她。“我八年都在学习，所以在我看来那份考题是很简单的。”李琨顺利考入山西大学英文系，从此开始了从太原到北京，再到美国的学习历程。 第二次选择——归来 1992年获得俄勒冈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后，李琨又在亚特兰大大学修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同一年，她开始在美国沃西学院任教。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能在大学任教无疑令人羡慕。然而1996年，李琨放弃了这份教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回国。 十一年前，她一个人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而这次，却是一家五口的归来——她、丈夫、女儿，还有她的父母。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更何况，上山下乡耽误了她整整八年——晚了八年结婚，晚了八年生子，孩子还没长大，父母却已经老了。 当初将父母接到美国，是为了尽孝。既然自己和弟弟都在美国安了家，那就把老人接过去住。举家回中国，也是为了尽孝，两位老人已入老境，无论家人如何照顾，都无法将异国看做归属。 1997年刚回国时，李琨被安排到北大国际政治系，也就是今天的国际关系学院。2001年，随着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李琨来到了这里。 那时她既是传播系主任，又是院长助理，还主抓国际交流项目的开发。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她的工作态度，那就是“较真儿”。 交流的名额全按硬指标排队，筛上几轮，自己的研究生捞不到一点偏袒。指导本科和研究生的论文，她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地帮学生改好几页，然后让学生比着修改，一遍改不好，那就再来一遍。 关于李琨的“较真儿”，还有个故事： 期末最后一堂课，班里突然进来一男生。 李琨看了他片刻，“你是谁啊？” 这个大四的学生忙于实习，一学期没上过一节课，指望能用两篇论文，换老师一个高抬贵手，给个及格。 “这不可能。”边说边摇头，斩钉截铁。 “那我再交一篇论文行吗？”再“磨”。 “你交八篇论文也没用！”她的声音忽然提高，“同学们在这个课堂上都投入了多少啊？这不一样的，你说对不对啊？” 抬抬手给个60分，也算是给了学生个教训，也给自己省了很多麻烦。她偏没抬这个手。为什么？“学校明文规定缺勤超过1/3的课程就是没成绩，我怎么交代啊？更何况我得对好好学了的同学公平啊！” 第三次选择——归去 已然经过两番周折，但李琨的生活仍未能落定。 在大学任教的同时，李琨一直在思考中国整体的教育体制。在她看来，升入大学前，学生的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出不得半点差池。也正因如此，小学与初中的教育不得不完全按部就班，竭力减少出现差池的可能。久而久之，一个人的个性就会被压抑。 作为母亲，她受不了这种升学方式带来的提心吊胆，更不愿看到女儿失去个性。2005年，李琨一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丈夫陪正在读初二的女儿回美国读书，自己则留在中国，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照顾父母。 从此，李琨在自己的教学目标中也加入了一条——帮助学生释放出个性中原本被压抑的部分。 她开了一门叫做“传播学英语经典阅读”的课程，全英文授课，整个课程需要师生间的高度互动。这种授课方式，李琨最初心里也很是没底儿——课堂很容易成为少数英语好、思维又活跃的学生的天下，对其他学生而言却是折磨。 开课之初的场面的确如此。然而课程愈推进，参与者愈多。临近期末的一堂课下课时，李琨说：“I am so happy!（我非常高兴！）”因为在那堂课上，所有的同学都主动参与了发言，而且所有人从始至终坚持说英文。 学生发现，李琨很会“逮人”。不是“逮”你出不出勤，而是讨论中，她的目光一扫，马上能逮住那些眼神跃跃欲试但表情又有些胆怯的学生，然后立刻向那个同学伸手示意，同时点出名字，再紧跟上一句“I want to know your opinion。（我想听听你的观点。）”被逮过一两次的同学，再发言时，就不需要这个过程了。 “很像外国人”的李琨，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回美国，她喜欢那个环境。更重要的是，和丈夫、女儿住在一起，对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来说，比起现在一年只有寒暑假两次的相聚，无疑要好太多。 但是当初，不就是为了尽到自己做女儿的责任才回来的吗？ 现在的李琨，同母亲住在一起。工作，照顾老人，每天和女儿通一次越洋电话。2009年9月，她的女儿步入了爱茉莉大学的校园。 那么将来呢？“我不知道，将来还是‘open’的状态。”边说着，她举起双手，用手势给“open”加了个引号，一个典型的美式手势。

赵亦楠 赵泰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