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女，1946年生于北京。1970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现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短发过耳，素面朝天，63岁的徐泓，50岁的容颜。 但她的“年轻”，却并不是“闲”出来的。 身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忙到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她每天8：30左右到院里上班，一待就是一天，有时连晚饭后都不能休息。上课、开会、出差、办事，每天的日程被排得密不透风。 回到家，徐泓仍旧没有自己的时间。由于弟妹都在国外，身为长女的她得照顾99岁的父亲。去年，徐父五进五出协和医院，让她非常紧张。 对于徐泓，事务就像海绵里的水，怎么挤都挤不完。她的研究生要和她见面谈事儿，都得预约。 由于当了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的顾问，这两年她还经常出差。她称自己是“空中飞人”，国航、东航、南航的会员卡，一个都不少。不过在她看来，出差倒是件美事。因为那时，她可以在飞机上或者宾馆里偷闲看书，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光。 平常的日子里，徐泓每天一到办公室就会上网浏览新闻。尽管看的时间很短，但效率很高。几十年的记者生涯让她具备很强的新闻筛选能力。她一直对世界、对新事物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信息更新特别快。在她的研究生看来，徐泓的信息量广如海，脱口而出的许多名人轶事，学生们根本不曾听说，“常常得用手机记下，之后回去‘百度’”。 而“徐泓”自己的简历，也被编进了百度百科里。 她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徐献瑜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创始人之一；母亲是幼儿音乐教育工作者，谱过《摇啊摇》、《小兔子乖乖》、《丁丁说他是小画家》等许多儿歌。她选择新闻工作，出乎父母的意料，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职业。 大学毕业后，徐泓被分配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地方报社做记者。边疆环境十分艰苦，但怀着新闻职业的理想，她立志要走遍盟内所有的公社。第一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的稿子，就让她尝到塞外的严寒：当她完成了采访把这篇稿子上交以后，要赶200多公里夜路回报社，那是一个大雪天，天寒地冻，她裹着棉大衣，缩身挤在卡车车斗的货包之间。回到报社时，手脚已经冻得毫无知觉。同事们拿雪给她擦手擦脚，她才好不容易缓过来。 如今，虽已不做记者，徐泓工作起来仍然有股拼命的劲儿，学生们都跟不上她工作的快节奏。去年，她带着研究生们为出《北大传媒30人》书一起改稿，连续作战整一天，她的研究生李响说：我们都累了，但老师精神抖擞，一个哈欠都不打。 她是如此强大，以致学生都尊称她为“徐总”。 但其实，她也常常会觉得累，也会和很多人一样抱怨“官场仪式”的繁琐，在某些例行的学习会上，她给研究生发短信说：“苦啊”。甚至，她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那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年近不惑的她忽然发现自己原来那套价值判断体系都没用了，根本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我觉得整个人像被掏空了般，人家说四十不惑，我是四十大惑。” 即便是现在，她仍然有“惑”。 她感叹隔行如隔山，记者出身的自己对于大学的学科建设有太多的不了解。学院学科建设的特色在哪儿、各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跟其它学校打差异化竞争能够站得住脚的是什么——在这些方面，她觉得自己缺乏判断力。她说：我一直在学习，在摸索，在不断的解惑。 比起同时代的人，她多次说自己还是很幸运的，所学的专业对口，当上了心仪的记者，也非常如愿地转行当了老师。1998年之前，徐泓是中新社的高级记者。当年，上级已经调她去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还特意给她放了一个月的假。就在假期里，人大的老师请她去讲课，她一讲就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结果，用她中新社同事的话说，她“坚决把国务院侨办炒了”。 “业界的人都非常羡慕我的转行，觉得我是很成功的。”对此，她很高兴。而她的课，渗透着她多年的新闻业务经验和记者的职业感，生动、充实，很受学生欢迎。“她课上用词不是华丽派，不难懂，但是字字珠玑。”她的助教吴琦说。 在学生的印象里，生活中的徐泓总是笑呵呵的，很容易亲近。一次，她的几位女研究生和她在路上偶遇。小姑娘们装可爱，“花容一惊”：“啊，徐老师。”徐泓也不含糊：“啊，你们。”还模仿她们打招呼时的动作。 她也有严厉的时候。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工作不好找，一些同学就想倚靠徐老师。但徐泓希望大家靠自己，还为此训过一些同学。可过几天，她又会很关切地向他们询问有没有什么难处。 她觉得北大的学生都很聪明，但是，严重失衡的社会价值判断体系可能会影响到学生们，她希望学院的教育能够对学生们未来的人生有所裨益。 她很爱学生。她说过，其他人对她的评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对她的评价。当被问到目前对什么最好奇时，她微微笑：“我当下最好奇的就是你们（指学生）。” 或许，她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陈磊 李莲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