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1921—），江西南昌人。1938-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4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48年赴巴黎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凭，1983年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教授，2001年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渊冲是目前世界上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在国内外出版了中、英、法文的文学作品一百二十余部。所译作品，有《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西厢记》等古典文学名著和十余部外国文学精品，如《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约翰•克里斯托夫》等。1999年，许渊冲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北京大学西侧，畅春园小区，一栋栋式样简单的灰色宿舍楼默默伫立。除了隔壁中学的上下课铃声，这里静谧得几乎与外界隔绝。 53号楼的一间客厅里，陈设简单，略显拥挤。几把旧式沙发椅、一张小桌，剩下的不大空间，几乎全部被满满两架书占据。 书的摆放方式与众不同。它们不是书脊朝外，而是以封面示人。书架的作用，与其说是储存，不如说是展示。 一排排整齐的“大部头”，足足有一百二十本。其中既有变成了英、法韵文的中国古典文化精髓，如《诗经》、《论语》，也有《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外国文学精品的中译本。 它们的翻译者、这套毫无装修的两居室的主人，是翻译家许渊冲先生。 （一） 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一年级的许渊冲，在日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校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慢慢也成了路。我不喜欢走那条路……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我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我将来还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 89岁的许渊冲先生，已经在一条孤独又难走的路上，走了整整七十年。 非专业人士中，很少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虽然也译《约翰•克里斯托夫》这样的经典小说，但他译的最多、也是最爱的，还是中国古典诗词。他自评“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余诗”。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用中文读起来都困难，别说是看英法文的版本了。 他以毫不让步地坚持自己的翻译理论闻名于译界。 “你批评我，我知道那是因为你做不到。”在许渊冲看来，因为“曲高”，所以“和寡”，而这样的“曲”，只有他敢写，也只有他能写。 诗歌难译，在文学界已成公认。即便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也认为，诗歌会在翻译中失掉味道。 许渊冲却偏不相信。他不仅要做到中、英、法三文互译，还近乎痴狂地追求对仗与格律，曾经放下豪言“诗不押韵死不休”。那些灵光乍现的翻译妙句，是他最大的骄傲，他自己也举不清，这样的生花之笔到底有多少。 比如，他把“无边落木萧萧下”译成“the boundless forest shit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既有“shower”的“萧萧”之声，又有三个“s”对应三个“艹”之形；比如，他把“不爱红妆爱武装”中的“红妆”译成“powder the face”，“武装”译成“face the powder”；再比如，他竟能把拿破仑的那句“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译成“不到厄岛我不倒”。 英国诗人Coolidge说，诗是“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s”。许渊冲相信，在中文里是最好的词和排列，拿到英法文里去却不一定是最好的。因此，他反对直译，推崇意译。这种加进了译者主观认识的翻译方法，被很多翻译家批评为“加油加酱，歪曲原诗”。许渊冲崇敬的英文老师钱钟书先生，在赞美他“带着手铐脚镣跳舞，跳的灵活自如”的同时，也略带遗憾地把许的译作比作“不忠实的美人”。 求真还是求美？这个问题，如同翻译界的“to be or not to be”。而在许渊冲眼里，“真”与“美”根本就不是一对矛盾对立体。“济慈说得好，美就是真，真就是美。”他始终坚持，只有翻译出诗味来，翻译出“景语”背后的“情语”，才是“最美”，才是“最真”。他引用贝多芬的话：“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可以打破的”，他忿忿然地直拍大腿：“那些拿清规戒律来戒我的人啊，我当他是放屁！” “我已经‘杀’了八十年了，有多少人反对我啊！”以至耄耋之年的许渊冲，仍旧牢牢坚守着自己的方寸阵地，毫不让步：“到底谁是谁非，我想后人有人评说。我和世界各国人都比了一下。古今中外，是前无古人了，包括钱先生。” （二） 许渊冲先生评价自己：“我是个争议人物”。 上世纪50年代初，许渊冲刚刚自法国留学归来，便赶上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 联大三年级时，他曾和外文系的男生们一起，为前来支援昆明抗日的美国 “飞虎队”担任翻译。今日燕园中的西南联大抗战纪念碑上，还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在欢迎“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上校的晚会上，翻译不知如何解释“三民主义”，许渊冲当即起身解围：“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博得陈纳德的赞赏。 这段光荣的经历，在肃反运动中却成为了耻辱的档案。由于在“美帝”麾下当过翻译，许渊冲差点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他遭停职反省，批判检讨，被软禁达半年之久。幸好组织上在审查了一年之后，得出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他才得以幸免于难。 有着“不光彩”历史的许渊冲却一点也不消停。大跃进运动里，举国上下振臂高呼“多快好省”，他却跳出来主张学外语要“少而精”。文革时，他更是“突发奇想”，提出要“发展毛泽东”：“马列主义要发展，毛泽东发展列宁，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发展毛泽东呢？” 直肠子、敢讲话，又有留洋经历。但许渊冲先生却从未被划成过右派。这一切，多亏了许夫人照君。许先生自己也承认，没有她，“真是要被人整死啦！成不了今天的我。” 采访许渊冲先生和夫人时，正逢谍战电视剧《潜伏》在全国热映，他俩也是忠实观众。曾经，照君便过着和片中的情报员们类似的生活——在淮海战役与朝鲜战争时，她的工作，便是整天和“滴滴答答”的密电码打交道。13岁参军、在延安被毛泽东亲自赠予现在的名字，照君绝对称得上“又红又专”。 “她是跟着毛泽东的，喜欢说‘yes’。我喜欢说‘no’。” 许渊冲先生说。1959年，25岁的“yes girl”照君与38岁的“no man”许渊冲相识。“永定河畔杨柳青，千丝万缕诉真情。烦请流水带塞外，流水不干情不尽”。一首许渊冲先生所作的情诗，见证了他们这对本应“在两股道上跑的车”的结合：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嫁给了身份低微的知识分子，照君半开玩笑地自嘲：“我这个人有劣根性，我喜欢知识。”这个选择，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至今仍不被昔日战友理解。但二人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 照君说，“我对他最好，这个他知道。” 她在历次政治冲击中对许先生不离不弃，竭力用自己“红小鬼”的身份为许先生提供政治保障。 她曾劝许先生“少说几句话”，却在他继续快意直言时，默默支持。“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有长处，也有短处，协调得不好。他很单纯，不搞人际关系，有什么说什么。有两句话用在他身上最好：诗贵在曲，人贵在直。” （三） 如今，许渊冲先生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 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情是读报。最爱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因为它“很讲道理，不说空话”。他以翻译的准则评判新闻的好坏：“真的就是美的，美的就是真的。新闻不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相比CCTV，许渊冲先生更喜欢凤凰卫视的节目：“中央电视台没有看头的！……胡锦涛和奥巴马通电话，实际上在谈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但电视报道都是模模糊糊的！说什么两国关系要搞好？” 有时候，他会通过一部“专线”与老友杨振宁联系。 2008年，许渊冲先生的回忆录《逝水年华》出版，书的序言，便由杨振宁用英文写成。在那篇文章中，杨振宁如此描写1997年回国时，他对久别重逢的联大同学许渊冲的印象：“他对什么事都像从前一样冲劲十足，如果不是更足的话，就和六十年前我们在一起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差不多。” 这样的评价，恐怕也只有杨振宁可以得出。昔日一同就读于“破破烂烂但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的同窗，如今多已作古。“我也只有他，他也只有我了。”对这段友情，许渊冲先生分外珍惜。 那是一段美好得近乎理想化的求学经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梦想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人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在许渊冲看来，联大最伟大之处，便是对“大师”的尊重。“钱钟书、沈从文 、吴宓、叶公超、柳无忌……联大的老师吓死人的！现在的北大、清华都不能比。”谈及大学教育，他反复引用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可惜，今日的大学，还在急着盖楼。“把盖楼作为成绩拿出来，那是很悲哀的。” 最花时间和精力的，还是翻译。 先生虽已近九十高龄，仍旧笔耕不辍，前两年还无师自通地练就了打字的本领。记者去采访那一阵子，正逢出版社约稿不断，先生几乎夜夜工作到一两点钟。许夫人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两人为此没少拌嘴。 “我有兴趣！干不完睡不着啊！”对许渊冲先生来说，翻译不是一项工作，而是自得其乐的过程。“我就是要把我的乐趣和大家分享。乐趣分享了，原来的乐趣就可以增加一倍。” “那您相信有译不出来的诗吗？”记者问。 许先生两手一拍扶手，舒舒服服地往沙发里一坐：“至少我还没有碰到！”

殷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