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每晚在《新闻联播》之后都会播出一档收视率极高的王牌节目《焦点访谈》。在节目结束后的迅速滚屏中，你也许不会注意到一个名字：孙冰川。实际上，《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会客厅》等央视品牌栏目的节目总监之一正是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的孙冰川。 而立之年上大学，我觉得做记者可以为民请命，为民说话 记 者：你当时为什么要报考北大，而且选择了新闻专业？ 孙冰川：1978年上大学时我已经30岁，孩子都有1岁了。报考的时候一共填了三个专业，我填的第一个就是新闻，第二个是历史，第三个是哲学。因为我从小就爱看书，比较喜欢文史哲，还有就是我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五”事件，对当时文革时期的政治气氛不满意，我觉得做记者可以为民请命，为民说话，当时自认为有一种“政治责任心”，所以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在发录取通知书之前，先发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高考成绩。后来正式的通知来了，是第二批扩大招生的通知书，我特别兴奋。骑着自行车，报到的前几天先到北大校园里看了看。那时候的北大跟现在可不一样，到处还贴着大字报。入学后，我的宿舍是在26号楼，后来搬入32号楼，一个寝室里住7个同学挺挤的，不过感觉不错。我们班一共有5个同学已经有孩子了。我年纪属于最大的，最小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我差了十多岁。年纪轻的同学对我们很尊重，大家相处的都很好。当时我是党员，还是班长。 记 者：当时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 孙冰川：那时候特别崇拜北大的老师、老教授，他们给我们上课，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听得我们如饮琼浆，叹羡不已。同样一个问题，学术界有哪些观点，自己是什么观点，全都告诉我们。这种讲课方式，让我感悟到做学问的方法，确实是终生受益。因为是刚刚过了文革，老师们很久没有讲课，恨不得把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都教给我们。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新闻界最有名的几个老教授都亲自为我们讲最基础的课，甘惜分先生讲新闻理论，方汉奇先生讲中国新闻史，张隆栋先生讲国际新闻史，还经常请新闻媒体的一些“大腕”记者开讲座。我在学校时就写过一篇论文《梁启超的新闻思维初探》，得到方汉奇先生的指导。当时没有广电方面的课，但请过中央电视台的陈汉元老师开讲座，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习电视报道。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个老师，叫金开诚，他给我们上文艺心理学，属于自选课。他讲课特别风趣，性格随和，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大家不用记笔记”，“我的考试保证大家都能通过”。果然，考试的时候，他只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我记得题目好像是：“文学创作可否不用形象思维”，答卷只要求写一个字，“是”或者“否”即可。在这门课里，我至今都记得金老师说的一句话：“读书或做学问，要在有意注意中完成，而不是在无意注意中完成”。北大的老师除了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你学习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并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我后来工作的二十几年中，我也曾多次向朋友传播这个观点。 记 者：在学校的时候参与过什么新闻实践工作吗？ 孙冰川：上学期间一共有两次实习。第一次实习是1979年，在山东大众日报枣庄记者站实习三个月，跟着老记者采访煤矿，下矿井。第二次是在光明日报实习。那时候，光明日报的编辑，都是用毛笔蘸红色的墨水改稿，很认真，很敬业，我觉得很新奇，感到他们很儒雅。1981年实习期间，我跟着一位老记者去丹东采访企业应用新技术与安排劳动力就业的矛盾关系问题，回来后连发了三个光明日报头版。看到自己的名字署在报纸上，虽然只是“实习记者”，那心里的滋味也是美得一塌糊涂。这次实习感觉特别好，因为自己想做记者，特别是想当报社的记者。毕业的时候，特别想去光明日报。但是最后没有去成，挺遗憾的。 我一心想去报社当记者，没想到在新闻局一呆就是22年 记 者：那毕业分配你怎么又选择去了中宣部新闻局呢？ 孙冰川：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不仅是新闻单位，国家部委机关也特别需要学习新闻方面的人。我们两个班大约有10多个人分到各个部委了。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想去报社当记者。不一定是多大的报社，能去一个小一点的报纸也行。只要能出去采访，写的稿子能够登出来就行。可是毕业分配时，第一次征求意见让我去一家通讯社，我不愿意去。当时我对新闻工作认识很肤浅，觉得通讯社就是发稿子，如果去那里工作，自己好像只是“半个新闻工作者”。为什么最后还是去了中宣部新闻局呢？当我知道没有调到报社的可能之后，我就想，反正中宣部新闻局是新闻工作的主管机构，和下面的新闻单位经常打交道，先去呆两年再找一个报社调动，也就是现在讲的跳槽会比较方便。结果没有想到，我在新闻局一呆就是22年。 记 者：在机关工作，是不是很枯燥，刚去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孙冰川：在新闻局工作最大的好处是政策性强，培养了自己从政治的角度认识新闻工作的能力，培养了自己处理事情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我对那时的新闻局生活，至今非常留恋，自己的工作能力都是老同志们手把手带出来的。我刚到新闻局的时候，整个新闻局就十多个人，一个局长，其它的都是干事。局长是王揖同志，文革前就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干事大多是我党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有1938年就参加工作的老革命，有的当过新华社分社的社长、省级电台的台长、报社的总编，在新闻局都是干事，每个人负责一摊子事。我上学的时候，觉得自己作文水平还行，但刚到新闻局，居然发现自己不会写公文。第一次王揖局长让我写一个新闻口径，我就按照以前写文章那样，写了一百多字。局长一看，“啪”一拍桌子，说“你这还是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呢，写个新闻口径都不会，哪儿有这么写的！”然后他就教给我怎么写，实际上就是一个报道的要求，就是一句话，一行字就行。 记 者：在新闻局除了日常工作，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 孙冰川：除了让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逐渐成熟起来，我也在写文章，一篇影响较大的文章是1984年发表的《关于新闻失实的若干问题》。我积累了近半年的资料，搜集了很多新闻界失实的案例，总结起来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新闻学会的一个理论刊物上。这篇文章在新闻界影响很大，中宣部把解决新闻失实问题专门作为全国新闻界的一项工作要求，重视新闻报道准确性。那个时候在新闻理论界对新闻失实的概念争论很大，似乎至今也尚无定论。 过去怕突发事件报道会影响老百姓的情绪，现在怕老百姓得不到信息会影响情绪 记 者：2004年2月，你调任中央电视台担任副总编辑，主管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节目。你的名字也与一系列品牌电视栏目和重大新闻报道联系起来，今年汶川发生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做了及时全面的报道，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孙冰川：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正在台里开编委会。赵化勇台长指示立刻了解情况，后来地震局说是四川发生了地震。得知情况以后，新闻中心马上派出由副主任带队的13名记者，赶赴四川地震灾区报道，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马上并机直播，因为一套是覆盖最好的频道。有同事告诉我，我们央视从灾区传送回来的第一个画面既不是通过卫星，也不是通过广电的光缆，而是通过网络用QQ软件传送的，当时无法考虑画面的清晰度，只要有画面传回来就先播出。新闻最重要的是传播，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传播出去。 这次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对中央电视台来说，是一个全面的突破。两三年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按规定，报道突发事件必须向主管部门请示，同意之后才可以做报道。这次汶川地震，新闻单位经过核实，马上就报道出来，而且是向全世界直播。央视直播持续时间之长，创历史之最，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 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过去是要等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才报道。现在对于事情的进展情况，往往主管部门也在通过媒体获得最新的消息，新闻媒体的传播功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也体现了电视的作用和影响力：生动、直观、眼见为实。发生了突发事件，先报出去，让老百姓知道，这个转变很重要。这次启动全面直播的报道，也是重视受众知情权的体现。 记 者：你刚才所说的突破，是指中央台，还是针对所有媒体？ 孙冰川：不仅中央台，所有媒体都一样。汶川地震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划时代的。过去我们怕突发事件报道会影响老百姓的情绪，现在是怕群众得不到信息会影响情绪。我们要告诉老百姓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报道要考虑社会效果，怎样更好地去报道。这样，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路线图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 者：这个突破算不算一种新闻改革？ 孙冰川：新闻改革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前进一步要很多年。如改进时政报道，要把两会期间的《新闻联播》控制在半小时之内，这个问题估计10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一步，中央电视台是慢慢做到的。今年两会期间《新闻联播》只有三天是超时的。 新闻改革，要客观一点看。一方面我觉得要不断地改革、前进，另外一方面也不是说改就改过来了。光提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我希望大家都能更多地认识新闻规律，全民加强新闻规律意识。这几年在不断改进的，一个是会议报道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还有一个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可能有6、7年了，但前进不是那么简单。今年是报道变化比较大的一年。像汶川地震，从5月12日到7月18日天天直播，史无前例。 记 者：外界评价中央台对地震的报道都是正面的，没有批评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孙冰川：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发生地震以后最重要的是救人，所以要报道救人。有的境外媒体报道北川中学，地震以后房子倒了，说是豆腐渣工程。但这个时候，全社会、全世界最关心的，首先是灾区受灾的情况，是抢险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这时候讨论以前的工作存在什么问题，追究责任是不合适的。就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先救人，你先找问题，最终还是要解决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先找到了问题又怎么样，能解决吗？救人是最重要的。 记 者：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有奥运会转播权的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最初计划投入的7个频道转播奥运赛事，后来又增加了两个频道。你觉得奥运会对中央台以后的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孙冰川：这次对奥运会的转播和报道，是央视有史以来任务最重、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一次。不仅对赛事，包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转播，都做现场直播。过去对重大活动的电视直播都会有一个延时，一般延时20秒，30秒。这次奥运报道都不延时。这次的奥运报道极大地提升了中央电视台的国际地位和重要性。 以前延时是也是出于工作实际的考虑，一是给处理突发事件留出一个时间，比如一个大的场面，突然出来一个不适宜播出的情况，如果有延时的话，就能及时把它避开了。二是延时是为了防止技术性失误。如果直播过程里出现的毛病、问题，马上可以处理，给观众看到的是最完美的画面。 现在我们下决心直播不延时，因为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在逐渐加强。过去中央电视台直播画面里，如果出现了一个人打着法轮功的旗帜，那是政治错误。现在大家认为，就那么几个人瞎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社会、民众、观众有这样的承受力，我们转播自然就不必延时了。电视受到关注度比较高，每一个画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人看，出一点小毛病，观众来信就不停。过去播出不好的画面，是要受处分的。比如你拍海外旅游节目，画面里出现一个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以前播出这样的画面，我们的社会是接受不了的。现在大家都觉得能够承受，不会影响很大。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接受度的提高，转播的整体质量会越来越好。 “新闻无学”是因为我们新闻理论研究还不深 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热衷新闻理论研究的孙冰川仍然会和大学同学一起跑图书馆，查资料，在新闻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对中国新闻学研究，工作多年的孙冰川一直保持着关注，并持有自己的见解。 记 者：你对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有哪些建议？ 孙冰川：我国的新闻学教育对实际运用的研究做得比较多，新闻理论研究比较弱。现在的理论研究大都是理性的认识，上升到理论层次不够。打个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理论，一个苹果加上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这是应用。现在国内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太少，如何从应用上升到理论，这是国内新闻学研究急需加强的地方。 我希望从信息的角度来讲新闻。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最早是从徐宝璜开始的，我们现在研究框架和当时的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没有上升到信息学的理论层次。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新技术革命，系统工程、信息工程完全到了一个新层次了。和国外相比，我们国家对于新闻工作的研究，还差得比较远。 当然学新闻最终是为了做实际工作，都是在一个很特定的环境里面，特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做新闻的，所以新闻学教育当然应该重视实践。 记 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无学”，觉得没有必要学习新闻学，你是怎么看的？ 孙冰川：我们国家持“新闻无学”观点的人，确实比较多。我记得第一次开始评定职称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方案是新闻业务不设高级职称，也就是不设高级记者、高级编辑的高级职称。大家对新闻工作的理论性不是很重视。宣传政策不断地有各种变化，但是理论研究总在后面跟不上。今天这个形势下用这个理论，明天形势变了，理论就是废纸一张。面对这种现象，有人就很苦恼，很难解释。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目前新闻理论研究层次太浅了，常常只是满足于对宣传政策的解读。如果理论研究加强了，对于新闻工作规律的认识更深入了，持“新闻无学”观点的人就会减少。我是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基础的新闻理论研究，这句话后面可以再加上一句，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现在世界上的传播学理论。 记 者：你对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孙冰川：年轻人要善于在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打补丁”。做一个记者，文学、历史知识、文艺知识都好补，要补理论的知识就很难。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上学的时候，大学生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前沿知识的学习者，到单位工作以后，光靠上学的那点东西，很难做好。比如写一篇报道，只有对报道的内容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深的理解，才能够拿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稿子。举一个例子，比如环保方面的片子，看片子的时候我问过一个记者，一吨碳燃烧以后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多少，你们算过没有，他们说没有算过。我说不能人家说一个数字，你记下来就完了。一顿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要2、3吨，如此惊人，你要有自己的感觉，才知道怎么表达好，怎么强调好。因此，要不断强化各方面的知识，不停地“打补丁”，人一生的知识积累是一个“打补丁”的过程。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要不断地给自己打各种补丁，平常回家少睡点觉，多看点书。有的人觉得当记者走到哪儿都很神气，对工作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轻飘飘的。虽然现在年轻人跳糟也很普遍，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新闻工作视为自己的事业，就应该把它当成从事一生的工作，认真去对待。

采访/孙乐 李丽颖 王蕾 撰文/孙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