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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昭: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发布日期:2011-05-06点击数:
当时的课堂笔记,我一点都不舍得扔,有时候,还会重新拿出来翻翻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从中国人民大学经过,汪大昭知道人大有一个新闻系,是培养记者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朦胧的想法,希望将来能够走这么一条路。1977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在京西煤矿做了10年井下采掘工的汪大昭,迅速抓住这一难得的人生机遇,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记 者:什么时候去的北大?能谈谈高考这段经历吗? 汪大昭: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京西煤矿当了10年工人。对于一个人、一辈子来讲,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那10年太重要了。所以大家都很着急,希望改变那种生活状态,离开那个环境。从单位来说,每年都会有几个幸运者得到推荐的机会,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去。大家就去使各种办法,争取这个名额。但是名额有限,因为年龄的关系,越等希望好像越渺茫。这一切在1977年10月有了重大的转机,那天《人民日报》在重要的位置登了一条消息,标题大意是我国将恢复高考,我就开始匆忙准备。考试是12月,这中间的准备过程,包括报名填表都要完成,备考时间也就一个多月。 我接到通知书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报到,是第二年的3月30日。入学以后,先后经历了西单民主墙、北大学生竞选,当年的好多大事情。特别是那场排球赛,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在香港以3∶2战胜南朝鲜队,打进了世界杯。北大4000多学生在校内举行了一次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我也参加了,大家热热闹闹,敲敲打打,把爆竹都点着了。 记 者:在北大学新闻,记忆中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汪大昭:我印象当中那4年一共有23门课,其中有4门课不考试。印象深的有中国报刊史,外国报刊史,方汉奇教授和张隆栋教授各讲一段。外国报刊史又分马克思主义报刊和资本主义报刊。其中,一个女老师讲马克思怎么办新莱茵报,布尔什维克怎么办火星报。另外一个老师讲西方资本主义报刊的发展。学生更爱听资本主义那段,很新鲜,很入迷,老师讲得也是眉飞色舞,一套一套的。讲马克思主义报刊这段比较枯燥,照本宣科,学生听得昏昏欲睡。 我们刚上学的时候,老师言不由衷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包括讲课。比如那个时候学新闻通讯写作,老师上来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定义“什么叫新闻通讯?通讯是一种描写工农兵高大形象的新闻体裁”。我非常喜欢看瞿秋白写的通讯,可是没地方去买,那时还不让出版。韬奋文集我买了一套,还是精装的。 当时北大学习气氛很不错,图书馆占座很火爆,曾经有一幅照片,就是学生在食堂背单词。我们宿舍里有一个同学,他觉得到了北大,守着这么好的图书馆,要是用不好太可惜了。于是就看小说,看世界名著,一天换一本,如果是上、下集,两天换一本,这四年就没停过,所有世界名著,他看过的不知得码多高。毕业以后到中国青年报,做副刊。还有一位也是我同宿舍的,后来在经济日报做副主任,那么厚的《资治通鉴》他四年全部看下来,不是浏览,而是研读。 记 者:你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汪大昭:从第一学期第一门开始,一公布考试成绩,大家都很关注。有人是优,有人是良,有人不及格,通知开学补考。我到最后19门全考完的时候,有18个优,只有政治经济学是良,心里这个窝囊啊!后来我发现,嗨,完全不必要这么当事。因为很多人都毁在那门课上,都没得优。 老师当时讲的这些课,我记下的所有的课堂笔记,直到现在都还留着,一点都不舍得扔,有的时候再重新拿出来翻翻。在今天看来,里面有些内容可能有些过时,甚至有些可笑,但是毕竟当时老师讲的时候,我是认真地把它记下来的。 上个月底,人民日报社把方汉奇教授请来,给大家讲新闻史。讲课在楼上大会议室里,我像在学校里听他讲课时一样,早早地去,提前拿个本,坐在第一排,离他最近。老先生在上面讲,我在底下记。听他讲课,不光是学习知识,而且是一种欣赏。你要倾听──一个老师确实让学生很佩服,讲的东西很地道,事后再回想这个过程,绝对是一种欣赏。 方先生健康状况良好,1926年生人,80多岁了,记忆力依然像当年那么好,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我们的年轻编辑听完就问我:“哎哟,这老先生记性怎么这么好,说话都不带磕巴。” 我告诉他们,30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方汉奇先生就是这样。他往讲台上一站,把几张小卡片往那儿一搁,不用教案,然后开始讲。讲到某一段,把小卡片拿起来,读一段摘要的东西。这小卡片上的字比现在电脑里打出来的要小多了。为了读小卡片,他要把他的眼镜摘下来,换一副专门的眼镜。 方老师治学的态度认真,记忆力超强。比如他讲人民日报的历史,以1958年大跃进水稻亩产放卫星的报道为例。他说,先登了一个是几百斤,过了几天改几千斤,再过几天是几万斤,直到9月份已经到了几十万斤。这些数据他都脱口而出。 记 者:你实习的时候在哪儿? 汪大昭:我第一次实习是在人民日报,第二次是在辽宁日报。大二一次,大四一次。每次大概有半个学期,就是两个月左右。 在辽宁日报实习的两个多月,我帮他们做体育报道。那个时候有几支外地足球队伍在辽宁参加全国比赛。这期间,我发了很多稿。我后来查了查,在我去之前,那张报纸没有那么多体育报道,我走了以后,又没有那么多体育报道了。 记 者:毕业后你选择做体育记者,和这次实习有没有关系? 汪大昭:我们那个时候国家包分配。毕业的时候是1982年1月,我填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都不是热门,不会跟很多人竞争。第一志愿填的是留校。第二志愿填的是体育报,就是现在的中国体育报。第三志愿是人民日报。就这样,毕业后分到人民日报,从事体育报道一直到现在。一个人要把一个职业当做一种爱好,才能去追求。要是只当做工作,就交差了事。体育记者是一份工作,如果又是记者本人非常喜欢的,愿意做,工作起来就跟上了瘾似的,那种感觉当然是最好的。客观上来说,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体育报道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于纯新闻,更容易体现新闻规律。这也是我愿意选择体育报道的原因。
当一个体育记者,非常重要的是掌握历史,掌握越多,下笔越有力
毕业以后20多年,汪大昭从事体育报道,足迹踏遍了国内许多城乡,多次赴国外采访大型体育赛事。1996年,汪大昭到美国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那天他正在写稿,楼下的奥林匹克公园突然发生了炸弹爆炸,整个大楼剧烈摇晃。汪大昭抓起一架照相机就往出事地点奔去。数小时后他传回的报道即在人民日报刊出,成为国内最早得到的关于爆炸的正式消息,也因此得到了中央的表扬。 记 者:1996年,你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奥林匹克公园发生了一次爆炸,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汪大昭:那天我还在那儿写稿呢,突然像地震一样,整个大楼跳起来,又回到原地了。后来才弄明白,就在楼底下,有人放了一颗炸弹。当时,我抓起一架小照相机就跑下去了。到楼下一看,一片混乱。在一个很大的奥林匹克公园里面,据说是奥运会赞助商百威啤酒发酵的炉子炸了。美国警察做事真利索,动作迅速。一分钟以后,立刻出现在现场。 后来就开始传说伤了几个人,但数字并不可靠。我采访在场的游客,力求让他们完整地说出刚才看见了什么。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报道马上发回报社。后来,报社说这个稿子受到中央表扬。我才知道这是国内最早得到的关于爆炸的报道。 记 者:你觉得写体育报道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汪大昭:因人而异,没有一个标准规定。从学校接受完新闻教育,开始实践的时候,起步阶段应该怎么样,到中间怎么样,再到后面怎么样,每个人都不同。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原来足球报老总,叫严俊君。他说他觉得一个人正常情况下,当记者干新闻,也就30年左右。我大学毕业离开北大到人民日报那年30岁,如果干到头,应该是整30年。 30年是三个10年,第一个10年是积累。这10年当中写东西,应该勤快。腿勤,听说什么事就得跑去看看,不要在网上扫来扫去。手也别懒,不要担心稿子让人毙了。第二个10年,大概是30多岁到40多岁,光腿勤不行,要开始琢磨点东西,要写有思考的报道。但是还要勤跑,能去现场的还得去现场。最后40~50岁那10年,腿肯定不行了。就算你不懒,你想跑,也跑不过年轻人了。这时候可以琢磨事,因为前面有20年的积累,联想能力比人家有优势。最后这10年,腿不行没关系,因为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弥补上。 新闻这个事,往往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就得先去做。做的过程中,还得努力想办法,尽量让它清楚,手底下又别耽误,还得干着。琢磨好了再干是不行的,但也不是稀里糊涂地干完了再琢磨去,任由别人评说,任由历史评说,那也不行。干新闻,自己能想到的还是要想。 记 者:你觉得一个好的体育记者必须具备哪些素质?或者怎么样成为一个好记者? 汪大昭:必须喜欢体育。这种喜欢并不是旁观,而是身体力行。一个体育记者,如果任何运动项目都拿不起来,绝对不是一个好体育记者。 除此之外,其余的应该跟当别的记者没有多大区别,比如表达能力、文字功底、知识面等等。当一个专业记者,不是万能胶,什么都能上手。在体育或者其他领域当一个专业记者,我自己感觉非常重要的是“史”──历史的“史”。 当什么记者就得研究什么史,掌握那个领域的历史。比如说当足球记者,就得了解中国足球史、世界足球史。要按咱们中国目前的水平,还得了解亚洲足球史,比如日本、韩国。 现在写得好的与写得不好的记者之间,往往是在掌握历史方面存在差距。掌握历史越多的人下笔越有力,对事物的看法越能够接近于本质。 当体育记者也是这样,要了解中国体育发展历史、世界体育发展历史,眼下很具体的就是奥林匹克历史。咱都当东道主了,不能还不知道奥林匹克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我不愿意写的,派我写也不写,不能干违心的事
汪大昭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曾在多家报刊和网站开设专栏,纵论体坛风云,见解精辟、独到。尤以关于足球方面的评论,影响了无数球迷。其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类体育新闻评奖中获奖。在个人职业生涯即将迎来30周年之际,他依然乐此不疲。 记 者:我看到你最新的一篇博客文章,说今年五一前你们有个同学会,会上方汉奇老师说了,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就是天分、教育、勤奋和机遇。你觉得自己在这四个方面都符合吗?还是其中某个方面比较突出? 汪大昭:方先生说的四个方面,我很赞同。要想成功,真得具备这四条,不过不能倒过来说,具备这四条的人准成功。 现在想起来,最重要的还是机遇。我把机遇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1977年小平复出以后提出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就很难想象。所以,这个机遇就个人来讲,可遇不可求。天上掉馅饼了,看谁接得住。要是掉了你都接不住,那就退出来。要是接住了,它能改变你的命运。 机遇之后就是教育。我现在真觉得当时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遇到一些好老师,比如新中国高校第一次院系调整,把新闻从北大中文系的专业转到人大,独立成系,我的班主任陈仁风老师就是人大新闻系第一届学生。当时给我们上课的主要就是他们这一茬的老师,还有像方汉奇先生这样的大师。 天分应该排在第四。因为天分这个东西完全不可控,父母给什么就是什么,改变不了。它很重要,但是排次序应该靠后。 我觉得干新闻这个职业,也有一个最佳年龄段。一个人一生,无论是个天才还是庸才,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顶点。也许是大器晚成,也许是像神童一样昙花一现。 新闻有很多事情不是关在屋里干的,需要社会实践。相对来说,我刚才说的三个10年当中,正常情况下,事业的顶点应该出现在第二和第三个10年之间。 记 者:你的名字“大昭”——似乎有大彻大悟的意思。有了这么多年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感悟? 汪大昭:我觉得从一开始学新闻,到今天做新闻,观念太重要了。咱们干新闻的人,自己的想法要服从各种需要,小到报社、报纸版面的需要,大到国家的政策。 我记得20年前,有一次回北大做讲座。学生们提出来一个问题,说“你做了几年记者之后,是否觉得在工作环境里面有新闻自由。具体说,你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写报道”。新闻自由,这大概是所有学新闻的学生都关注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还是一个相对和绝对的问题。绝对新闻自由,天下都没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一个国家一个样。中国的相对新闻自由现在开始好转。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是由法律保护的,我们国家目前没有新闻立法,是用其他法律里面一些相关的条文,比如宪法中的公民言论自由来体现的。 我从一开始就这样想,到今天还是这样做,那就是:我想写的东西如果不让我写,那我只好不写。还有一种情况是要我写,或者派我写,但我认为不该写,我也不写,不能干违心的事。写还是不写,这个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采访/宋卫平 史彦 李芸 郑成雯

采访手记: 在中国足坛,汪大昭绝对是个“大腕”。 小时候喜欢玩足球的汪大昭,没有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却在足球的另一片天地里纵横驰骋,名震江湖。 在甲A联赛球市最火爆的那段日子,时任广东《足球》报老总严俊君不惜血本,以天价邀请汪大昭和毕熙东等人在该报开设“京华新村”球评专栏。“京华新村”辉煌一时,《足球》报一时间洛阳纸贵。有媒体在文章中这样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足球报道:中国足球一肩挑,左有毕熙东,右有汪大昭。“左毕右汪”凭借身居中央媒体的优势,加上一腔热血,在足球界名噪一时。很多后来的年轻“足记”,都是读着他们的球评成长起来的。 因此,汪大昭的名字,我非常“熟悉”。然而电话打过去,传来的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声音:“您哪位?” 报上姓名,他似乎也吃了一惊——我的名字他也非常“熟悉”:“啊?字都一模一样?” 原来,我的名字和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老总宋卫平同名了。就是这个宋卫平,前些年在中国足坛引发了一场揭发联赛打假球的“黑哨”风暴,震动全国。 我们如约采访,地点就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大楼一层的茶座。汪大昭一身运动服装束,果然是个“搞体育”的。 落座之后,一杯清茶,汪大昭侃侃而谈。一个开始时“熟悉”而又“陌生”的汪大昭,逐渐在眼前变得具体和明晰。后来当我摘下整理采访录音戴的耳机,脑海中于是顿然像放电影一样,映出一幅幅流动的影像: 一个在煤矿挥汗如雨的工人,一个在北大抱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的学生,一个背着一台传真机满世界跑的记者,一听到爆炸声就抓起照相机匆匆跑下楼……白天刚在足球赛场上四处奔忙,夜晚又挑灯伏案奋笔疾书。 30年后,又像当年在北大的教室里一样,他习惯性地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子,静静聆听已经80多岁高龄的昔日恩师讲座,仔细地做着笔记,尽管他自己也已两鬓飞霜…… 常言道:脚板底下出新闻。汪大昭跑新闻,跑出了门道。他说,干新闻要腿勤,多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一个干了二十多年足球报道并因此成就“大腕”声名的人来说,更见这个“足”字的分量。

撰稿/宋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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