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课堂笔记，我一点都不舍得扔，有时候，还会重新拿出来翻翻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从中国人民大学经过，汪大昭知道人大有一个新闻系，是培养记者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朦胧的想法，希望将来能够走这么一条路。1977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在京西煤矿做了10年井下采掘工的汪大昭，迅速抓住这一难得的人生机遇，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记 者：什么时候去的北大？能谈谈高考这段经历吗？ 汪大昭：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京西煤矿当了10年工人。对于一个人、一辈子来讲，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那10年太重要了。所以大家都很着急，希望改变那种生活状态，离开那个环境。从单位来说，每年都会有几个幸运者得到推荐的机会，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去。大家就去使各种办法，争取这个名额。但是名额有限，因为年龄的关系，越等希望好像越渺茫。这一切在1977年10月有了重大的转机，那天《人民日报》在重要的位置登了一条消息，标题大意是我国将恢复高考，我就开始匆忙准备。考试是12月，这中间的准备过程，包括报名填表都要完成，备考时间也就一个多月。 我接到通知书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报到，是第二年的3月30日。入学以后，先后经历了西单民主墙、北大学生竞选，当年的好多大事情。特别是那场排球赛，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在香港以3∶2战胜南朝鲜队，打进了世界杯。北大4000多学生在校内举行了一次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我也参加了，大家热热闹闹，敲敲打打，把爆竹都点着了。 记 者：在北大学新闻，记忆中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汪大昭：我印象当中那4年一共有23门课，其中有4门课不考试。印象深的有中国报刊史，外国报刊史，方汉奇教授和张隆栋教授各讲一段。外国报刊史又分马克思主义报刊和资本主义报刊。其中，一个女老师讲马克思怎么办新莱茵报，布尔什维克怎么办火星报。另外一个老师讲西方资本主义报刊的发展。学生更爱听资本主义那段，很新鲜，很入迷，老师讲得也是眉飞色舞，一套一套的。讲马克思主义报刊这段比较枯燥，照本宣科，学生听得昏昏欲睡。 我们刚上学的时候，老师言不由衷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包括讲课。比如那个时候学新闻通讯写作，老师上来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定义“什么叫新闻通讯？通讯是一种描写工农兵高大形象的新闻体裁”。我非常喜欢看瞿秋白写的通讯，可是没地方去买，那时还不让出版。韬奋文集我买了一套，还是精装的。 当时北大学习气氛很不错，图书馆占座很火爆，曾经有一幅照片，就是学生在食堂背单词。我们宿舍里有一个同学，他觉得到了北大，守着这么好的图书馆，要是用不好太可惜了。于是就看小说，看世界名著，一天换一本，如果是上、下集，两天换一本，这四年就没停过，所有世界名著，他看过的不知得码多高。毕业以后到中国青年报，做副刊。还有一位也是我同宿舍的，后来在经济日报做副主任，那么厚的《资治通鉴》他四年全部看下来，不是浏览，而是研读。 记 者：你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汪大昭：从第一学期第一门开始，一公布考试成绩，大家都很关注。有人是优，有人是良，有人不及格，通知开学补考。我到最后19门全考完的时候，有18个优，只有政治经济学是良，心里这个窝囊啊！后来我发现，嗨，完全不必要这么当事。因为很多人都毁在那门课上，都没得优。 老师当时讲的这些课，我记下的所有的课堂笔记，直到现在都还留着，一点都不舍得扔，有的时候再重新拿出来翻翻。在今天看来，里面有些内容可能有些过时，甚至有些可笑，但是毕竟当时老师讲的时候，我是认真地把它记下来的。 上个月底，人民日报社把方汉奇教授请来，给大家讲新闻史。讲课在楼上大会议室里，我像在学校里听他讲课时一样，早早地去，提前拿个本，坐在第一排，离他最近。老先生在上面讲，我在底下记。听他讲课，不光是学习知识，而且是一种欣赏。你要倾听──一个老师确实让学生很佩服，讲的东西很地道，事后再回想这个过程，绝对是一种欣赏。 方先生健康状况良好，1926年生人，80多岁了，记忆力依然像当年那么好，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我们的年轻编辑听完就问我：“哎哟，这老先生记性怎么这么好，说话都不带磕巴。” 我告诉他们，30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方汉奇先生就是这样。他往讲台上一站，把几张小卡片往那儿一搁，不用教案，然后开始讲。讲到某一段，把小卡片拿起来，读一段摘要的东西。这小卡片上的字比现在电脑里打出来的要小多了。为了读小卡片，他要把他的眼镜摘下来，换一副专门的眼镜。 方老师治学的态度认真，记忆力超强。比如他讲人民日报的历史，以1958年大跃进水稻亩产放卫星的报道为例。他说，先登了一个是几百斤，过了几天改几千斤，再过几天是几万斤，直到9月份已经到了几十万斤。这些数据他都脱口而出。 记 者：你实习的时候在哪儿？ 汪大昭：我第一次实习是在人民日报，第二次是在辽宁日报。大二一次，大四一次。每次大概有半个学期，就是两个月左右。 在辽宁日报实习的两个多月，我帮他们做体育报道。那个时候有几支外地足球队伍在辽宁参加全国比赛。这期间，我发了很多稿。我后来查了查，在我去之前，那张报纸没有那么多体育报道，我走了以后，又没有那么多体育报道了。 记 者：毕业后你选择做体育记者，和这次实习有没有关系？ 汪大昭：我们那个时候国家包分配。毕业的时候是1982年1月，我填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都不是热门，不会跟很多人竞争。第一志愿填的是留校。第二志愿填的是体育报，就是现在的中国体育报。第三志愿是人民日报。就这样，毕业后分到人民日报，从事体育报道一直到现在。一个人要把一个职业当做一种爱好，才能去追求。要是只当做工作，就交差了事。体育记者是一份工作，如果又是记者本人非常喜欢的，愿意做，工作起来就跟上了瘾似的，那种感觉当然是最好的。客观上来说，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体育报道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于纯新闻，更容易体现新闻规律。这也是我愿意选择体育报道的原因。 当一个体育记者，非常重要的是掌握历史，掌握越多，下笔越有力 毕业以后20多年，汪大昭从事体育报道，足迹踏遍了国内许多城乡，多次赴国外采访大型体育赛事。1996年，汪大昭到美国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那天他正在写稿，楼下的奥林匹克公园突然发生了炸弹爆炸，整个大楼剧烈摇晃。汪大昭抓起一架照相机就往出事地点奔去。数小时后他传回的报道即在人民日报刊出，成为国内最早得到的关于爆炸的正式消息，也因此得到了中央的表扬。 记 者：1996年，你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奥林匹克公园发生了一次爆炸，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汪大昭：那天我还在那儿写稿呢，突然像地震一样，整个大楼跳起来，又回到原地了。后来才弄明白，就在楼底下，有人放了一颗炸弹。当时，我抓起一架小照相机就跑下去了。到楼下一看，一片混乱。在一个很大的奥林匹克公园里面，据说是奥运会赞助商百威啤酒发酵的炉子炸了。美国警察做事真利索，动作迅速。一分钟以后，立刻出现在现场。 后来就开始传说伤了几个人，但数字并不可靠。我采访在场的游客，力求让他们完整地说出刚才看见了什么。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报道马上发回报社。后来，报社说这个稿子受到中央表扬。我才知道这是国内最早得到的关于爆炸的报道。 记 者：你觉得写体育报道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汪大昭：因人而异，没有一个标准规定。从学校接受完新闻教育，开始实践的时候，起步阶段应该怎么样，到中间怎么样，再到后面怎么样，每个人都不同。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原来足球报老总，叫严俊君。他说他觉得一个人正常情况下，当记者干新闻，也就30年左右。我大学毕业离开北大到人民日报那年30岁，如果干到头，应该是整30年。 30年是三个10年，第一个10年是积累。这10年当中写东西，应该勤快。腿勤，听说什么事就得跑去看看，不要在网上扫来扫去。手也别懒，不要担心稿子让人毙了。第二个10年，大概是30多岁到40多岁，光腿勤不行，要开始琢磨点东西，要写有思考的报道。但是还要勤跑，能去现场的还得去现场。最后40～50岁那10年，腿肯定不行了。就算你不懒，你想跑，也跑不过年轻人了。这时候可以琢磨事，因为前面有20年的积累，联想能力比人家有优势。最后这10年，腿不行没关系，因为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弥补上。 新闻这个事，往往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就得先去做。做的过程中，还得努力想办法，尽量让它清楚，手底下又别耽误，还得干着。琢磨好了再干是不行的，但也不是稀里糊涂地干完了再琢磨去，任由别人评说，任由历史评说，那也不行。干新闻，自己能想到的还是要想。 记 者：你觉得一个好的体育记者必须具备哪些素质？或者怎么样成为一个好记者？ 汪大昭：必须喜欢体育。这种喜欢并不是旁观，而是身体力行。一个体育记者，如果任何运动项目都拿不起来，绝对不是一个好体育记者。 除此之外，其余的应该跟当别的记者没有多大区别，比如表达能力、文字功底、知识面等等。当一个专业记者，不是万能胶，什么都能上手。在体育或者其他领域当一个专业记者，我自己感觉非常重要的是“史”──历史的“史”。 当什么记者就得研究什么史，掌握那个领域的历史。比如说当足球记者，就得了解中国足球史、世界足球史。要按咱们中国目前的水平，还得了解亚洲足球史，比如日本、韩国。 现在写得好的与写得不好的记者之间，往往是在掌握历史方面存在差距。掌握历史越多的人下笔越有力，对事物的看法越能够接近于本质。 当体育记者也是这样，要了解中国体育发展历史、世界体育发展历史，眼下很具体的就是奥林匹克历史。咱都当东道主了，不能还不知道奥林匹克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我不愿意写的，派我写也不写，不能干违心的事 汪大昭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曾在多家报刊和网站开设专栏，纵论体坛风云，见解精辟、独到。尤以关于足球方面的评论，影响了无数球迷。其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类体育新闻评奖中获奖。在个人职业生涯即将迎来30周年之际，他依然乐此不疲。 记 者：我看到你最新的一篇博客文章，说今年五一前你们有个同学会，会上方汉奇老师说了，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就是天分、教育、勤奋和机遇。你觉得自己在这四个方面都符合吗？还是其中某个方面比较突出？ 汪大昭：方先生说的四个方面，我很赞同。要想成功，真得具备这四条，不过不能倒过来说，具备这四条的人准成功。 现在想起来，最重要的还是机遇。我把机遇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1977年小平复出以后提出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就很难想象。所以，这个机遇就个人来讲，可遇不可求。天上掉馅饼了，看谁接得住。要是掉了你都接不住，那就退出来。要是接住了，它能改变你的命运。 机遇之后就是教育。我现在真觉得当时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遇到一些好老师，比如新中国高校第一次院系调整，把新闻从北大中文系的专业转到人大，独立成系，我的班主任陈仁风老师就是人大新闻系第一届学生。当时给我们上课的主要就是他们这一茬的老师，还有像方汉奇先生这样的大师。 天分应该排在第四。因为天分这个东西完全不可控，父母给什么就是什么，改变不了。它很重要，但是排次序应该靠后。 我觉得干新闻这个职业，也有一个最佳年龄段。一个人一生，无论是个天才还是庸才，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顶点。也许是大器晚成，也许是像神童一样昙花一现。 新闻有很多事情不是关在屋里干的，需要社会实践。相对来说，我刚才说的三个10年当中，正常情况下，事业的顶点应该出现在第二和第三个10年之间。 记 者：你的名字“大昭”——似乎有大彻大悟的意思。有了这么多年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感悟？ 汪大昭：我觉得从一开始学新闻，到今天做新闻，观念太重要了。咱们干新闻的人，自己的想法要服从各种需要，小到报社、报纸版面的需要，大到国家的政策。 我记得20年前，有一次回北大做讲座。学生们提出来一个问题，说“你做了几年记者之后，是否觉得在工作环境里面有新闻自由。具体说，你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写报道”。新闻自由，这大概是所有学新闻的学生都关注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还是一个相对和绝对的问题。绝对新闻自由，天下都没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一个国家一个样。中国的相对新闻自由现在开始好转。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是由法律保护的，我们国家目前没有新闻立法，是用其他法律里面一些相关的条文，比如宪法中的公民言论自由来体现的。 我从一开始就这样想，到今天还是这样做，那就是：我想写的东西如果不让我写，那我只好不写。还有一种情况是要我写，或者派我写，但我认为不该写，我也不写，不能干违心的事。写还是不写，这个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采访/宋卫平 史彦 李芸 郑成雯

采访手记： 在中国足坛，汪大昭绝对是个“大腕”。 小时候喜欢玩足球的汪大昭，没有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却在足球的另一片天地里纵横驰骋，名震江湖。 在甲Ａ联赛球市最火爆的那段日子，时任广东《足球》报老总严俊君不惜血本，以天价邀请汪大昭和毕熙东等人在该报开设“京华新村”球评专栏。“京华新村”辉煌一时，《足球》报一时间洛阳纸贵。有媒体在文章中这样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足球报道：中国足球一肩挑，左有毕熙东，右有汪大昭。“左毕右汪”凭借身居中央媒体的优势，加上一腔热血，在足球界名噪一时。很多后来的年轻“足记”，都是读着他们的球评成长起来的。 因此，汪大昭的名字，我非常“熟悉”。然而电话打过去，传来的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声音：“您哪位？” 报上姓名，他似乎也吃了一惊——我的名字他也非常“熟悉”：“啊？字都一模一样？” 原来，我的名字和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老总宋卫平同名了。就是这个宋卫平，前些年在中国足坛引发了一场揭发联赛打假球的“黑哨”风暴，震动全国。 我们如约采访，地点就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大楼一层的茶座。汪大昭一身运动服装束，果然是个“搞体育”的。 落座之后，一杯清茶，汪大昭侃侃而谈。一个开始时“熟悉”而又“陌生”的汪大昭，逐渐在眼前变得具体和明晰。后来当我摘下整理采访录音戴的耳机，脑海中于是顿然像放电影一样，映出一幅幅流动的影像： 一个在煤矿挥汗如雨的工人，一个在北大抱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的学生，一个背着一台传真机满世界跑的记者，一听到爆炸声就抓起照相机匆匆跑下楼……白天刚在足球赛场上四处奔忙，夜晚又挑灯伏案奋笔疾书。 30年后，又像当年在北大的教室里一样，他习惯性地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子，静静聆听已经80多岁高龄的昔日恩师讲座，仔细地做着笔记，尽管他自己也已两鬓飞霜…… 常言道：脚板底下出新闻。汪大昭跑新闻，跑出了门道。他说，干新闻要腿勤，多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一个干了二十多年足球报道并因此成就“大腕”声名的人来说，更见这个“足”字的分量。

撰稿/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