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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宾:冷静的激情
发布日期:2011-05-06点击数:
我报志愿时才知道有个专业是学新闻的
记 者:像诸多同辈人一样,你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张雅宾:那是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命运的时代。文革时,我的很多同学只上完初中就去下乡或参军了,我还比较幸运,一直读到了高中。高中读完时正好是1976年,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政治运动已经是强弩之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山河”这种“壮举”、气氛已经基本没有了。尽管我们还是不得不下乡,但是我们坚决不喊“极左”口号。当时“四人帮”还在横行,他们的爪牙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希望中学里出现“风云人物”,希望我们带头,轰轰烈烈带着红卫兵走向农村。我们上一届毕业生中真的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说什么“坚决上山下乡,当农民,要当就当一辈子”。这可能吗?这只是捞取政治资本!我是学生干部,是我们这届的头儿,我说咱们坚决不喊这些口号,坚决不要这种“政治资本”。我们的“低调”,也算是对四人帮的消极抵抗吧。我们下乡了,生产队的马车来接我们,坐在大车上,望着眼前滚起烟尘的土路,不知道命运会走向何方。 今天回过头去看,插队的生活还是值得回忆的,不是因为苦难,而是因为历练。平地、修渠、插秧、间苗、割麦子、砍棒子、脱坯、起猪圈,什么都干过。两年以后,知青们陆续得到回北京的指标,返城工作,有的干建筑,有的当售货员,有的当清洁工——我呢? 我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采访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这样说,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记 者:上北大和学新闻都是自己的初衷吗? 张雅宾:考北京大学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我上高中时虽然赶上文革,可我们老师还是认为学生应该学习,认真教我们文化课,我至今十分感谢我的中学老师。他们还是经常搞测验、考试,政治运动风头过去以后,老师还敢把考试名次张帖出来,我一直是第一名。仗着自己学习成绩好,我从报名高考最初就是想考北京大学,觉得理所当然,那就是我要去的学校。 那时高考停了多年,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报志愿。问谁谁都说不清,不像今天有大量信息,学生了解有哪些大学,有哪些专业。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这些,只有一个想法,要考就要考最好的。所以,考北大,我几乎没有什么犹豫。 至于学新闻,那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因素做出的选择。我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叫张起良,是上世纪50年代人大新闻系的学生,我叫他张叔叔。我父亲和他在单位机关大院里的林荫路上,往餐厅走的时候,说起我报志愿这件事。张叔叔脱口而出,说你叫他学新闻,报新闻专业。他了解新闻系的情况,对我父亲说了一通新闻专业怎么好,将来做记者多有意思等等。父亲回家来,告诉我这个建议。我说原来还有专门学新闻的专业,想了想觉得还不错。首先,新闻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那时觉得纯理论没意思,像哲学、历史在文革中被政治运动利用,搞得乌烟瘴气,致使这些专业都让人反感;其次,新闻和社会紧密相连,能通过工作来参与社会、影响社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很符合我心中的愿望;再就是,新闻对我来说,确实也有一点神秘感,当时觉得做记者很神秘。就这样,我选择了新闻专业。没想到,一干就是几十年。 记 者:如愿考入北大,你觉得她给了你什么? 张雅宾:北大影响我很多,其中一个是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习惯。一般来讲,人们多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来概括北大精神,这是普遍的看法,当然每个人又会有不同的理解。“兼收并蓄”是北大的治学思想之一,但“包容”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各种思潮、理论、主义都进来,哪些好,哪些坏?需要分析和判断,而不是把所有东西像和面一样揉在一起。这就要求独立思考。所以我觉得,从根本上说,北大推动了个人进行独立思考。 前不久,我和几个同行聊天。大家都觉得,经过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一定走向一个新的解放,以后一定大踏步前进。我说,这也未必。然后就有人说,你看你看,这就是北大出来的,永远质疑。我一想,的确如此,我是常常质疑。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事物是不能简单用“赞成”或是“反对”这样的词汇加以判断的。我觉得“独立思考”和“质疑”是记者应该具备的一个特质。如果不质疑,一切都是对的,那要记者干什么? 对我影响大的,还有“志在一流”的精神。从北大毕业的学生常常是这样,做事情,只要做了,就要做到最好,要么我就不做。北大的老师也经常给学生这种训练:这个题目你做不做?你如果做的话,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前无古人”,之前没有人做到过你的程度;“后无来者”,做完后也不能让人轻易赶上去。“志在一流”这股劲儿,就这样在我身上留下烙印。这倒不是说北大毕业的学生自命不凡,而是说,我们确实一直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
要说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师
记 者:回想北大求学岁月,印象最深的人或者地方是哪些? 张雅宾:在北大读书四年要说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师。高考不仅改变了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老师的命运。他们看见我们这些考进来的学生,不仅为我们高兴、骄傲,他们自己也感到扬眉吐气了,因为知识有价值了,受尊重了。文革时很多老师都因政治运动或社会关系等原因多年不能讲课,而我上大学那年所有的老教授都精神抖擞出来讲课。当时我们没有像样的教材,“四人帮”编的那些根本就不能用。老师们就从头开始,自己写教材油印出来给我们讲课。有这样一批了不起的老师,我们很受益。 很有意思的是,那时我们会把老师分成两种,用两种称谓。对于年轻的,比自己大一点儿或大不了太多的老师,我们叫“老师”。但如果是50多岁,60岁以上的老教授,我们就称“先生”,这是北大的传统,到现在,我们还是称他们“先生”。比如,我们新闻专业的方汉奇方先生,甘惜分甘先生,张隆栋张先生,现在我们也叫先生的。我们常开玩笑说,现在在北大是不能随便穿中山装的,至少我们不敢——因为在北大现在仍然穿着中山装的,一定是最有名的教授,是德高望重的,是泰斗级的人物。 这些“先生”,越是大学者,越没有架子。我刚入学时,对他们非常佩服,甚至敬仰,有时都不敢相信,怎么能有机会跟这么大的人物学习呢?先生们反倒是循循善诱,非常和蔼。比如像吴小如先生,吴先生个子不高,穿着中式对襟的上衣,每次上课必要带一包香烟。吴先生的香烟都是带过滤嘴的——那时候只有好烟才有过滤嘴。课间休息,老先生开始抽烟,有些年龄大的同学,假装去跟老先生提问题,其实就是跟先生蹭好烟抽。先生呢,也是“来者不拒”,人人有份,讲台前烟雾缭绕,笑语欢声。 记 者:平时除了上课,你们这帮同学最喜欢做些什么?去哪儿? 张雅宾: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课余生活,就是一心读书。命运好似突然把我们从凡间送上天堂,天堂的生活就是读书,或者说能读书就是我们最好的天堂生活,一天到晚就是念书、读书。课余当然偶尔也会玩去,但没有一个特别要去的地方。我记得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同学有自行车,大家就经常骑自行车,坐自行车,到颐和园里去念书。那时,颐和园的西墙、南墙一带非常偏僻,几乎没有人去。我们去颐和园也从来不买票,只要沿着围墙走,肯定会有缺口,顺着缺口就进去了,那时候学生穷,也没钱买票。我们常常是带一瓶水,进去之后,找一片草地躺下来就开始看书,看累了就聊天,甚至还打打闹闹。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照相机,去西山的风景区照相—— 不过这不是浪漫,而是要完成摄影作业,照相机也是课上发的。这就是我们最快乐的生活。
做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吃饭,这对记者是天大的侮辱
记 者:你是怎样理解记者这个职业的? 张雅宾:社会上有些职业就是“饭碗”,你从事这个职业可能就是为了吃饭。但是记者不是。如果你对一个记者说,你做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吃饭、拿工资,这对他是天大的侮辱。因为,这个职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与生俱来,天赋人授,这种具有神圣使命的职业,社会上只有不多的几种。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历史重要时刻,记者的职业特征都会表现出来,比如在最近的抗震救灾中就体现的最明显。 北大四年的学习让我逐渐地感悟到了新闻工作的职业特征和使命感。每个北大人都有这种情结,都有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理念。中国的文人从古至今就是这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理解,记者就是这样一种有着文人情怀的职业,它确实是一个可以对社会进步有推动作用的职业。 记 者:你一开始知道发生地震是什么反应? 张雅宾:那天是星期一,我们正在十楼会议室开每周的编前会。突然有晃动的感觉,第一次没在意,第二次晃的时候,有明显感觉。当时我还在讲话,同事们议论有地震有地震,我停止讲话,观察晃动的幅度。因为我经历过唐山地震,所以就觉得这点晃动无所谓。有的人想往外跑,看我坐那儿不动,又不太好意思跑。晃动过后继续开会。会还没结束,各方就传来确切消息,四川发生强烈地震,很快,记者就来报告说,国家地震救援队要出发,通知了我们的记者。我们在会上就开始部署,当即决定派两名记者跟随国家救援队奔赴震中。突发事件来临,记者就应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紧接着,整个报社都行动起来了。 记 者:你如何评价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媒体的表现?应对灾难,媒体应负什么样的责任? 张雅宾: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国新闻界整体做得很不错,在很多方面取得突破,有些进步是里程碑性质的,为今后的灾难报道、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范式。尤其是开始阶段,对灾情及时披露,没有发生延误。随后的报道,在视角、方式、规模上也做得不错。当然,值得总结的地方也不少。 我觉得灾难报道事关公众的知情权,重大自然灾害与每个人的人身安全息息相关,与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也有重大关联。所以,如果其他方面的报道还有所顾虑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公众知情权应该得到完全满足。前期媒体对信息的把握和选择,做的最好,但我觉得,这次报道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在信息的丰富性,多样性,多侧面,多角度报道方面还有很大空间。通过恰当的报道方式,报道灾难本身的惨烈程度,也是必要的,其目的是让公众对灾难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记 者:就目前新闻传媒的发展变化,你怎么看?传媒变革最迫切的一步是什么? 张雅宾: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通过新闻立法,用法律来确立新闻传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定性、地位和作用。不依法立身,不依法运行,新闻传播就没有力量。新闻传播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实践,它在不断进步,它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是我们传媒人和整个社会不懈努力的结果。在未来,新闻传播要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还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充分改革和政治民主的健康发展。 我们看到,和其他领域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进展相比,新闻传播发展的速度还是让人觉得太慢了。新闻传播还没有真正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新闻传播同样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科学发展。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打造一份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报纸,这是趋势
记 者:说说“北青”,你理想中的“北青”应该是怎样一份报纸? 张雅宾:一张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主流报纸。我们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要知道,现代社会信息量大,传播渠道多,一张报纸不可能包打天下,读者还会接受其他传播方式。但通过报纸了解信息,还是受众很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我们提出,要办一张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报纸,就是说要使读者——日常信息看看《北京青年报》就够了,重大新闻一定要看看《北京青年报》怎么说。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一定要准确,一定要鲜明,一定要公允,一定要平衡。在浩瀚的新闻信息里,我们要努力实现报道的充分,同时要为读者梳理信息,使之主次分明,方便读取,还要给读者一些观点和意见,为读者认识世界提供帮助。 记 者:这是“北青”的理想之路,还是报业的发展趋势? 张雅宾: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报业的发展趋势。我觉得到今天,在报纸这个行当里,以都市报为代表的新兴报纸做了很多探索。我一直在想,都市报如何做到进一步优化呢,不要只刊登那些打打杀杀、猎奇的新闻,越来越走向“小报”的末路。都市报从市场中成长起来,也被读者所认可,但不能就此满足。我认为,都市报一定要走向主流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够代表社会主流人群的,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具有主流发言能力的报纸。 党报、机关报,我看也应该走向市场,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来赢得读者,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大的影响力。未来中国报业发展,会将这两种报纸通过多方探索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广受读者欢迎的、自费购买阅读的主流报纸形态。
记者这个行业,从来都不缺能写稿子的人,而是缺思想者
记 者:作为一个过来人,您能给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提一些学习和职业规划的建议吗? 张雅宾:我一直认为,大学里认真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广泛涉猎多学科知识、勤于思考的同学,将来从事记者这个职业,后劲大。对于将来想从事新闻职业的人来说,一定要学会观察社会,研究问题,“技”和“思”二者不可或缺。记者这个行业,从来都不缺能写稿子的人,而是缺思想者。 记 者:你认为现在的新闻教学应该如何改进? 张雅宾:从新闻教学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有两个问题:第一,动手和操作其实还能再教得细一点。因为新闻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学应该做到让学生毕业后“来则能干,干则胜任”。这个“动手”又需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培养快手,比如写作不但要能写,而且要写的快,书斋里的写作和新闻写作,要求是不同的;另一个就是要教给学生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这一点外国教学就比咱们好,要让学生边干边学,了解和明白一个编辑部是怎么运行的,各种岗位如何操作,各道工序如何衔接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希望能在新闻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让学生分析、研讨、编写办一张报纸的整体方案,掌握整体办报思路。只有了解了整体办报思路,才能知道各种专业课程和技能如何发挥作用。传统的新闻教学,把课程分为理论、采访、写作、编辑、图片、广告等不同课程来教。学生对传媒的整体思路没有掌握,难以形成综合业务思考,工作起来进步就慢。大学的新闻专业当然要教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教一种思考能力和构架能力,至少在研究生教育上应该这样。 记 者:你谈到办报的整体思路,这一点“北青”的记者是怎样做到的? 张雅宾:当然,让新闻专业的学生完全掌握办报的整体思路,比较困难,这要经过多年的锻炼和实践才能实现。但大学里面,应该把这些思路教给学生。比如,我们在北大念书时,中文系老师给你讲文学史课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当你要写一本书的时候,你要通盘考虑你这本书在整个文学史研究领域会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你要学会架构这本书的整体框架,等等,我想新闻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很多“新手”来了以后,就要求马上写稿,但往往写出的稿子并不是报纸需要的东西。同样一篇稿件,能放在这个版面上,但就不能放在那个版面上。或者说,在今天这个背景状态下可以用,时过境迁就不行。我反复跟我们记者讲,写一篇稿子时一定要知道,我这篇稿件会在哪个版面上刊登,分量有多重,应该登在什么位置上。编辑要知道,我这个版,我这个话题在今天这张报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份量。只有把整个报纸都考虑好了,你所做的局部性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觉得,应该锻炼学生这种整体性思维能力。 采访手记: 联系采访张雅宾还算顺利。然而就在那个约定的日子,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于是我们的采访计划不得不往后推。 走进张雅宾的大办公室,字画、假山、盆景,一切都是印象中的文人书房。从门口到屋内,从地上、茶几上到书桌上,到处都摆放着成摞的报纸,似乎连空气中也弥漫着油墨的味道。在等待张雅宾到来的时候,我试图从他的书桌上找寻一本他正在读的书或者期刊,但是没有,满眼里只有报纸——《北京青年报》。隔日就是“六一”,茶几最上面的一张北青报是一群灾区孩子们的笑脸。 提到那场灾难的时候,张雅宾说起在第一架从北京飞往汶川的军用飞机上,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北青报记者的,这就是张雅宾眼中的北青实力。 张雅宾说话语速很快,语调轻盈,却鲜有激情。谈北青,谈工作,似乎都平常地不值一提。唯独大学四年的校园生活是张雅宾谈论最多,展露最多笑容的部分。按照他的话说,他们这一批1978年进入北大新闻专业的学生是北大和人大的“杂交品种”。张雅宾的一件乐事就是在校庆的时候,既要回人大的新闻系去见那些曾经穿着马褂、中山装给他们讲课的新闻学泰斗们,又要回到北大看一看今日的大讲堂。 张雅宾不爱运动,可偏偏却和一种激情四射的运动——网球,扯上了关系。身为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董事长,要是连球拍子都不会拿实在说不过去,而张雅宾说,这也全是为了在活动中能和老总们搭上话。 办公室的一整面墙是一排书柜,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唯一一张照片是十几年前,张雅宾与同学何平等人在未名湖畔的黑白留影。如今,照片上的那群青春男女都在中国的新闻界占据着一席之地,而这张照片也被置于书柜里最醒目的位置。 采访中,张雅宾的口头禅是“还好,还可以”。对于自己的评价如此,对于北青报的记者评价也是如此。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太大的激情,对任何事情都过于冷静与理性。正是这份沉稳以及令人信赖的真诚与宽和,暖暖地笼罩着一份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报纸。

采写/朱剑敏 祃璟琳 肖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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