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处着眼，大处着心，大处着智。这是一种北大情怀 记 者：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不知道你在1977年底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杨迎明：我们那一届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扩招。当初北大在公布第一批录取名单的时候，里面并没有我们。我以为上大学没戏了，所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后来才知道，其实很多人和我的情况一样，都是扩招的。这些人里包括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现任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中央电视台副总编孙冰川等等。我们这些人，或许是因为档案里还有些“不好说的情况”，或者是因为家长有些“说不清的问题”，所以都没能够在第一批里面被北大录取。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位老师：秦珪。前不久我们刚刚给他过完80岁生日。我们也是后来才听说，当时秦老师带领其他几位老师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人的档案摊在床上。他说，按照我们这些人考试的成绩，确实都应该进北大。 从秦珪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北大的精神：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 其实，这次高考对我来说，并不像别人把这当成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当时我已经29岁，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有固定收入，已经成家，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如果被录取上大学，那么就意味着生活要转到另一个轨道上，还需要一个重新规划的过程。 记 者：我听说当时班里录取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老师允许同学们端着茶缸上课，甚至坐在教室后排的同学，上课还可以抽烟？ 杨迎明：北大的学风和校风都非常民主和开放。像当时我的班主任赵赜，跟我们就是哥们儿，关系很“家常”。课堂上，我们可以跟老师讨论问题。下课的时候，老师和我们一起抽烟。 印象特别深的还有方汉奇老师，讲授中国新闻史；张隆栋老师，讲授国际新闻史；甘惜分老师，今年93岁，讲授中国报刊史、党的报刊史。这些老师，特别是方先生的治学以及为人，对我们这些学生影响非常大。还有张先生，他的一些学术思想直到现在来看，仍然是适用的。他们的课，我都很喜欢。我们现在常讲，做新闻的要秉笔直书。北大当年的这些老师是秉心直言，把一生的研究成果在几十堂课中传授给你。 记 者：当时北大中文系共分文学、新闻和古典文献三个不同的专业，这三个专业的学生人文气质和精神风貌有哪些区别？ 杨迎明：葛兆光曾经戏言：“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中文系当时的许多学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比如陈建功、黄蓓佳等人。新闻专业的学生相对来说更活跃、更敏锐一些。古典文献专业要求学生静下心来，坐禅练“童子功”，因为有大量的典籍、文献需要进补。所以，当时北大的许多活动，他们基本是不参与的。 记 者：听说当时你们班创办了一份叫《实报》的学生报纸？ 杨迎明：这是我们新闻班共同做的一张四开小报，取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之意。以新闻评论为主，出了四五期。那会儿的《实报》已经关注到中国的民生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并对社会一些弊端进行抨击。因为当时技术所限，出的几期报纸都是手抄的，作为业务心得和学习体会在班内同学间传阅。 与手抄的《实报》相比，当时北大另一份学生刊物《未名湖》更加知名，我做过编辑。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刊物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但当时刊物的观点和叙述方式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北岛等人都在《未名湖》上发表作品。还有查建英等人，他们当时都担任过编辑，轮流做。《实报》上面的文章完全从新闻角度来撰写，而《未名湖》则刊载了许多包括文学性作品在内的文字。 记 者：这几年的校园生活对你今后从事新闻专业有什么影响？ 杨迎明：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前，就开始写东西。我觉得北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宽容度和弹性很大的环境，学生之间的交流，各个系之间的交流，思想的碰撞，相互的启发，几乎是无限度和无限制的，包括同外国留学生之间。 当时，三角地那一带有很多不同颜色的牌子，是个信息的集散地。包括国际国内的许多重大事件，还有同学原创的诗歌作品，观点和言论性的东西比较多，没有任何商业信息。校园里的很多故事、很多情感、很多交流都是通过三角地。在某种角度上，也可以把它当作当时北大人的精神自留地，这是一个标志。三角地秉承了北大的一种传统：开放与包容。它存在的意义不输于“一塔湖图”。 此外，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图书馆特别重要。那时候，国内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当时这些媒体的叙述方式，我们是不认同的。图书馆订阅了许多外报外刊，虽然在时间上有些滞后，但通过阅读，我们毕竟可以了解国际传媒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所追求的新闻理念是：态度新闻，也就是新闻的过滤和选择。直到现在，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一直还秉承着这种精神：我可以不说，如果我说，就必然要按照新闻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底线去表述。 记 者：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北京青年报总编张雅宾、中青在线CEO刘学红等都是你当年的同学，你们这一代新闻人身上包含了哪些共同的特质？ 杨迎明：有一个共同的信奉：我们这些北大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作小人。大处着眼，大处着心，大处着智。这是一种北大情怀。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虽然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掌管着各自的新闻机构，但彼此不勾结，彼此不利用。我们经常有聚会，同学聚会吃饭喝酒的时候，只谈友情，不谈业务，更不谈买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易。 我总是认为，北大不是一个校徽，不是一个名声，它更多的是一个传统。北大有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原则的东西，大家都会去遵守，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北大不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但北大会告诉你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北大是一个传统养成，五四时期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先民主，后科学。没有民主，科学只能是伪科学，媚科学。 一个民族的体质和精神健康，左右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记 者：当年你在学生时代，就在体育报实习，毕业时虽然没有指标，但当时的体育报社社长徐才向国家体委领导申请，特批你指标。不知道你为何会走上体育报道之路？ 杨迎明：这是听了我父亲的话，遵从父命。他认为我的性格和禀赋，不太适合到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中央媒体单位。从事体育报道我有先天的优势，文革前，我打过北京市少年篮球队。事实证明，知子莫如父。 记 者：你刚到中国体育报时的情况如何？ 杨迎明：当时的体育报还是独树一帜的，发行可以达到100多万份。因为没有其他什么体育媒体来竞争，只有一报一刊：《体育报》和《新体育》。又正好赶上中国的体育热潮——世界男女排球锦标赛和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报道是一个“橱窗新闻”。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政治、经济上任何一个方面，取得成绩，一般都不会升国旗、奏国歌，唯有体育比赛胜利了，在国际上可以才升国旗、奏国歌，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比如我国登山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26届世乒赛容国团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触动了中国的民族神经，表达了民族的一种情绪、诉求，然后被沿展开来，被泛政治化。 记 者：30多年的新闻实践，你最满意的新闻作品有哪些？ 杨迎明：最满意的作品谈不上。我写的东西，有的在体育报发表，有的在别的媒体发表。其中《国人之余暇》等文章，关注的是中国百姓闲暇时都干些什么，是民族的休闲方式的演变。其他就是大量的评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中国体育政策。 记 者：你现在是中国足球报的总编，这份报纸目前是什么样子？ 杨迎明：中国足球报是1994年创立的，我2000年来到报社。我们的定位就一句话：只报道足球新闻。原来许多的以报道足球著称的报纸，现在关注的内容已不仅仅是足球，而全国真正只以足球为报道对象的报纸，目前就只有《中国足球报》一家。 2000年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足球衰落，各种各样的非议也比较多。整个中国足球市场处于一个比较低落的状况。球市对报道足球的媒体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想要拯救球市，但大的环境是不具备的。哀莫大于心死，当球迷对足球不再抱有太大希望的时候，他们对足球方面的报道是排斥的态度。面对这种情形，有些足球方面的媒体，开始有意识地“做”新闻，集中表现为：凡是中国足协拥护的，他们就反对；凡是中国足协反对的，他们就拥护。当时假新闻也是铺天盖地。我们一方面是客观地报道，至少保持这张报纸政治上的善意。另一方面，我们也注重新闻的终极落点。当大家纷纷在炒作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去跟风。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再去关注，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并且造成了什么影响，以及会不会再发生。“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中国足球已不是善意能挽救的了。足球与相关媒体是皮毛关系，一损皆损。 记 者：作为一名资深的体育新闻人，你认为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中国的足球今天的局面？ 杨迎明：现在提出一个观点：不要从娃娃抓起，要从爸爸抓起。爸爸不重视，不给条生路，娃娃踢不了足球。今天的中国足球，我们说是职业化，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化，商业最讲究投入与产出。产不出什么成绩来，谁还投入？中国足球职业化，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最先迈出来的，至今僵在那儿了。足球是后工业产物，11个人，司职不同的位置，像一个流水线。在这么大的一块场地上，把11个人组织起来，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是农耕文明，骨子里是一亩三分地的私营。世界“第一运动”到了我们这儿，成了相声、小品、段子的素材，完成了一次倒退。 足球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意识问题，包括对足球的投入，对足球理解、阅读等等。其实严格来讲，体育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常说的德智体。但现在我们把体育和教育割裂了。体育部门的任务与教育部门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体育部门要实施的是金牌战略，教育部门无法承担这个责任。一些中小学取消了足球，场地是一方面，担心学生受伤是主要的。西方有研究者说，西方人尚武，东方人崇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国家体育总局恰恰坐落在崇文区，而不是宣武区。从1980年代初，就极力主张全民体育，关注民族的体质。一个民族体质和精神的健康，左右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而不要把所有的财力、人力和精力放在几十块金牌上。“橱窗”有了，后面没货，很危险的。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在努力。但条块分割，文化、教育、体育、民政是各管各的，统不起来。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大国，这在世界上也很罕见。外强而内虚。 我们的体育报道附加的东西太多，应更多地向人性靠近，而不是向成绩靠近 记 者：1993年到1994年期间，你曾经参与创办《三联生活周刊》，不知道这段经历给你的新闻生涯带来了哪些新鲜的体验？ 杨迎明：其实我本人更关注一些中国的文化现象。从参与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到做主笔，体育方面的东西写得很少。当时，各地传媒精英都云集到那里，像杨浪、陈西林、何志云、毕熙东、老猫等许多人都过去了。这些人非常活跃，不同门派在那里刀光剑影，各种观点和思想在碰撞。当时，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开了一个“百姓广场”栏目，就是在杂志上开辟了一个物品交换的“大集”。读者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交流、交换，每一件物品都有它的一段故事。这件事本身是挺有文化意义的，这也是中国杂志的第一次尝试，可以说是杂志上的“跳蚤市场”。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业生活，大约有两年时间。这段经历对我有很多触动和启发，我也是从那时候起，逐渐开始倡导“大体育”的概念，即从竞技体育到社会体育，体育文化、体育商业，最终形成一个产业链条。 记 者：你从事体育报道多年，你认为体育报道与体育事业的发展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杨迎明：体育报道实际上是把我们的体育成就扩大了，泛化了，辐射了。比如《中国体育报》很早的时候，就举办过十佳运动员的评选，后来这个做法很快推广到其他很多行业，越做规模越大。体育报道，就是把体育上的某种东西，变成了民族的、国家的、政治上的东西。体育报道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 我们的体育报道，应更多地向人性靠近，而不是向成绩靠近。我们现在的体育报道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明星上面，除了那些明星之外，应该更多地向人性靠近。体育比赛就是Game，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范畴，是给人带来娱乐。我们在体育上附加的内容太多。把这些附加的东西，全部剥离出来，这样新闻报道会出现另外一种样式。这个问题在中国存在，在国际上也同样存在。 记 者：你对这次奥运会怎么看？ 杨迎明：奥运会是个party，轮到我们当东道主，当然也是我们争取来的。Party应该是什么样子，主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不言而喻。我不想谈足球，甚至不想谈竞技项目。如果你能从目前国际的大背景出发，看这次奥运会，你就会清楚中国、北京应该以何种形象呈现。大到氛围，小到细节，是一个重新树立形象的重大机会。拿多少金牌、排行第几也是形象，但形象的延伸，以至对今后产生的影响，或改变国际上的某些误读、误解、曲解，不是金牌说了算的。 我们讲人文、绿色、科技奥运，没讲金牌奥运。但我们的内心都有金牌情结。举个极端的例子，全国都把宝押在刘翔身上，一旦他失手，会不会造成国民整体失落？奥运会成功的标志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说，是参加party的客人说。还有一点，我们是受国际奥委会委托承办本届奥运会的，本土因素应该淡化。什么都想拿，结果是什么也拿不到。 网络是浅阅读，还不能取代纸媒体的深度阅读 记 者：听说你当年毕业的时候，很多毕业生不愿意去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认为只有报纸才是新闻人干事业的地方。今天的媒体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你的视角，这种变化对传统的新闻人带来哪些挑战？ 杨迎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现在的媒体从纸媒、广播、电视到网络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新闻操作的呈现方式，已经翻天覆地。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读者定位。我认为，不仅要强调读者定位，更要突出媒体本身的定位。现在的市场是一个细分的市场，不要相信可以办出一份适合所有读者的大众媒体。 纸媒体今天存在同质竞争的问题，在同一内容的杂志中，为什么有优劣之分、有市场占有率的巨大差别？抛开一些技术上、经营上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媒体的态度问题，也就是你这个媒体出售什么东西，是媒体的自我定位，而不是市场定位。有一种说法，传媒出售的是受众的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本身。媒体对新闻的选择是一种态度，而受众注意力首先关注的就是你的态度。 记 者：伴随着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强烈冲击，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形式，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挤压，甚至有新闻研究者称若干年后，报纸将走向消亡。你从事纸媒报道工作多年，对此有何见解？ 杨迎明：我们经常面临一个问题，即纸媒体什么时候死亡，或者它以另外一种什么形态继续存在？这个问题就像股市和基金一样，没人能够预测。网络和纸媒体的区别是什么？空间是纸媒体的地盘，时间是网络的地盘。一个普通的空间物体，纸媒体永远是更好的。纸张更方便，可以在上面写字，可以塞进兜里，随身携带。网络只是计算机屏幕后面的一个影子，你可以注视它，通过远程摆弄它，可以搜索，它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容量的限制。这是它的优势，是它的杀手锏。 那么，平面媒体即纸媒体生存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传统的习惯性的阅读方式。第二，纸媒体的物质感，人们对物质东西的放心程度远大于虚拟的东西。第三，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纸媒体拥有最好的新闻从业者，再过50年依然如此。比如传媒大国美国，它们的网络早于并大于中国，但普利策奖大部分是被纸媒体人员获得。第四，就是我们的国情问题，现在中国网络的新闻内容主要依靠纸媒体，这种现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第五，也是一个信息流的问题。网络是浅阅读，不可能取代纸媒体的深度阅读，这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说，纸媒体还会活着，不会马上死。用一句话形容纸媒体的发展空间：寻找新的或已经存在未被专项服务的群体。纸媒体要引领读者从盲目的资讯消费到精确的资讯消费，要从单纯的记录、宣传过渡到指导，最后是引领。这是纸媒体的突围点。 新闻的本质，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一样的话，不要舆论一律 记 者：在当今形势下，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新闻人，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杨迎明：为什么一个人要当记者或编辑，原因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观点，或深思熟虑的东西，让众多的人看到。当然，最好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帮助。这是我作为北大新闻人，一直恪守的东西。 新闻本质的东西，一定要说人话，说真话。不要讲一样的话，不要舆论一律。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媒体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即使同样的声音，也要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新闻报导的落脚点，应放在关注民生，关注道德，关注正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铁肩是新闻底线，妙手是技巧问题。 不要只把自己局限于一张报纸、一家网络、一个媒体的记者或编辑，眼光要放长远，应该具有世界级的传媒人的眼光。世界变成一个村落。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写几篇好文章。我们传媒人不仅是记录，而且要引领。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你写的东西应该是可以被引用的。这是新闻人的责任。 朱镕基给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帐”。我想说的是，做新闻的：不说假话。不要写连你自己都不信的东西，然后让读者看。不欺下，不媚上，追求事实真相。我可以不去说，但我绝不会说违背真理的东西。

采写/鲁鹏 何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