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告诉我，我对问题的回答很有自己的想法，北大鼓励的就是这种独立思考 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的陈晓海，如愿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在校期间，除了努力学习，刻苦读书之外，他还给校刊投过稿，写过一些散文，做过校刊的记者。虽然时间并不长，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经历对他未来从事新闻工作挺有帮助，“算是一种实习吧，校园内部的实习。” 记 者：四年大学生活中你比较喜欢上什么课？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或者课堂故事？ 陈晓海：我比较喜爱的是现当代文学，因为现当代文学能够折射现实的方方面面，能够帮助我加深对现实的认识，思想最解放、最活跃。有一次这门课考试，我记得我考题都没答完，5道题只答完了3道，没想到最后公布成绩的时候，我得了一个高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得高分，好奇地去询问老师，他告诉我，我对问题的回答很有自己的想法，他鼓励的就是这种独立思考。 教现当代文学的这些老师们，像张钟、洪子诚、严家炎，还有讲鲁迅的袁良俊等老师，他们的思想深度让人折服。还有讲唐诗的袁行霈教授，我记得当时袁老师上课，他在黑板上留下的板书，因为书法特别好，我们上完课了，后面其他系的同学来上课，按说要把黑板擦掉，但他们都舍不得擦，恨不得一直留在那里欣赏。 后来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刺激比较大。那是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是严家炎，中文系主任。我做得非常辛苦，但他老是不满意，老是让我修改。最后他侧面问了我一句话：你这个论文跟某某同学商量过没有，有没有参考过他的一些观点？我这才意识到他可能觉得我的论文有点像那个同学的。我跟他解释，我们俩完全没有交流，而且题目也不一样，可能有些观点类同，他先交我后交，所以老师有怀疑。从这里边可以看出来，北大老师是鼓励你独立思考，鼓励你创新的，而不是鼓励你亦步亦趋，这是我从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记 者:你印象中的北大同学有什么特点？ 陈晓海：我们那一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知青，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我们班主任曹文轩老师的年龄在班里也只能排在三四名。班里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一个32岁，叫吴秉杰，上海来的，他文革前就考上了北大，后来因为他的某些观点和文革相左，当时就没让他入学。我觉得从大同学身上能够学到很多应届毕业生没有的思想。特别是老吴，还有我们的班长贺少俊，他们既有书本知识，又有社会经验，对于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对我们这些应届生还是很有启发的。 北大的学生很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发表见解。那时我们住在32号楼，到食堂吃饭路过三角地就在那里看大字报，边走边看，吃完饭从另一条路回来，也是一路看着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我们当时还赶上选举海淀区的人大代表，很多同学都在大字报上发表自己的竞选纲领，表达当选以后要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很热闹。 你可以见到困难绕着走，你也可以主动给自己出难题 十年专题记者的职业经历，让陈晓海顺利实现了从文学向新闻的跨越。在制作新闻专题期间，除了指令性的，他大都选择对社会进步有促进作用的选题。虽几次报道面临人身危险，但他说在这十年里，他学会了在中国的、在北京的环境下，如何当一个新闻工作者，怎样当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 记 者：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你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文学到新闻、从文字到声音的跨越有难度吗？ 陈晓海：难度不是很大，我欠缺的是新闻理论，这需要在实践中慢慢积累。新闻与文学相同的地方是，不管是新闻还是文学，都关注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命运，特别关注社会底层的命运。 文学与广播相通的地方是广播也需要有文字能力。我觉得文字能力是思考能力的一种延伸。作为一个好记者，第一要有思考能力，第二要有表达能力。这种表达能力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字表达能力，一方面是口头表达能力。作为广播记者，文字表达能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口头表达能力对我来说是有挑战的。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广播新闻还不要求记者口述，主要由播音员念稿。那时候，叙述的部分我用文字来表现，但采访对象的表达必须用声音来表现，怎么样让采访对象把事情说生动，说得让人爱听，就要启发对方讲故事。我在工作后不久发现，女同志讲话容易进入境界，而且女同志情绪容易激动，说到伤心处潸然泪下。如果采访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男女两人的话，我尽量会采访女的，这样采集回来的素材比较好用。 但是后来就要求记者不仅要写，还要出声，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度，因为我的声音不是吸引人的那种，而且我说话速度也慢。20分钟的节目，像我这种语速，所表达的内容就太少了。没办法，只能练习如何加快语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想说的话清楚地说出去。现在对于广播来说，记者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主持人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主持人是电台的招牌，听众认识电台更多的是从认识主持人开始的。像我这种资质现在考电台的主持人恐怕就没希望了。 但我始终认为，从事新闻工作，最重要的还是责任感和使命感。记者的工作有它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什么？就是报道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发掘。报道质量的高低，最终不是取决于你的声音条件，而是取决于你能够给社会提供什么，你所提供的是不是社会所关注的，是不是能够引起社会反响的，这些东西需要你自己去找。你可以见到困难绕着走，你也可以主动给自己出难题。 记 者：毕业至今一晃20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刚到电台时的工作情况么？ 陈晓海：到电台以后，我当了一名记者，从1983年到1993年，这10年我一直从事新闻专题的报道。我不是“跑口记者”，不写消息，专门写新闻专题。我觉得这十年的基础打得还算比较扎实。 到了工作岗位以后，面临的环境跟学校就不一样了，在学校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想。到了媒体以后，心里想的是要为社会进步、为平民大众出一点力，办一些事情。但办事又是有尺度的，必须符合宣传精神，必须符合舆论导向。就是要在导向正确和推动社会进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时我们领导说有两个圆，一个圆是舆论环境，一个圆是社会现实。两个圆有一部分交叉，有一部分不交叉，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在两个圆的交叉的这部分中。我用这十年在这个交叉点上做文章，也学会了在中国、在北京的环境下，怎么样当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 记 者：你做新闻专题前后十年的时间，采写录制了大量作品。其中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或者你觉得比较有影响的节目有哪些？ 陈晓海：一个是1991年的时候采访劣质鞋的生产和销售。当时温州的劣质鞋不仅在北京销售很广，还卖到了匈牙利、俄罗斯。我的题目叫《走遍天下的劣质鞋》，采访挺困难的。在西单三得利鞋店，我假装自己是买鞋的，还到三得利在宣武区的工厂，反反复复地看、询问，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这就引起他们的警惕了，他们就围攻我，直到把我赶走。不过，我该录的东西也都录下来了。 另一个是1993年做的一篇叫《吃首钢，奔小康》。当时全国的“面包铁”运到首钢炼钢，北京郊区的黑社会再加上招集的外地游民，就在沿线的铁路上扒火车，火车一边开，一边往下扔铁，扔下来以后用面包车运到附近的黑市上去卖。我每天去现场，带着微型采访机，由于微型采访机录音距离很短，就必须到人家跟前去搭话。连续几天以后，他们警惕我了，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我是防汛的，因为那儿正好有河道，又是夏天。但是他们不相信，拿着铁棍子堵我。我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跑到当地铁路施工的工地，还好工地的人对我挺不错的，他们说你就在我们这儿吃饭睡觉，等他们走了，你再走。那些人拿着大铁棍子在工地大门外守着，我在里边采访工地的工人，问那些人在哪儿上车，在哪儿扔铁，在哪儿下车，什么牌号的车来接这些面包铁等等，工人都知道，因为他们成天在那里干活。采访完了，我就在工地吃饭，吃完饭他们还给我找了个地方了睡一觉，一直睡到下午四五点钟，工人叫我说那些人已经不见了，我这才出来。我的自行车还埋在草丛里，我把车推出来，回家了。 《走遍天下的劣质鞋》获得中国新闻二等奖。《吃首钢，奔小康》获得了北京新闻二等奖，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比前一篇大。报道后有很多群众来电话发表看法，听众反响就录了三盘录音带，一盘一个小时。北京市公安局也专门立案调查这件事，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就铁路扒窃的问题去了首钢。后来这种事情慢慢的少了。 当时还和同事集体做了一个叫《大检查之后》的节目。那时候搞全国卫生城市的评比，北京市为了迎接检查，搞了好多表面文章。我专门蹲在一个垃圾站，那儿摆了十几个垃圾筒，筒上都上了绿漆，派专人值班，每隔几个小时就把那个垃圾筒用抹布擦得倍儿亮，但就是不让群众倒垃圾。居民们不得不把垃圾倒在一个离垃圾筒不远的不太显眼的地方，苍蝇蚊子满天飞。这个节目也得了中国新闻二等奖。 2001年7月，我们特别策划的2001年申奥成功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一等奖，当时我是电台新闻中心的主任。 广播事业再往前走，就要走数字多媒体之路 在广播行业奋斗20多年之后，对于当前广播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陈晓海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说，面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竞争，除了做好内容之外，广播还要在技术层面出现一个飞跃，用现代媒体技术来推动产业发展。 记 者：以你的经历来看，你觉得当一名合格的广播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陈晓海：记者这个职业在于观察社会，报道社会，首先应该有对社会现实发自内心的热情；第二，独立思考能力很重要；第三就是表达能力，对广播记者来说既包括文字表达能力，也包括口头表达能力；第四就是社交能力，采访能力，要能够和你的采访对象、你的工作对象打成一片，广交朋友。我这点做得不算太好，如果有工作需要的话，我可以跟人很好沟通；但平时我不太愿意跟人联络，这是我的一个弱点。因为作为记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跟人联系了，等到了时候再东找西找就会延缓办事效率。 对广播记者提出的独特要求就是速度。你要善于把你所访问到的，所观察到的东西马上变成声音，要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报道出去，没有时间让你坐下来写。 记 者：以你的视角来看，目前我国广播领域还存在哪些地方可以寻求改进并获得突破？ 陈晓海：广播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资源非常紧缺。广播要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就得突破资源的瓶颈。所谓资源就是频率，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波，但中波已经不适应群众的需要了，信号受干扰太严重。调频效果不错，但频率资源太少。 广播事业再往前走，就要走数字多媒体之路，数字资源相对丰富，不受限制。但数字多媒体的发展有两个问题，一是目前没有国家认可行业接受的技术标准；第二是能接收数字广播的多媒体收音机价格要几百上千块钱，一般的听众一时难以接受。如果能突破这两个瓶颈，就能促使广播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虽然数字广播的频率很多，广播行业的竞争会更激烈，但对于受众来说是好事，因为他的选择更多了，收听质量也更高了，比现在的调频收听效果要好。 记 者：广播现在的节目制作模式有哪些可以去尝试和探索？ 陈晓海：这个是体制问题，也是一个市场问题。把生产和播出分开有一个好处是能够促使生产对应市场，受市场的控制，市场需要的东西就多生产，市场不要的东西就不生产，质量不高的东西被淘汰。但现在我们只能做到内部的制播分离，只能解决内部市场，外部市场打不开。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广播市场受到两个条件制约：一个是体制的制约。现在的广播市场受宣传系统的控制，是宣传部门管辖下的传播单位，不是一个市场概念。广播市场是不能跨越宣传部门管理区域的。 另一个是市场发育不充分。现在广播节目的价格太低，有些广播可以跨地域流通，比如欣赏类的节目，但是价格太低养活不了生产单位，价格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现在知识产权体系不健全，但更主要的是另一个区域的广播生产单位不可能因为你的节目好就停止自己的生产，因为他要完成当地宣传部门赋予自己的任务。所以要形成真正的大市场，两方面都还需要往前探索。 记 者：对于广播媒介未来的走势，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和预期？ 陈晓海：从1977年开始，电视逐渐普及，广播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低谷。后来随着移动人群的增加，就是自驾车的增加，它又经历了复苏。听众人群从居家为主变成了居家收听和移动收听并行的态势。互联网兴起之后，广播媒体又面临被压缩的态势。当然被压缩的不光是广播，也包括电视，报纸被压缩的程度更大。要想突破这个局面，除了做好内容之外，就是刚才说的，广播要在技术层面出现一个跃升。现代媒体技术可以推动产业发展，这应该是一个规律。

采访/何云红 鲁鹏 成艳

采访手记： 约见采访领导是件不容易的事，约见采访媒体中的领导更不容易。 我们打了几次电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陈晓海都以自己低调的做人原则婉拒了我们的采访请求。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我们通过种种渠道找到陈总的邮箱，将采访提纲发了过去。或许是我们的诚意打动了陈总，当天夜里，他来电答应用半天的时间接受采访。可就在采访的头一天晚上，陈总又来电表示抱歉，因为上午十点钟有会，原定三个半小时的采访必须压缩到两个小时。 我们知道，以电台播音员的语速，一分钟说200字，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最多能够采访到24000字。根据经验，除去重复表述和题外话，较成功的采访也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字数可供成文。我们的稿子需要七八千字，勉强凑够数。悬，有点悬。 第二天，我们如约来到陈总的办公室，交谈中，我们本来悬着的心更加忐忑不安，因为陈总说话语速较慢，气定神闲。但没有想到，我们准备的几十个问题在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时就全部问完了。是陈总回答得过于简单吗？我们赶紧抓紧剩余时间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补充采访。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速记员敲打出全部录音后，全篇的字数达到19000字，且每一个问题的阐述都很完整明确，极少有“恩、啊、那么”等助词，几乎可直接成文发表。对我们提出的相似问题，陈总还从不同侧面给与回答，大大扩展了我们的思维局限，充实了采访的内容。 采访中陈总说：他本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广播记者，他用了很长的时间苦练自己的口头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我们相信，是责任和认真成就了陈晓海今天的成功，也成就了我们这次采访。

撰稿/何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