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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达:撩动中国笑神经
发布日期:2011-05-06点击数:
如今的电视剧市场可谓风起云涌,各路豪杰大显身手,竞争异常激烈,其中情景喜剧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1992年英达导演的《我爱我家》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情景喜剧。这部一百二十集电视情景喜剧一举成功,不仅为情景喜剧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得英达被国外同行戏称为“中国的诺曼•李尔(美国情景喜剧之父)”。 继《我爱我家》以后,英达又拍摄了情景喜剧《候车大厅》,轻喜剧《起步停车》,电视连续剧《百老汇100号》等。但其主要的导演功力仍表现在对于喜剧题材的把握上。四十集情景喜剧《新七十二家房客》是其最新完成的情景喜剧,它改变了以往情景喜剧以北方方言及幽默方式为主的特点,大胆借用了上海滑稽戏(又称独脚戏)的幽默方式,使情景喜剧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段,同时也使情景喜剧获得了南北观众的普遍认可。
我一直想亲手塑一个斯诺先生的像,立在斯诺墓前
英达1979年北京七十二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攻读心理学。一直想当演员的英达在学校里搞起了业余剧社,在里面做导演和一些组织工作。1983年大学毕业,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获得“导/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 记者:你在北京七十二中上的高中,那个时候你的学习成绩是班里很优秀的吧? 英达:我后来很优秀,但一开始并不是。因为童年比较坎坷,在我7岁的时候,父母双双被捕入狱。我们像流浪儿似的,在各个亲戚家里吃饭,和沿街乞讨也差不多。我是有名的落后生,没有家长管教,常常淘气打架。老师看着就头疼,也不知道怎么办。 父母释放出来以后,很长时间一直带着“敌我矛盾”的帽子。当时家庭出身特别重要,不像现在如果你学习好,或者你长得帅就行。那时候你出身于什么家庭,你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一直不是那种特别出众,或者自我的、自信的孩子。 一直到了粉碎四人帮,第二年恢复高考,我们这群孩子才算有了奔头。否则的话,都得到农村插队了。于是,从初三的时候我才如梦初醒,下决心刻苦学习,不学习不行。然后开始疯狂补课,那两三年里头,我没有看过一次电视,没有打过一次扑克。所有原来的朋友都不认识我了,我就在家里埋头补习一些文化课,找来无数的卷子、无数的参考书。这样,我每次考试在班里排名都能一步一步靠前,最后考上了北大。 记者:请你谈谈,为什么选择了北大,为什么选择了心理系? 英达:恢复高考以后,大家面临考大学的选择。当时社会上重理轻文,父母干了一辈子文艺,遭受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当了半辈子的“文艺黑线人物”,吃了一辈子哑巴亏。他们不希望我再从事演艺业,而是选择更稳妥、更实际的职业。希望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我并不是学理科的料,但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也只好学了理科。 我们那个时候先考后报,所以有选择的余地。我虽然自己并不喜爱的理科,但因为我考得还是不错,分数很可能超过北大录取线,所以首选肯定是北大。因为选择学校是第一位,选择专业放在第二位。当时好大学就是北大和清华,我肯定不会考虑清华,因为当时的清华是工科学院,连理科专业都没有。 所以我只能在北大理科当中选。实话实说,我早就意识到自己不适合搞理科,所以尽量找靠近文科一点的,有点意思的。比如说生物学呀,心理学呀。当时,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我进心理系就是这个原因。心理系毕竟人文的东西多一些,不管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对今后工作,可能有些帮助。看来那个时候想对了,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心理学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记者:您其实并不喜欢心理学,那么在北大学习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英达: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不是干这一行的料。当我看到我要学习的课程的时候,就两个字——“头疼”。 我当时就决定了,我以后不干这一行,但是能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做了很多尝试。我想转系去英语专业,毕竟长处还是英语。但是当时的学籍管理制度不允许这么做。我也想过明年再考,但北大这么好的一块牌子,怎么也不可能因为选错专业而放弃。当时的环境,没有人考虑个人志趣爱好。上大学以后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且你毕业以后就是干部级别了。所以我想办法努力了,还是失败了。 当时我很少上课,同学们看见我来上课,都是很稀罕的,哟,今天你怎么来了?我说听说今天老师划重点了,我来看看。期末的时候狂读几天书,把这一学期的课都看了,然后参加考试。总而言之,在北大这四年里,我真的不是好学生。 记者:听说你在北大的经历似乎与斯诺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英达:那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到未名湖散步,看到湖边上有一个斯诺墓。我从小就知道斯诺是谁,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常到我们家做客。他当年是斯诺的翻译,只要斯诺到中国访问一定找他做翻译。他跟我讲过很多斯诺的故事。我到北大未名湖边一看,原来斯诺墓竟然在这儿。我觉得特别奇怪,在书本上读的都是斯诺的故事,在这个地方安葬着斯诺,很神奇。后来听说是斯诺要求死后把自己葬在这儿,留在中国,留在北大的校园里。因为他当年在中国采访,后来写出《西行漫记》是从燕京大学这个校园开始的,他还在这里教过书。斯诺说“我要听听年轻人走过时的脚步声”。每次走到这儿,我们就说“跺跺脚,好让斯诺老先生听听。”大家就都跺脚,这一切我觉得很神奇。 鬼使神差,我真没有想到后来得到了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奖学金。斯诺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在报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才来到中国。他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一笔钱,委托巴黎朋友成立一个斯诺基金会,从事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明确规定,用这笔钱的利息每四年资助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就是用这笔奖学金,1987年我获得“导/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 我不知道我死后能不能把所有钱都变成一个奖学金,像斯诺先生这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一直想亲手塑一个斯诺先生的像,立在斯诺墓前。我觉得这样做很特别,又很神圣。当然这还要和北大校方商量。
我在北大校园深处,从气氛、环境、群体中,学到了方法,是北大改变了我
英达与北大剧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剧社很多年都一直是他的精神寄托,他经常回北大看学弟学妹。这不仅使北大剧社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准,也为英氏影视艺术公司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 记者:听说您在北大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话剧方面了? 英达:1980年初,大一下半年,我在专业学习感到无趣又无奈的情况下,开始组织学校的剧社。我感到只有到剧社里来,我才能快乐,学校里还有不少像我这样选错了专业的同学也加入了剧社。我是整个剧社的组织者,把所有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剧社上了。那个时候正式名称叫北大学生文工话剧团,我就是团长。导演、服装道具甚至场地、舞台舞美、演出灯光、声音效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干的。但是最后我还不能上台演戏,越是组织者,越没有机会去演戏。 记者:听说您现在经常回北大看北大剧社,而且您现在的影视公司里许多人员都是北大毕业的?是有北大情结吗? 英达:我经常在北大剧社的历届毕业生中‘选’人才,以壮大我们的公司。如剧作家白志龙是北大中文系89级,王小京是我的同班同学,梁左是中文系77级的,我的太太梁欢是中文系88级的,英壮是物理系82级的。我们英氏堪称北大班底。 我肯定有北大情结。毕竟高考是一个全国性的考试,名校是第一道筛选了一遍高智商的人才。而在社会上和我一直打交道的很多人,他们并没有考上北大,甚至有些在高考中名落孙山,但做的挺出色,挺出名的。因此我想如果我能多找一些北大的同学,多找师弟师妹,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能做得更好。跟北大合作,能够多用这种高智商人才,是我的一个便利,对我也是极大的帮助。 聪明,我只相信这个。我觉得教育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教给人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那是非常有限的。今天教的,明天就可能过时了。而且多数人学不好,真正做出成就的人,按北京话说都是自个“攒”的。也就是说,所有本事都是自学、自悟出来的,绝不是说有个好学校能够教的。所以我第一相信聪明人,高智商。如果他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做什么都能做好,哪怕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直到现在,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北大。从小孩到长大成人,是北大改变了我。我是在北大校园深处,从气氛、环境、群体中,学到了方法,主要是动脑的而不是动手的。我今天走上这条路,其实使用的还是学校里的东西,不过是思维方法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记者:作为演员您曾在谢晋的影片《最后的贵族》、陈凯歌的影片《霸王别姬》、冯小刚的影片《甲方乙方》等十多个影视剧中担任角色,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在根据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所扮演的赵辛楣一角,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一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作为一名演员,你是认为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您是怎么努力成为好演员的? 英达:我觉得我作为北大人,不是靠一夜成名的那种偶像演员。我能够保证很多年都能一直演下去,一直在这个职业当中,而不是像有些人出名很快,消失得也快。至于我所认为一个好的演员,首先得有天分,非常聪明的人才能够成为好演员。当然,光靠天分不行,演戏也要有经验。对人物、对生活有领悟力。在这样一个马拉松式的漫长的演员生涯当中,你是不是努力,你是不是很好地训练,不断学习,不断吸收,看到一个事情,读到一个剧本,你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北大人从中得益良多。 记者:你原来主持过天津电视台的《非常关系》、湖南卫视的《老同学大联欢》,现在还主持北京电视台《夫妻剧场》,收视率一直很好,你是怎么当好主持人的呢? 英达:我觉得自己还不能算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主持人,像传媒大学以及其它高校培养出的许多专业主持人,多数都是俊男靓女,口齿伶俐,从报幕员或者播音员身份转过来的时间不长。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主持人不多。 我觉得主持人首先还是必须聪明,而且是非常聪明。因为在现场,你不可能有什么现成的稿子可用,你一举一动,包括串联、插词等等都得靠机智。 这种即兴发挥,对主持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和表达能力的要求特别高。否则,说到一定程度,你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如果基础不是很深厚的话,你只可以干一段时间。《夫妻剧场》已经是一个创记录的栏目了,它开播时间非常长,几乎把中国的名人夫妻都访了一个遍,但是现在观众还有需求,希望这个节目能够继续做下去。我们也在想怎么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节目做得好,与我阅人无数、善于总结有重大的关系。我如果做好了一件事,就会立刻把成功的原因总结出来,慢慢巩固。如果有什么失败的,我也会从中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并且能够举一反三。我觉得北大人在这方面更加训练有素,就是头脑训练有素,遇到事情善于总结规律,把握规律比别人快,能力比别人强。这也是在这个校园里做了很多这方面功课的结果。
一个人以自己有幽默感为荣,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就好办了
1990年代初的《我爱我家》借鉴了美国情景喜剧的表现形式,同时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滑稽与幽默手段,使这一普通家庭题材的系列剧在中国电视上久播不衰。虽然没有一部超越《我爱我家》,但此后的多年里,“英式”情景喜剧的旋风还是准确地击中了中国电视观众的神经,给无数个家庭带来过欢笑。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种综艺节目、电视剧开始迅速抢占荧屏,而情景喜剧家长里短的情节和大同小异的风格,已经开始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特别是越来越多续集的出现,对正在吃老本的情景喜剧来说,无疑更是致命一击。 记者:当导演是你的另外一个角色,你一开始就确定在情景喜剧方面发展,还是摸索走上现在这条路的? 英达:说实在话,没有什么事是先规划好的,因为规划的事往往实现不了。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偏重学习情景喜剧。跟其他学生一样,悲剧、喜剧都一样学。回来以后,我本来是学导演的,但是太年轻,重担不敢交给我,所以刚开始就演戏,并没有刻意演喜剧。后来有一个机会,拿到一笔钱可以导戏,我想导什么戏呢,什么戏能够保证我一下子就能够脱颖而出,给人深刻印象呢?那个时候我观察,我们整个社会最缺乏的是好的喜剧,所以我就决定搞喜剧。可是喜剧特别难,不好搞。当时,如果没有北大师哥梁左的话,这个事也办不成。我们在很多关于喜剧的观点上一拍既合,然后一块儿搞了第一个戏《我爱我家》。跟我预期差不多,喜剧成功率比较高。 记者:情景喜剧市场越来越大,你如何看待发展方向? 英达:现在有很多有能力、有才气的新导演,都来做情景喜剧,我挺有成就感。如果像前些年那样,就只有我一个人做,拍马大姐,拍东北一家人,候车室等等,老是我一个人拍的话,就算拍得很成功,观众很喜爱,收视率也很高,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如果是好东西,为什么其他人不做呢?现在有很多人做,说明这是好东西,我心理特有成就感。我希望有更多人搞,希望情景喜剧在中国有大的发展。 记者:现在情景喜剧拍很多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剧本、导演、还是演员? 英达: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剧本。当然不是说导演和演员不重要,但剧本最重要。现在仅仅是收视率不错,各台喜欢要,观众喜欢看,好多人就干这个。喜剧需要天才,哪怕头一回导演喜剧,没有关系,只要这个方面是天才,就能让人开怀大笑。但是现在有些人拍情景喜剧,剧里人物不好好说,说话怪里怪气。他们认为不好好说话就是情景喜剧,这是错误的。情景喜剧确实在好多地方需要夸张,但是需要在什么地方抖包袱,需要琢磨。 什么时候需要夸张,什么时候需要脱离正常人的思维都需要琢磨。如果上一帮精神病,确实脱离正常思维,但也并不可笑,这就很难受。喜剧就是这样,要不怎么说难呢?如果谁都可以搞的话,那就不难了。有些招数,上次用着灵,这次用就不一定灵,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没有一本教科书,没有一个金科玉律,全靠自己现场的感悟。 当然,演员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好演员能够充分地把好的剧本表达出来。还有一些好演员,剧本稍微差点,他能弥补上,但是并不等于好剧本并不重要,因为本来没有包袱,或者包袱特别难受,好演员能够弥补一下,他自己从中创作一下。所以演起来你觉得还行,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什么剧本给他,他都能演好。 人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后来拍了很多情景喜剧都没有超过《我爱我家》,演员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样出色的一组演员聚到一起,我们再也没有遇到,比如宋丹丹。当然也没有再遇到像《我爱我家》那样的剧本,因为当时我们拿着这个剧本,梁左不会表演,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记者:对国内情景喜剧的创作,像你所说的,觉得比较难,很难超越当初的《我爱我家》,如果说要再超越或者再有好的作品,应该在哪方面努力呢? 英达:我关注的是现实题材。我虽然不是说古代题材不好,但是我认为情景喜剧最强调的就是当下。你弄一个东西,与现实不相干,再逗也逗不到哪儿去。我们情景喜剧已经逐渐地失去了这样的锋芒。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敢接触现实,或者接触现实的时候也是一团和气,这样就导致情景喜剧不逗。怎么逗?很简单,辛辣地讽刺现实,保证逗,可是不敢。有可能出点问题,播出不了,无法挽回经济损失。 不仅是审查制度,还有我们政治上是否宽松,以及我们的国民性问题。喜爱喜剧的中国观众跟国外观众,心理上是没法相比的。国外的观众多数都以我有幽默感为荣。乐于拿自己开涮,人家拿自己开玩笑,担得起,还高兴。 幽默感强说明我这个人不光聪明,而且有涵养。 我们搞喜剧的都知道,方言是喜剧里面的一个重要武器,相声界有一个行话,一倒三口,倒就是倒口,就是说外地话的意思,说不同的外地话。你看多数的戏里面不管是炊事班的故事,还有武林外传,都是一个人说一种方言,这个喜剧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抨击的人物说某种方言,或者怎么样的时候,起码那个地区的观众不高兴,说“怎么拿我们这个地方开涮”。总而言之,就整体来说,中国人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对喜剧的心态都不够好。其实,当你用幽默的眼光看一件事的时候,就很可能不是那样。 情景喜剧发源地在美国,他们那儿的人,你可以说我丑,你甚至可以说我笨,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幽默感。所以一个人以自己有幽默感为荣,情景喜剧的发展就好办了。

采写/邢志国 郑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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