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电视剧市场可谓风起云涌，各路豪杰大显身手，竞争异常激烈，其中情景喜剧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1992年英达导演的《我爱我家》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情景喜剧。这部一百二十集电视情景喜剧一举成功，不仅为情景喜剧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得英达被国外同行戏称为“中国的诺曼•李尔（美国情景喜剧之父）”。 继《我爱我家》以后，英达又拍摄了情景喜剧《候车大厅》，轻喜剧《起步停车》，电视连续剧《百老汇100号》等。但其主要的导演功力仍表现在对于喜剧题材的把握上。四十集情景喜剧《新七十二家房客》是其最新完成的情景喜剧，它改变了以往情景喜剧以北方方言及幽默方式为主的特点，大胆借用了上海滑稽戏（又称独脚戏）的幽默方式，使情景喜剧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段，同时也使情景喜剧获得了南北观众的普遍认可。 我一直想亲手塑一个斯诺先生的像，立在斯诺墓前 英达1979年北京七十二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攻读心理学。一直想当演员的英达在学校里搞起了业余剧社，在里面做导演和一些组织工作。1983年大学毕业，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获得“导／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 记者：你在北京七十二中上的高中，那个时候你的学习成绩是班里很优秀的吧？ 英达：我后来很优秀，但一开始并不是。因为童年比较坎坷，在我7岁的时候，父母双双被捕入狱。我们像流浪儿似的，在各个亲戚家里吃饭，和沿街乞讨也差不多。我是有名的落后生，没有家长管教，常常淘气打架。老师看着就头疼，也不知道怎么办。 父母释放出来以后，很长时间一直带着“敌我矛盾”的帽子。当时家庭出身特别重要，不像现在如果你学习好，或者你长得帅就行。那时候你出身于什么家庭，你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一直不是那种特别出众，或者自我的、自信的孩子。 一直到了粉碎四人帮，第二年恢复高考，我们这群孩子才算有了奔头。否则的话，都得到农村插队了。于是，从初三的时候我才如梦初醒，下决心刻苦学习，不学习不行。然后开始疯狂补课，那两三年里头，我没有看过一次电视，没有打过一次扑克。所有原来的朋友都不认识我了，我就在家里埋头补习一些文化课，找来无数的卷子、无数的参考书。这样，我每次考试在班里排名都能一步一步靠前，最后考上了北大。 记者：请你谈谈，为什么选择了北大，为什么选择了心理系？ 英达：恢复高考以后，大家面临考大学的选择。当时社会上重理轻文，父母干了一辈子文艺，遭受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当了半辈子的“文艺黑线人物”，吃了一辈子哑巴亏。他们不希望我再从事演艺业，而是选择更稳妥、更实际的职业。希望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我并不是学理科的料，但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也只好学了理科。 我们那个时候先考后报，所以有选择的余地。我虽然自己并不喜爱的理科，但因为我考得还是不错，分数很可能超过北大录取线，所以首选肯定是北大。因为选择学校是第一位，选择专业放在第二位。当时好大学就是北大和清华，我肯定不会考虑清华，因为当时的清华是工科学院，连理科专业都没有。 所以我只能在北大理科当中选。实话实说，我早就意识到自己不适合搞理科，所以尽量找靠近文科一点的，有点意思的。比如说生物学呀，心理学呀。当时，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我进心理系就是这个原因。心理系毕竟人文的东西多一些，不管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对今后工作，可能有些帮助。看来那个时候想对了，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心理学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记者：您其实并不喜欢心理学，那么在北大学习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英达：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不是干这一行的料。当我看到我要学习的课程的时候，就两个字——“头疼”。 我当时就决定了，我以后不干这一行，但是能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做了很多尝试。我想转系去英语专业，毕竟长处还是英语。但是当时的学籍管理制度不允许这么做。我也想过明年再考，但北大这么好的一块牌子，怎么也不可能因为选错专业而放弃。当时的环境，没有人考虑个人志趣爱好。上大学以后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且你毕业以后就是干部级别了。所以我想办法努力了，还是失败了。 当时我很少上课，同学们看见我来上课，都是很稀罕的，哟，今天你怎么来了？我说听说今天老师划重点了，我来看看。期末的时候狂读几天书，把这一学期的课都看了，然后参加考试。总而言之，在北大这四年里，我真的不是好学生。 记者：听说你在北大的经历似乎与斯诺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英达：那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到未名湖散步，看到湖边上有一个斯诺墓。我从小就知道斯诺是谁，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常到我们家做客。他当年是斯诺的翻译，只要斯诺到中国访问一定找他做翻译。他跟我讲过很多斯诺的故事。我到北大未名湖边一看，原来斯诺墓竟然在这儿。我觉得特别奇怪，在书本上读的都是斯诺的故事，在这个地方安葬着斯诺，很神奇。后来听说是斯诺要求死后把自己葬在这儿，留在中国，留在北大的校园里。因为他当年在中国采访，后来写出《西行漫记》是从燕京大学这个校园开始的，他还在这里教过书。斯诺说“我要听听年轻人走过时的脚步声”。每次走到这儿，我们就说“跺跺脚，好让斯诺老先生听听。”大家就都跺脚，这一切我觉得很神奇。 鬼使神差，我真没有想到后来得到了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奖学金。斯诺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在报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才来到中国。他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一笔钱，委托巴黎朋友成立一个斯诺基金会，从事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明确规定，用这笔钱的利息每四年资助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就是用这笔奖学金，1987年我获得“导／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 我不知道我死后能不能把所有钱都变成一个奖学金，像斯诺先生这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一直想亲手塑一个斯诺先生的像，立在斯诺墓前。我觉得这样做很特别，又很神圣。当然这还要和北大校方商量。 我在北大校园深处，从气氛、环境、群体中，学到了方法，是北大改变了我 英达与北大剧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剧社很多年都一直是他的精神寄托，他经常回北大看学弟学妹。这不仅使北大剧社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准，也为英氏影视艺术公司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 记者：听说您在北大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话剧方面了？ 英达：1980年初，大一下半年，我在专业学习感到无趣又无奈的情况下，开始组织学校的剧社。我感到只有到剧社里来，我才能快乐，学校里还有不少像我这样选错了专业的同学也加入了剧社。我是整个剧社的组织者，把所有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剧社上了。那个时候正式名称叫北大学生文工话剧团，我就是团长。导演、服装道具甚至场地、舞台舞美、演出灯光、声音效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干的。但是最后我还不能上台演戏，越是组织者，越没有机会去演戏。 记者：听说您现在经常回北大看北大剧社,而且您现在的影视公司里许多人员都是北大毕业的？是有北大情结吗？ 英达：我经常在北大剧社的历届毕业生中‘选’人才，以壮大我们的公司。如剧作家白志龙是北大中文系89级，王小京是我的同班同学，梁左是中文系77级的，我的太太梁欢是中文系88级的，英壮是物理系82级的。我们英氏堪称北大班底。 我肯定有北大情结。毕竟高考是一个全国性的考试，名校是第一道筛选了一遍高智商的人才。而在社会上和我一直打交道的很多人，他们并没有考上北大，甚至有些在高考中名落孙山，但做的挺出色，挺出名的。因此我想如果我能多找一些北大的同学，多找师弟师妹，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能做得更好。跟北大合作，能够多用这种高智商人才，是我的一个便利，对我也是极大的帮助。 聪明，我只相信这个。我觉得教育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教给人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那是非常有限的。今天教的，明天就可能过时了。而且多数人学不好，真正做出成就的人，按北京话说都是自个“攒”的。也就是说，所有本事都是自学、自悟出来的，绝不是说有个好学校能够教的。所以我第一相信聪明人，高智商。如果他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做什么都能做好，哪怕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直到现在，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北大。从小孩到长大成人，是北大改变了我。我是在北大校园深处，从气氛、环境、群体中，学到了方法，主要是动脑的而不是动手的。我今天走上这条路，其实使用的还是学校里的东西，不过是思维方法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记者：作为演员您曾在谢晋的影片《最后的贵族》、陈凯歌的影片《霸王别姬》、冯小刚的影片《甲方乙方》等十多个影视剧中担任角色，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在根据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所扮演的赵辛楣一角，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一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作为一名演员，你是认为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您是怎么努力成为好演员的？ 英达：我觉得我作为北大人，不是靠一夜成名的那种偶像演员。我能够保证很多年都能一直演下去，一直在这个职业当中，而不是像有些人出名很快，消失得也快。至于我所认为一个好的演员，首先得有天分，非常聪明的人才能够成为好演员。当然，光靠天分不行，演戏也要有经验。对人物、对生活有领悟力。在这样一个马拉松式的漫长的演员生涯当中，你是不是努力，你是不是很好地训练，不断学习，不断吸收，看到一个事情，读到一个剧本，你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北大人从中得益良多。 记者：你原来主持过天津电视台的《非常关系》、湖南卫视的《老同学大联欢》，现在还主持北京电视台《夫妻剧场》，收视率一直很好，你是怎么当好主持人的呢？ 英达：我觉得自己还不能算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主持人，像传媒大学以及其它高校培养出的许多专业主持人，多数都是俊男靓女，口齿伶俐，从报幕员或者播音员身份转过来的时间不长。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主持人不多。 我觉得主持人首先还是必须聪明，而且是非常聪明。因为在现场，你不可能有什么现成的稿子可用，你一举一动，包括串联、插词等等都得靠机智。 这种即兴发挥，对主持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和表达能力的要求特别高。否则，说到一定程度，你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如果基础不是很深厚的话，你只可以干一段时间。《夫妻剧场》已经是一个创记录的栏目了，它开播时间非常长，几乎把中国的名人夫妻都访了一个遍，但是现在观众还有需求，希望这个节目能够继续做下去。我们也在想怎么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节目做得好，与我阅人无数、善于总结有重大的关系。我如果做好了一件事，就会立刻把成功的原因总结出来，慢慢巩固。如果有什么失败的，我也会从中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并且能够举一反三。我觉得北大人在这方面更加训练有素，就是头脑训练有素，遇到事情善于总结规律，把握规律比别人快，能力比别人强。这也是在这个校园里做了很多这方面功课的结果。 一个人以自己有幽默感为荣，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就好办了 1990年代初的《我爱我家》借鉴了美国情景喜剧的表现形式，同时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滑稽与幽默手段，使这一普通家庭题材的系列剧在中国电视上久播不衰。虽然没有一部超越《我爱我家》，但此后的多年里，“英式”情景喜剧的旋风还是准确地击中了中国电视观众的神经，给无数个家庭带来过欢笑。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种综艺节目、电视剧开始迅速抢占荧屏，而情景喜剧家长里短的情节和大同小异的风格，已经开始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特别是越来越多续集的出现，对正在吃老本的情景喜剧来说，无疑更是致命一击。 记者：当导演是你的另外一个角色，你一开始就确定在情景喜剧方面发展，还是摸索走上现在这条路的？ 英达：说实在话，没有什么事是先规划好的，因为规划的事往往实现不了。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偏重学习情景喜剧。跟其他学生一样，悲剧、喜剧都一样学。回来以后，我本来是学导演的，但是太年轻，重担不敢交给我，所以刚开始就演戏，并没有刻意演喜剧。后来有一个机会，拿到一笔钱可以导戏，我想导什么戏呢，什么戏能够保证我一下子就能够脱颖而出，给人深刻印象呢？那个时候我观察，我们整个社会最缺乏的是好的喜剧，所以我就决定搞喜剧。可是喜剧特别难，不好搞。当时，如果没有北大师哥梁左的话，这个事也办不成。我们在很多关于喜剧的观点上一拍既合，然后一块儿搞了第一个戏《我爱我家》。跟我预期差不多，喜剧成功率比较高。 记者：情景喜剧市场越来越大，你如何看待发展方向？ 英达：现在有很多有能力、有才气的新导演，都来做情景喜剧，我挺有成就感。如果像前些年那样，就只有我一个人做，拍马大姐，拍东北一家人，候车室等等，老是我一个人拍的话，就算拍得很成功，观众很喜爱，收视率也很高，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如果是好东西，为什么其他人不做呢？现在有很多人做，说明这是好东西，我心理特有成就感。我希望有更多人搞，希望情景喜剧在中国有大的发展。 记者：现在情景喜剧拍很多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剧本、导演、还是演员？ 英达：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剧本。当然不是说导演和演员不重要，但剧本最重要。现在仅仅是收视率不错，各台喜欢要，观众喜欢看，好多人就干这个。喜剧需要天才，哪怕头一回导演喜剧，没有关系，只要这个方面是天才，就能让人开怀大笑。但是现在有些人拍情景喜剧，剧里人物不好好说，说话怪里怪气。他们认为不好好说话就是情景喜剧，这是错误的。情景喜剧确实在好多地方需要夸张，但是需要在什么地方抖包袱，需要琢磨。 什么时候需要夸张，什么时候需要脱离正常人的思维都需要琢磨。如果上一帮精神病，确实脱离正常思维，但也并不可笑，这就很难受。喜剧就是这样，要不怎么说难呢？如果谁都可以搞的话，那就不难了。有些招数，上次用着灵，这次用就不一定灵,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没有一本教科书，没有一个金科玉律，全靠自己现场的感悟。 当然，演员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好演员能够充分地把好的剧本表达出来。还有一些好演员，剧本稍微差点，他能弥补上，但是并不等于好剧本并不重要，因为本来没有包袱，或者包袱特别难受，好演员能够弥补一下，他自己从中创作一下。所以演起来你觉得还行，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什么剧本给他，他都能演好。 人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后来拍了很多情景喜剧都没有超过《我爱我家》，演员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样出色的一组演员聚到一起，我们再也没有遇到，比如宋丹丹。当然也没有再遇到像《我爱我家》那样的剧本，因为当时我们拿着这个剧本，梁左不会表演，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记者：对国内情景喜剧的创作，像你所说的，觉得比较难，很难超越当初的《我爱我家》，如果说要再超越或者再有好的作品，应该在哪方面努力呢？ 英达：我关注的是现实题材。我虽然不是说古代题材不好，但是我认为情景喜剧最强调的就是当下。你弄一个东西，与现实不相干，再逗也逗不到哪儿去。我们情景喜剧已经逐渐地失去了这样的锋芒。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敢接触现实，或者接触现实的时候也是一团和气，这样就导致情景喜剧不逗。怎么逗？很简单，辛辣地讽刺现实，保证逗，可是不敢。有可能出点问题，播出不了，无法挽回经济损失。 不仅是审查制度，还有我们政治上是否宽松，以及我们的国民性问题。喜爱喜剧的中国观众跟国外观众，心理上是没法相比的。国外的观众多数都以我有幽默感为荣。乐于拿自己开涮，人家拿自己开玩笑，担得起，还高兴。 幽默感强说明我这个人不光聪明，而且有涵养。 我们搞喜剧的都知道，方言是喜剧里面的一个重要武器，相声界有一个行话，一倒三口，倒就是倒口，就是说外地话的意思，说不同的外地话。你看多数的戏里面不管是炊事班的故事，还有武林外传，都是一个人说一种方言，这个喜剧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抨击的人物说某种方言，或者怎么样的时候，起码那个地区的观众不高兴，说“怎么拿我们这个地方开涮”。总而言之，就整体来说，中国人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对喜剧的心态都不够好。其实，当你用幽默的眼光看一件事的时候，就很可能不是那样。 情景喜剧发源地在美国，他们那儿的人，你可以说我丑，你甚至可以说我笨，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幽默感。所以一个人以自己有幽默感为荣，情景喜剧的发展就好办了。

采写/邢志国 郑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