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联系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记者闯进了唐师曾的生活。后来他在《我在北大的阳光里》写道：我们俩都在18岁进了名牌大学政治系，同样狭隘自负，坚信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记 者：你心目中的北大包含哪些特征？ 唐师曾：北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疑”。什么叫科学的态度？就是怀疑的态度。你跟我说那边有一个人把狗吃了，姑妄听之，不可能刚一听完，我就立刻上街游行抗议。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思想自由。北大能把所有劣势都变成优势，这就是大学教育精神。我记得那会儿去二教，去文史楼，去外文楼，我们都是扛着椅子到处走。这个老师讲的没劲，往别的地儿挪，哪个老师讲得好往哪儿去。我特喜欢这样，总是事先到了占一个椅子，先把椅子搬到一个有利的位置。 如果没有这个训练，谁能想到上课时椅子能搬着走呢？并不是所有教室都这样，我们中学椅子都是一排一排的，两人一个课桌，走不了。北大这样的教室好，活动的椅子，不固定的教室，是一种活动状态和自由状态，当时只有北大教室能这么弄，这是北大所特有的。一旦北大人都固定在教室，教室里都一排排桌子，得一个人站出来其他人才能撤出来，他们的思维就受限制了。 记 者：北大的学习生活经历对你的记者生涯有哪些影响？ 唐师曾：我认为大学教给一个学生的基本素质：表面上他干什么都不成，但实际上他身上潜藏着干任何事情的可能性，通过努力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这是北大教育有影响力的一面。你不要小看一些细节，比如从外文楼去学五食堂很远，骑车都得骑一会儿，自行车停哪儿，抢位很重要，这些训练对后来当记者都有用。 还有北大告诉我底线在哪儿，这一点对于记者非常重要。北大教会学生按照科学的想法做事。另外，北大引导你学会如何才能脱颖而出。这些东西如果天天靠老师讲，没用，老师一讲50多人全听见了，50多人全会了。一定是你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发现的一件事，其他人都不知道，你自己去发现了，你才能脱颖而出。 记 者：看到过一些你写北大的文章，你自己偏爱哪篇？ 唐师曾：我喜欢《北大四位系主任的座右铭》那篇。1950年代，创建时的北大国际政治系系主任李普的座右铭是“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我上学时，系主任赵宝煦题词是“做事认真，待人宽厚。”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系主任张汉青的留言是：“沙滩学运知真理，矢志跟党为人民。”1990年后期到21世纪初，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潘国华是“互信互利。”沧海桑田，与时俱进啊！ 我可能是中国最早推崇卡帕的人 记 者：你认为一个好的记者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唐师曾：第一，好记者是天生的，但缺少大学教育也是不行的；第二，他得赶上一个机会。 好多人就不适合当记者，比如没有敏锐的观察力，没有深刻的领悟力，没有流畅的表达力，说话跟蚊子似的。另外我认为记者应该首先尊重人，尊重生命，把自己换位当做被采访人，为被采访人着想；而且记者和官僚是截然不同的。拿我自己来说，我追求思想独立，人格自由，别人说我没见着的东西，我都要打个问号。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我们不能拿英语写作，根本就不是好记者，我不能拿英语写作，所以我不是好记者。 曾经有学生问我，他应该从事什么职业。我告诉他：第一你喜欢；第二你擅长；第三你能用它养活自己，而且能养活你自己是起码的，至少要能养活几口人。光喜欢不擅长也不行。还有就是要迅速地知道自己不适合干什么，并且得承认存在不平等，知道这些不平等之后，就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 记 者：说说你的相机和日常装备？ 唐师曾：相机是我喜欢、擅长和以此谋生的手段。最早买照相机不吃不喝得攒两年的工资，大学毕业第一年一个月46块钱工资，第二年转正56块钱。尼康63，镜头加马达一万块钱，那个时候想怎么可能呢？以前我很在乎照相机是什么型号、什么胶卷、什么镜头。现在我就用一个傻瓜机，300万像素，完全够用，像素根本不重要；而且小相机隐蔽，易于保护，我要的是自然，是抓拍。要是拿个顶大个的，还没有照，人家看见我在照相了；而且有的现场拿大的不让进，拿小的就让进，我得装业余者，好像哆哩哆嗦的，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在那儿等什么东西呢。 我开车永远都车头朝外。我去游泳都把车停在最靠外边的车位，这样我能迅速撤离。我的东西全都是特集约化的，一拎就走。钥匙什么的，腰带一串，需要的全有。我把执照放在在包的第一层，下面一层是我常用的本，本下面是傻瓜相机，相机下面有各种证件，证件下面有钱包，在最里面。你把我的包打开就是这么一层一层，我只要拎着这包，几天里该用的全有。类似这些东西我上学时就这么做了，因为有那种基因到后来才有可能当记者。 还有这两块手表，带很多年了。这是一个机械表，机械表功能很简单，很可靠，一般来说这个表永远是北京时间；另外一个是到哪个时区就调成那个时区的时间。 记 者：有没有你欣赏甚至崇拜的记者？ 唐师曾：记者的顶峰我认为是两个人：一是孔子，一是司马迁，他们敢说。比如司马迁，知道要杀他，他说别杀我，把我睾丸剁了可以吗？这样不影响继续说话和继续写。孔子和司马迁都是知止的人，知道底线在哪儿。不知道底线在哪儿那就不是好记者。我欣赏的记者还有卡帕。 记 者：那给我们讲讲卡帕，你为什么欣赏他？你怎么看“战地记者”？ 唐师曾：不只是欣赏，我推崇这个人，我可能是中国最早推崇他的人。他是匈牙利人，在柏林大学上学，在法国谋生，因西班牙内战出名，在北非跳伞，在诺曼底登陆，在法国和英格丽•褒曼恋爱，加入美国国籍，在日本上班，在越南被地雷炸死，被埋在纽约。他一辈子没结婚，活了41岁，女朋友无数，哭着喊着后面一堆。你说他是哪国人？是什么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海明威是他的干爹，毕加索和巴顿等跟他有着极好的关系。如果说他是一个战地记者，那就低看他了。“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你离得不够近”是一句哲学的话，人家本来是一个哲学家。 中国人老说战地记者，我不认为英文里有这个词。现在有谁介绍我是战地记者我就要求别这么说我，我不是。那就等于说一个喜欢京剧的人就是票友，这是不恰当的，不要轻易用这个称谓。外国有一个词叫War Photographer，那是拍摄战争的人。这是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没有职业，没有国籍，什么都没有，靠卖照片谋生。卡帕是这样的，其他人哪个是这样的？ 我是知行合一的记者 作为一名记者，唐师曾沿万里长城步行，在秦岭拍摄野生大熊猫，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4个月，独自潜入伊拉克并最后撤离巴格达，参加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神农架寻找野人”活动，独自驾车环绕美国，参加“首批人文学者南极考察”活动，架吉普车穿越马来半岛热带雨林，在单车无后援条件下从北京驶抵喜马拉雅珠峰大本营，单人驾车完成程30000公里，历时90天的“新唐僧取经”。架吉普车在欧洲拜谒第二次世界大战旧战场…… 记 者：当初你在中东采访有什么有趣的经历？为什么采访能比较顺利？ 唐师曾：我的自由状态使我具备自由的思想。我在中东是自己开车到处走，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是这样的；我知道怎么通关，所以我是知行合一的记者。再有就是我身上所具有的北大的精神特质。北大以前出过本书，叫《精神的魅力》或者叫《精神的联系》，能够打破条条框框的人基本上是北大的。像杨福昌，郑达庸，孙必干这些校友，他们当初在中东时的语言水平基本上处于顶峰。北大西语系和别的学校不一样，那里培养的是文学和哲学人才，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样的人才能走到高处。我去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批出色的人，那是1990年，而碰到我这么一个自由分子，他们身上的自由基因也全被激活了，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的人。他们给我的帮助是别人得不到的。 至于那次采访经历，先说说我喜欢的几本书。我认为有几本书是必须看的：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以及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还有一本是我最喜欢的，叫《1984》。我认为新闻学院应该主张学生看这三本书，特棒，而且我认为小说是挺高级的一种形式。 我在伊拉克能混得那么好，是因为我知道《动物庄园》这本书。阿齐兹的秘书是老复兴党，最后是被炸弹炸死的。他第一次一见我就说一大堆官话，问我你知道《动物庄园》吗，我说我打“动物庄园”来。于是他跟我眨眨眼睛，说咱俩单谈。我的《重返巴格达》那本书的序就是他写的。 采访卡扎菲的时候他特别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写的《绿皮书》，这些文化积淀都会帮助推进采访。 记 者：我们经常看到摄影记者的工作状态是非常紧张的，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和心得？ 唐师曾：一些教摄影的老师，对什么是公角、母角他们不一定懂。这是我的一个发明。墙角分公的和母的，把凸出来的叫阳角，或者叫牛角；凹进去的是凹角，或者叫母角。一台相机在凸角和凹角的时候，结构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你拿着照相机，一帮领导人走，你要想照他很难照到。你找凸角还是到凹角去预伏合适？在这儿等你永远也排不上，你到下一个角，百分之百你是第一个。 或者比如挤，在几十个人朝一个门挤的时候哪条路最快？学校现在不教这个，实际上必须得教这个，不教你根本就挤不进去。挤不进去你怎么拍？这些问题你看书还是问老师？书上还没有写，找不到答案。等哪天我一点一点写出来。 我是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我一年得发够一千张照片才可以，不然我完不成定额。我的记录没有人打破过，我一直保持了高记录，这样才有机会被派到这儿派到那儿，才能够得到特殊的营养，才能长成一只老虎。 记 者：如果工作中发生冲突怎么处理？ 唐师曾：我自己是这样的，如果我跟别人发生冲突，我就检查我自己不对的地方。我有三点：一是自省，问是不是我不对？二是自尊；三是自嘲。 记 者：这次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你很快赶到地震现场展开工作。给我们讲讲你去的经过？这次地震报道留给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唐师曾：身在一线，让我感动的事情有太多太多。可以说，从受灾的坚强的人们到不顾生命危险施救的人民子弟兵都让我敬佩和感动。比如一位80后的小战士，他自个儿还没长大呢，但是在汶川映秀镇，他抱着俩孩子往外撤离。这个小战士从端正地戴着军帽到军帽被“黑鹰”直升机的旋翼卷走，始终用双臂紧紧夹着肋下的两个孩子。在汶川，不论是拯救人、一条小狗、一只病猫还是一棵小树，热爱生命都成为做所有事情的基础。毫无疑问，那些热爱生命、拯救他人生命的人值得尊敬。毕竟越是在这种危急的时刻，才越能显出他们的伟大。 记 者：7月3日，你在咸阳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当时是什么心情？ 唐师曾：成为奥运火炬手，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传递友谊与和平，这是我最重要最值得欣慰的经历；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圣火传递爱心、希望和梦想，祝愿四川灾区的人们早日重建家园！能在咸阳传递圣火也是我非常向往的。我采访过战争，经历过许多重大的灾难，我对和平的感受是特别深刻的。 我认为奥运会有三种精神：第一是国与国之间要和平、不要战争；第二是民族与民族之间要交流，不要隔阂，包括文化体育各方面的交流；第三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公平竞争，英文叫“fair play”，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奥运精神最根本的所在。 没有话语能力，图片就会一文不值 记 者：“语像”是你提出的，为什么想到要提出这个概念？怎么去理解？ 唐师曾：我的书是大量图加文字，因为人类最早期记载文明就是用图、象形文字以及年画等等，很直接。但是图像得是有思想的图像，所以我叫“语像”，是能传递话语的图像。教你照相很容易，教你怎么让你的图有话语是很难的，这是文化的事，不是技术的事。 改革开放30年是声音和图像也就是声色犬马疯狂发展的30年。“声”，最早就是听索尼Walkman，说那个小孩很牛，有个Walkman。后来就是你们家长开始买21吋平遥或者29吋平遥，电视实际上是一个听和视的东西，所以当时控制电视的人一下子就能飙升。 现在做书我觉得是双向的，博客也是。如果光是我自己写，那是旧的写书方式，语像重要的是互动。比如我弄一个东西，别人说这是什么我不懂，有人愤怒，有人开怀，我就开始调整。以后我甚至可以从博客复制文章下来直接印刷，肯定连错字都不用挑，因为有无数人帮我在那儿给磨得圆滑了。我经常看网友留言，我是特认真地看，我得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这一点我好继续。 记 者：《一个人的远行》一书中，你邀请了很多知名人士参与你摄影作品的再创作，你怎么看待这些评论？“放弃话语权”你提出的，没有文字表达，思想怎么体现？ 唐师曾：图像的易于获得致使它泛滥，如果没有话语能力，你的图片就会一文不值，所以“放弃话语权”并不等同于丧失话语能力，相反这个能力一定要具备。思想的表达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我写了个序；另外我把整个文字和照片分成四部分，叫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婆罗门说的话，我这本书是讲印度的。再有就是每部分都有一小段前言。 然后我请了一些人参与写作照片的解读评论，比如西安钟楼麦当劳的照片评论是高敏写的，她是跳水皇后。还有我那时拍的四条狗在抓一只兔子，评论是郑渊洁写的，他写以强凌弱，四条狗都面带微笑来抓这只兔子。还有小崔、张越这样的人，都写得特好，大家跟我一起评论。 记 者：今年有没有针对“语像”的继续实践，比如推出新书？ 唐师曾：我现在做一本书是拿英语写作的，是美国大使馆帮我翻译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叫《黄河的联想》。这本书是季羡林先生题的书名，今年9月推出。新书的文字部分，我写了一个序和5个小前言。这5个部分分别是男人、女人、他们的冲突、神和信仰、自然保护，大概是这么5个部分。全是图片，仍然邀请一帮人帮我写。每部分里面我就写一段话，有的是关于科学加统计数字；有的是文化描述，比如第二章是关于女人，我说中国的文化就是能生会养，没有哪个国家的女人像中国女人那么能生会养，不管她什么样她也能生孩子，不管她多穷也能把孩子养大。 记 者：这些内容和黄河是什么联系？ 唐师曾：我这里面只拍了一个省——陕西省，我想以后拍10个省。一说到黄河大家老容易讲黄河源，可可西里，格拉丹东，或者说是东瀛入海口。中国人所说的黄河不是自然的黄河，而是文化和社会学上的黄河，所以叫“黄河的联想”。随意联想，很多省都跟黄河能沾上边，多好的书呀。这次我找的是陕西，它是黄河正中间的一个省。 黄河是一个几字形，有了这个“几”字不要紧，它就多了一个凌汛，长江就没有。黄河结冰，长江一年水位变化不大，黄河水大的时候洪涝，水小的时候到济南、河南都能断流。黄河的三分之一是泥，三分之一是水，三分之一是泡沫。 我不是作家，我朝作家努力 《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在美国当农民》、《我的诺曼底》、《我第三个愿望》、《我说》、《一个人的远行》等是唐师曾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尤其是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并取得了较好的市场销量。 记 者：要是人家介绍你，你喜欢哪个身份？ 唐师曾：我认为最高级的是写作。我喜欢作家，但我不是作家，我朝作家努力。我认为作家肯定是思想家，他没有思想也做不出东西来。写作跟写电视剧不是一回事，写作是我最喜欢的。我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也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记 者：你是怎样加入作协的？ 唐师曾：得出三本以上的书，而且得两个人审核你。我是高洪波和陈建功两位北大校友推荐的，大概审查一年以上，审查标准是看书由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多大等等。人类的历史高级的还是文字的历史，我自己这么认为。报社显耀部门全是写字出身的。搞摄影撞大运的可能性太大，写作就不是。 记 者：你取的书名大都有“我”这个主体，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唐师曾：从我干记者写第一本书开始，萧乾老就跟我说，你谁也代表不了，你只能代表你自己的感觉，你说是吧？我能代表什么？所以我的书都叫“我”怎么样，比如“我从战场归来”。

采访/费里芳 郑成雯 吴胜

采访手记： 对唐师曾的采访是在他什刹海家中进行的。 书柜是他家的主要陈设，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书，包括很多英文书籍。说到兴奋处，他总是找出几本翻给我们看。 采访时,他的院子正在进行奥运前的施工，临别时他送我们出来，站在施工现场，开玩笑说，像不像又回到了贝鲁特。在院门口，我们看到了他那辆熟悉的大切诺基越野车，而他博客的音乐是《出埃及记》。贝鲁特和埃及已经遥远，他总是做好新的出发准备。 “和平鸭”是他本人的Logo，贴在他的大吉普上，跟随他走过欧美、东南亚、北非、马来半岛热带雨林……这只光头带着大号方框眼镜、和唐师曾颇为神似的和平鸭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熟悉，大伙儿也亲切地叫唐师曾“唐老鸭”、“老鸭子”。 这次采访安排在5月1日。请他题写观点时，他把落款写成5月4日，他说喜欢这个日子。这一天是北大的校庆日。今年是110周年校庆，校庆当天他回到母校，在校庆仪式现场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能够体会到，北大情结在他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这次采访结束以来，唐师曾相继参加了汶川地震报道和奥运火炬接力等重要工作。尤其是地震报道，尽管他目前身体并不很好，却是最早赶到地震灾区的摄影记者之一，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传回了大量宝贵照片，再一次显示出出色的专业能力和澎湃的爱国情怀。而他的新浪博客点击率也从5月初的90多万次飞升到7月初的1300多万次。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他的博客去看世界，并加入了实践“语像”的行列。 也许他的生活状态正像他在《我的诺曼底》中评价偶像卡帕那样：“一生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撰文/费里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