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方阵打出了“小平您好”，大学生游行队伍就像一个欢乐的大海洋 记 者：我们知道你是1981年到哲学系的，当初为什么选择北大？怎么选择了哲学系？ 司景辉：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1981年我们参加高考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年了，那个时候考大学也挺难，我们这一届升学率只有4%。 高考头一年，海淀区组织各个学校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参加补习提高班，集中一些比较好的老师，办一个地理、政治、数学提高班。我们学校选出来的几个人就在北大二教上课，整整上了一年，所以在高考之前对北大就挺熟悉的。 其实我当时特别想学新闻，第一志愿就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采编系。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能上北大甭管上什么专业都行，因为那是最高学府。所以老师就劝我，说你把广播学院放第二志愿，把北大放第一志愿，我说报北大学什么呢？我在我们学校政治课成绩最好，每次考试都特别棒，政治老师非常喜欢我，他说你干脆报一个哲学系吧，估计考上的可能性大一些。就这样我报了哲学系，还报了个法律系，跟着就考试了。成绩出来以后一看上法律系差个七八分。考上了哲学系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反正成绩一直还可以，肯定能考上北大。 记 者：你在哲学系学的跟原来想象的一样吗？ 司景辉：我在学校学哲学的时候不是特开窍，也不是特喜欢。我的兴趣还挺广泛的，在校队踢足球，然后当学生干部，是学生党员，在系里面当学生会的文体委员。20多岁的人真正对哲学特别喜欢的人我觉得非常少，哲学不像文学，跟年轻人性格是相符的。哲学跟就业也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学习起来确实比较艰涩难懂，比较枯燥，不太可能自发地去喜欢这个专业。哲学专业涉及内容比较多，我们当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课程都学。除了这些课以外，也学美学、宗教，还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还学点数学和物理什么的，比较杂。 记 者：能否回忆一下那几年的学校生活里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司景辉：印象最深的是踢足球那次，中国足球队踢3：0赢科威特，是挺早的那次世界杯预选赛。那是我上学以后第一次去游行，学生们高兴的拿着饭盆、脸盆就出去了，敲敲打打走到清华绕一圈，用现在的话讲是学生的爱国热情。80年代年轻人确实信心很足，想法非常简单，一身正气，把整个国家和国家的荣誉都跟自己结合得非常紧。 当年我还参加了建国35周年庆典游行的方阵。我们为了国庆游行准备了很长时间，在学校拉练都特别正规，要求横平竖直走方步。可是快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就不行了，大家很激动很兴奋，步子就乱了。到金水桥的时候，大家都把那些方步全忘了，都有一种情绪特别想表达，于是就跳跃、欢呼，向天安门招手，整个大学生方阵就像一个欢乐的大海洋。后来我们方阵打出“小平您好”，我们就跟着使劲挥手。 记 者：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了去新闻媒体，与你所学专业的关系是怎样的？ 司景辉：其实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哲学是一种方法论，它不是实用的技术，它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实际上它一定要跟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然后运用这些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我觉得学文科的同学，应该有一个载体和平台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媒体工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能让我把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个平台上表达出来，署上我的名字。虽然我们说新闻是客观的，但还是能把我的感情、我的理解、我的视野融进去。我觉得我的人文精神和思维方法是北大交给我的，并成为了我的工作习惯。 毕业时我个人志愿当中填的全是媒体单位，科技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学校把我分配到《北京日报》，去内参部，搞一些问题性报道和调研性报道，写一些通讯，不一定公开见报。我做了13年记者，在内参部的四年锻炼很重要，因为它搞的报道全是调查性的深入报道，为了研究和调查，要方方面面取证，甚至我们采访笔记上都要有被采访人的签字。 其实北大人是挺注重理论的，在许多事情上都要事先弄清为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去跟着感觉走，我理解的北大人是要有点理性思维，这也是学哲学的好处。有了理论基础，你再去做事，会更科学，更有实力。 信报操作标准：要闻必读，娱闻入目，画龙点睛，冲击有术 2007年7月司景辉调任北京娱乐信报社任总编辑。信报的前身是具有20多年历史的全国专业报纸《戏剧电影报》，于2000年10月9日正式更名改扩版。它最初的定位是一张轻松的都市早报，从2007年开始转型为地铁报，这是北京第一份地铁报纸。 记 者：信报为什么会转型为地铁报，优势在哪里？ 司景辉：信报有7年历史了，我到这儿来才一年，之前是在北京晨报当常务副总编。2007年11月27日，信报转型为北京第一家地铁报纸，免费派送。我觉得现在北京报业市场供大于求，甚至有些恶性竞争。信报和晨报、北京晚报等同属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它也要寻求差异化发展。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地铁报是一个新兴品种，上个世纪90年代刚刚兴起，但是发展非常好。 现在我们是在87个站点来派发，派发时间是在早上7点到9点，发行量在20—25万之间。同时我们也有定向发行，就是围绕比较集中、特征比较鲜明的客户群发行，比如在国贸、复兴门等站点。 我们和其它都市报现在已经竞争平台上实现了差异化，我们是“分众”，是一个新的形态。传统的综合性大报动不动就几十个版，他们涉及的内容比较全，但我们做不了这么多，我们是少而精。 信报转型后广告势头非常好，我们对广告客户的吸引力比以前要大得多。我们定位准确——速读、实用、欢乐三大理念。我们在做索引，现在不缺信息，报纸能跟网络比吗？能跟电视比吗？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不要想做太多，我要的是“精”。信报的操作标准顺口溜是：要闻必读，娱闻入目，画龙点睛，冲击有术。 记 者：地铁报免费派送的做法能持续多久？ 司景辉：只要市场在，我们与北京地铁合作签约时间是15年。北京地铁与京报集团强强联合，实力强大，市场广阔。 什么叫不说人话？就是打官腔，讲套话；什么叫人话？大多数读者一眼就看得明白、看懂的话 记 者：近来国内连续发生了许多特别重要的大事情，比如说南方冰雪灾害、四川地震，信报的理念是“信报永远是您的朋友”，那么遇到这种重大事件的时候，你想作什么样新闻？ 司景辉：一定要尊重读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们所有报人的出发点都不应是自我感觉，而应该从读者角度考虑，它决定你办报的所有思路，这是第一位的。为什么1998年前后那个时期，都市报市场风起云涌，有一些办报人也曾风云一时，但没有走到今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就是有些人过于把自己的意念强加给读者和市场，所以经不住读者、时代和社会的考验。回到做新闻和办报纸的最基本原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是读者，他们需要的你给了吗？如果给了，那读者就爱看。需要十分你给五分，那读者就不满意，你没有把最重要的、最喜欢的给我那就是你水平不高。所以读者的喜好决定了所有的采编人员办报纸的定位和价值取向。 比如，最近赈灾报道，我们有个编辑写标题“武警开进某某地方”，好像习惯上都这样，非常官话。这只是一个进程性的介绍，没有感人掉泪的东西。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在哪儿？灾区情况很紧急，至今生命线还没有找到，一个人都没有到达现场，有一批不怕死的武警战士要打通进去先把信息拿到，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最后标题改成《英雄救急，300官兵连夜驰援》。这样才找到大方向、关注点，而不是停留在表面。 我有时跟编辑记者开玩笑说，办报纸、做新闻“要说人话，别不说人话”。什么叫不说人话？就是打官腔，讲套话、讲大话。什么叫人话？大多数读者一眼就看得明白，一眼就看懂了的话。你把人话都说好了，这个报纸一定好看。像那种词：举办、研究、协调，老在报纸题文当中出现，这报纸好看不好看？很简单，咱们平时聊天，你说“研究”这个词吗？你不会说，因为朋友之间不会说研究，你肯定说聊聊，琢磨琢磨；平时聊天咱们谁说“举办、协调”？除非特定的场合。实际上我老讲三贴近，什么叫三贴近？真正以人为本，真正把读者放在你的新闻价值观当中，时刻想着他们，想到人，想到人的语言，想到他真正需要的东西，这些年我这个体会很深。 现在报纸拼的是“组织”：组织人、组织信息、组织版面 记 者：在信息海量的时代，报纸在有限的版面怎样充分报道较为全面的内容？ 司景辉：现在报纸实际上拼的是“组织”。资讯很多，你去选择读者所需要的东西，需要非常科学有效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方法，组织人，组织信息，组织版面，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调配好资源。我从晨报到信报，一直把组织看作一个重点，重视我们内部的机制和整个环境条件，以及用什么样的激励杠杆或者结构设置程序来保证我的组织高效有效运转。通过特别有效的组织，才能使读者稳定地了解他所需要的信息，因为报纸信息的持续稳定性是第一位的，它代表公信力和影响力。就像麦当劳和肯德基，如果不实行标准化，薯条今天一个味，明天一个味，香辣鸡腿堡三个麦当劳店三个不同的味道，这企业早死了。因为它是快餐食品，它跟别的不一样，不像江南名厨，靠技术个性化做菜。像这种大生产的、标准化的产品，要有持续的稳定性，然后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创造性与闪光点，也就是整体与个性要实现高度的、有机的统一。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科学和有效的组织，对于管理者来说这很重要。 记 者：请详细说说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信报集中多少人力做这个报道？和往常有什么不同之处？ 司景辉：这次报道当中媒体竞争十分激烈，报道比较充分。我的看法是，第一我是地铁报，我要基于自己地铁报的特点和公众需求来运作。那么地铁报是什么特点？我在第一时间上市，地震期间我们都是7点发报，这个多数报纸做不到。很多乘客6点多钟就在那儿堵着门排队领报纸。而且我们派发的面非常广，5条线，68个站很快能拿到20多万份的数量，我的报道就是基于这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我的报纸薄，因为我是派送报纸，所以版面比人家少一半，甚至说是人家的三分之一，规模比较小。 第三，我的读者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并不是报纸。我们以前做过调查，地铁一族在地铁里买报纸、看报纸的不到10%。而这个群体获得信息的渠道是电视、网络。 这几点要素决定了我们的办报定位，简单地说：直接、快速、简洁。然后争取让每个版面和标题都传达丰富和重要的信息，所以整个赈灾报道我们做的比较实，没有太多的个性化创意。比如，有的报纸为一个概念做两个版的图片报道，我认为那种做法也是对的，并不是说不需要，但是对于版面较少的我们来说那样是奢侈的，我们的个性化创意主要表现在对新闻准确适度的把握上。还有一个现实情况是我们人少，主编、主编助理、编委主任，编辑记者加起来总共40多人，现在一般报纸都有100多人，信报只是他们的三分之一。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之下要承担这么大的职责，给20多万读者把抗震救灾这么多重要的信息传递出去，我们必须精选、找准。所以我们不贪大，不求全，不求在某个点上表达充分，但是一定要点到点子上。可能比较起来，我们的情绪宣泄和个性化设计不是很充分，但是我们的信息归类、时效性和标题的设置，以及编辑对语言和事实的把握做的都很好。同时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读者在地铁读报的时候，一定要把帮他把信息梳理清楚，在各报当中我们做得不能说最好，但是我们在信息综合和分类上做得很有特色。

采访/邢志国 沈沐 仲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