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为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县城，流下如此多的眼泪，只因为，在地震后，我走进了它，看到了它的模样 记者：最近你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天堂上的云朵——汶川大地震，那些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让所有读过的人泪流满面，深受震撼。你怎么看你的这部作品？ 朱玉：这是我第一次写报告文学，我是流着眼泪写完的。有太多太多让人流泪的故事，在大灾面前，人是那么的渺小。作为一名记者，我记录了那些痛失亲人的悲怆；作为一位母亲，我对那种失去孩子的痛楚简直连想都不敢想。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一个人平静地读出“北川”这两个字。 记者：地震发生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朱玉：我要去灾区！当时，我立刻向领导要求奔赴灾区，很强烈的要求。先是请战，再是请示，最后是请愿。我急了。可能当时领导有统一考虑，但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要去，我不能原谅在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后，自己身为记者却不去现场。如果去不了，我一辈子都无法释然，这一生我将生活在巨大的职业痛苦之中。我儿子说：你为什么非要去前方？领导又不让你去。我对他说：我必须去，我的职责让我必须在那个地方。 记者：去灾区前，你做了哪些准备？ 朱玉：我第一时间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帐篷、压缩干粮、水、药品——往汽车的后备箱里一放，随时准备出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要做好随时奔赴新闻一线的准备。 在前方，有记者朋友告诉我，他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手臂晒得脱皮。我听了，一方面是心痛，另一方面没有说出口的是，一个记者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他怎么报道？后来，不少前方回来的记者对此还津津乐道，说自己在采访时断粮断水。要是我，我对这一点是说不出口的。干记者这个职业，采访前，一点准备都没有，甚至去分灾区群众的口粮，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还有一些记者总说自己在前方采访时遇到多大困难，遭受多大痛苦，我对此非常不同意，痛苦不是拿来炫耀的资本，是你必须承受的职业的给予。一个到灾区的记者，再痛苦也没有身处灾难中的灾民痛苦。记者应该用稿件说话，证明自己不但去了，到位了，而且还履行了职责。 记者：在你地震报道的作品中，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篇？ 朱玉：我每一篇作品都是用心写的。有一位采访对象，我想我会终身难忘——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光说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只要说到他是史上最牛校长，恐怕就没有人不知道他了。采访过程中，他完全不知道我是一名记者，还以为我是科技部的一名官员。稿子发出来后，他的孩子打电话告诉他：老爸，你成名人了。报道2天内，网上点击阅读量就有一千多万人次。大家都由衷地佩服这位“最牛”校长。当时桑枣中学花了17万建教学实验楼，他上任后，又花了40多万元来加固。地震时，全校2000多师生无一伤亡。桑枣中学所在地安县的地震烈度是9到10烈度。北川是11烈度。处在这么高的地震烈度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也是非常让我欣慰的报道，之前经历的所有辛苦和劳累，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其实，我从来不奢望自己能写出在历史上留下巨大痕迹的报道，但是我希望我所采写报道出来的人物，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叶志平应该是这样的人物。 记者：灾难报道对记者有什么要求？ 朱玉：我做了20多年的记者，一个最深的体会是，灾难报道对记者的要求，比调查性报道、典型报道要高得多。千万不要以为，是记者，就什么都能担当。我不主张让人生阅历、工作经历少的记者去报道灾难。因为，这样的人一到现场，非常容易被灾难造成的悲剧所击倒，不能正常工作、甚至不能正常生活，身体和精神有可能崩溃。 这次采访的时候，往往是眼前一团黑。你会遇到没有吃、没有喝、没地方睡觉、没有路可走，还有不断的余震和随时掉下的山石，然后还要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稿子来，而且还要写得快，写得好。每个人面对灾难造成的伤害，心里都会非常难过，但即使再痛苦，也不能影响工作，而是应该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报道，去采写稿件，这个时候，光痛苦，光哭是没有用的。 而只有生活、工作经历多的记者，才能比较冷静地工作。灾难基本不会妨碍我写稿。在地震前方采访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但写稿时，边写边哭。稿件完成，合上电脑，我就继续采访。在北川采访时，尸臭味很大，但我随便坐哪里都能吃得下东西，我要保证自己的正常体力才能工作，我要用我的笔，记住他们。 回到北京后，回想起在灾区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在写那篇8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时，我心如刀割，一阵阵地疼痛。我知道，我其实受伤得比任何人都深，是一种无法愈合的伤痛。有的人可能在现场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从灾区回来以后，慢慢回到原本状态。可我不是，我受的是内伤，一直隐隐作痛。可能不写那篇报告文学，我不会伤得这么深。他们向我约稿之初，我是不想写的。但他们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这段经历和历史应该记录下来。 有人说我天生就是做记者的，但在读大学时可没人这么说，我自己也不觉得，可能身上的某种潜质和记者的要求比较切合 记者：在22年的记者生涯中，你做过很多调查性报道、突发事件报道。采访中，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朱玉：调查性报道相对困难。2002年，采访山西运城矿难那次，最艰难。当时，有关矿难的消息被封锁得很厉害，没有一点线索，但必须要搞清楚。后来，凭着一股轴劲儿，不调查清楚事实真相、誓不罢休的轴劲儿，我完成了报道。 记者：这和你的性格有关系吗？ 朱玉：其实我平常与人交往，很单纯，对别人很信任，是个不怎么设防的人。但是一碰到调查性报道时，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可以说变得诡计多端，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还原事件真相。那是我的工作状态。 记者：看得出你很热爱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很早就有做记者的想法吗？ 朱玉：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当记者。我在北大读书时，学的是文学。我们专业的同学毕业后，主要是去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我当记者，其实是学校分配的结果。我学习成绩比较差，每次考试，总是不断创下自己考试成绩的新低。我向来这样，一说考试就怕，一考试准考不好。 记者：那你毕业后，刚到新华社，知道怎么做记者吗？ 朱玉：刚开始，只知道自己要写稿子。具体怎么写，不知道。老实说，我在读大学时，除了要交的作业，其他一篇文字稿都没写过，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现在有人说我天生就是做记者的，但在那时可没有，我也不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记者的料，但可能身上的某种潜质和记者的要求比较切合。 记者：第一次采访的经历还记得吗？ 朱玉：我第一次采访是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个老记者带我去的。我们说好是9：30在人艺门口集合，我8：00就到了。人艺门口有很多橱窗，贴着剧照和演员介绍。我从头到尾认真看了好几遍，后来才知道，那实际上就是在为采访做功课。采访时，我很紧张，基本不敢问问题，主要是老记者在那儿提问。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职业的？ 朱玉：慢慢喜欢上的，从每天写一篇小消息开始的。我陆续有一些稿件在《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上刊载，那时就觉得：咦，自己写的稿件登在报纸上，怎么那么美呀。尤其是那两字，自己的名字，我就来来回回地看。 记者：你们班同学后来做记者的多吗？ 朱玉：有，但不多。有一部分搞影视创作，还有一些搞电视。我不知道，我现在在班里同学中处于怎样一个位置。所以，我忝列“从北大走出的传媒精英”之中，我觉得“从北大走出来”，这没有问题，但“传媒精英”，我有点惭愧。我在想，书出来以后，怎么去见同学？同学会说，这位是我们班里学习比较差的，她居然成了精英啦！人家一定笑我。哈哈。 记得当年上学时，心里总觉得北大应该永远属于我；后来，发现自己真的要走了，就问自己，她怎么不要我了 记者：说说你的母校吧。什么时候决定考北大的？ 朱玉：我父亲是北大毕业的。报志愿时，我父亲问我打算报哪儿？那时，我告诉父亲，打算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父亲就问我为什么不报北大？我说我不敢报。我是复读生，头一年高考成绩距离北京市当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差150分。 记者：但你后来考上北大了，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 朱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心里觉得自己肯定能上大学，可我就是不愿意好好学习。只要我努力，就能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一开始，我学的是理科，后来又改学文科，在改学文科的那4个月里，我几乎是起五更睡半夜，累得脸都浮肿了。我父亲说，学文科哪能不报北大，我就报了北大中文系。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考上北大，而且，还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文系是北大文科录取分数线最高的，我读的又是文学专业，分数更高，那时满大街都是文学青年。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考上北大是多么异想天开的一件事情，我的胆子怎么就那么大呢？但那一年我确实发挥得很不错，在北京市都数得上名次。当然了，那个成绩还是没有完全发挥我的水平，我逢考必低的情况在高考中并没有打破。 记者：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是怎么样一种心情？ 朱玉：我记得，录取通知书装在一个白色信封里，那个空空的白信封，我现在还保留着。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不可思议。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真能考上北大，就像是一个从来没有入选过国家队、从来没有拿过奖牌的运动员，突然参加了奥运会，还一下子拿到5块金牌！就是这种感觉。 记者：记忆中，你读书时的北大是什么样子？ 朱玉：20多年前的北大校园，让我永远记忆清晰的是“三角地”，就是现在百年大讲堂南面的一个叉路口，有布告栏围成一个三角形。我记得当年，三角地那儿经常会有闪光的东西。它是思想和真实情感的中心，朴素无华，但特别有张力。三角地有一种魅力，吸引你每次经过时，向它注目。可现在我去看，各种广告贴在上面。我觉得它萎缩了，广告味、商业味太浓了。 我还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经常是穿过燕南园去图书馆，有种穿过历史隧道的感觉。我觉得，北大不是单纯一种气质，就像北京不是单一的文化气质一样，你无法用一句话去归纳、概括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感到，有历史的才是最有魅力的。 记者：毕业后，还能常回北大看看吗？ 朱玉：我最近一次回北大是刚从地震灾区回京时，我和几个在北大工作的同学一起聊聊感受。那天我们吃完饭后，绕着未名湖走了好几圈。我每次回北大，一定要去未名湖。记得2005年，我得了北大《财经》奖学金，回北大学习了3个月。那3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要绕着未名湖走几圈，未名湖真美啊，我恨自己，为什么当年没有珍惜呢？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新生报到，我是在北京站坐的校车。当校车驶入北大南门时，我的心情就异常激动。现在回北大，经常是开车从西侧门进，但感觉依旧。这种感觉有点像从国外回来，飞机刚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的感受；也有点像在国内出差，坐火车进北京站，看到建国门城楼时的感受，当然还要更强烈。 上大学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小，不很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现在回头看，越看北大越好。我这半生，最后悔的事有两个，一是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二是，生孩子时，因为我出现了危险，大夫们都忙着抢救我，我没有来得及看到刚出生儿子的脸。这两个遗憾，我终生无法弥补。 记得当年上学时，心里总觉得北大应该永远属于我。后来，发现自己真的要离校了，要走了，就问自己，她怎么不要我了。不知不觉离开北大20多年了，但这所百年高校深厚的积淀，始终吸引着你，召唤着你，影响着你。不管时间如何变迁，她始终是承载了你人生诸多追求的精神家园。 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哪个职业比记者更有趣，这活儿有时把我累得要死，有时让我烦得要命，但更多的，让我乐不可支，也许这就是幸福吧 记者：北大对你有着怎样的影响？ 朱玉：北大对我可以说影响一生。我觉得，北大这个地方太奇怪了，一旦你和她扯上关系，就永远和她划不清。一个是，你在北大学习的这一段经历，让你只要说出“北大”这两个字，在全世界都能找到同学和朋友。北大变成了你学习和业务能力的证明，变成了个人素质的证明。尽管大多数北大人不会以此炫耀，但在别人眼里，北大的毕业生理应是高素质的人才。 还有一种感觉是，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心里总是有一种“不能辜负她”的想法。我原来一直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学术出身，生怕自己的表现配不上北大，辱没了母校的名头，我不能往母校脸上贴金也就罢了，但决不能往上抹黑。在我眼里，北大就好比一根跳高的横杆，无论你跳得再高，你总会觉得她的标准在你之上，你无法企及。到现在，人家一说你是北大的，我心里隐约有一种自豪，另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好象还不怎么配得上这两个字似的。但现在值得欣慰的是，自己还不至于辱没母校的名声。 记者：北大教会了你什么？ 朱玉：包容和独立思考。北大以一种包容的胸怀，给每一个北大人以自由的空间。我写稿子，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可以不循常规。你如果问我：新闻通讯和新闻特写有什么区别，我会坦率地回答，我完全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你可以完全的文无定式，开阔思路去写。 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你能在金字塔处在什么位置，取决于你个人的基础，取决于你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各种机会。北大帮我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北大不是把我教出来的，是用她的精神与传统把我熏陶出来的。时至今日，北大老师们教的东西，我已经不能全部记得了。但是，在我忘记了那些知识后，剩下的，是北大给我的教育。 记者：你的多篇新闻作品得过中国新闻奖奖项，还获过首届中国记者风云人物、全国抗击非典优秀记者等称号，在你心目中，好记者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 朱玉：人们常说新闻良心很重要，但我自己越来越觉得一名好记者不但要有正义感，而且一定要认识到并告诉自己什么是职业记者。职业记者应该以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来要求自己，理应履行好记者的职责。 要成为一名好记者，我觉得，首先要能吃苦耐劳。不是说，好记者就要天天以吃苦为己任。生活中的常态应该是积极健康的，在非常态，需要冲锋陷阵时，应该完全有能力做好工作。另外，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我理解的广博知识，是看他是否具备进入一个陌生报道领域的快速适应和反应能力。不管采访有多么困难，都要能写出稿件来，而且每篇稿子都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你不要总说自己在某一熟悉的报道领域做得多么出色，因为在熟悉的领域大家做得都挺好。 记者：有没有想过改行？ 朱玉：不是没有对别的职业动过心，但是回想起来，我怎么也想像不出哪个职业比我现在当的记者职业更为有趣。这活儿有时把我累得要死，有时让我烦得要命，但更多的时候，让我乐不可支。也许这就是幸福吧。幸福从来不是纯甜味儿的，生活从来就是给你点苦头，然后再给一匙糖。 如果有一天，人们说朱玉是个好记者，而且是真心话并非恭维我，那我就太高兴啦，咱是个真性情的人，高兴也憋不住。 采访手记： 约定采访朱玉的时候，因为“北大”二字而顺利得到对方的应允。采访就在新华社附近的一个咖啡店进行，朱玉走进来的时候，还没见到她的人，已经听到她用略带嘶哑的大嗓门和咖啡店老板打招呼了。落座后，朱玉首先抱歉说：“嗓子哑了，给中国男排加油喊的。”这个时候的她，刚刚完成了一本有关汶川地震的报告文学《天堂上的云朵——汶川大地震，那些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也刚刚结束了一段异国旅行，用她的话说，当下正在“享受奥运”。 朱玉个子高挑，喜欢大声说话，喜欢开怀欢笑。和她对话，不难想象那些有关食品安全、煤矿事故或是医患纠纷的新闻调查报道，源于她的执着与直爽，甚至颇有仗剑走江湖的侠肠义胆。而她风风火火的形象，与那些有关汶川记忆的细腻温婉的文字，风格迥异。难以想象，她面对着电脑写作时，那痛苦流泪的样。，朱玉坦言，直到现在她都不愿意再看到“汶川”两个字。 说起欣然接受采访，朱玉说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是“北大”的事儿。这两个字对于她就是一种召唤。当年，北大是那个成绩平平的朱玉想都不敢想的高等学府，而今的“北大”却是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却的眷恋。一走进北大，朱玉说自己就踏实了，到家儿了。进行采访的前几天，朱玉刚刚结束了一段悉尼之旅，喜欢中国文化的她说，能在异国他乡看到充满中国文化底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真是过瘾。在外面走了一段时间，她就要回来了。因为没有什么比呆在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让她觉得舒服了。不过喜欢旅游的她还是停不下来，她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西班牙，她说要去那里学习海鲜饭的制作方法。 采访临近结束，朱玉建议把中午饭也一并解决了。点菜的时候，她点了一道很辣的菜，说是她的最爱。一盘子菜，多半盘的辣椒，就像朱玉的性格，吃起来够味儿。朱玉说自己爱琢磨吃，是因为儿子也爱吃。谈起儿子，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朱玉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幸福的笑容和疼爱的表情。在儿子面前，她喜欢钻在厨房里研究新鲜菜式，并把它化为桌上佳肴；同时，她也会把自己新鲜出炉的报告文学捧给儿子欣赏。只不过，儿子似乎对美食更加买账。对此，朱玉也只能笑笑。采访结束时，朱玉还在谈论自己最新发明的菜式，一个母亲的成功和喜悦无非是因为得到了儿子的首肯。

采写/祃璟琳 朱健敏 肖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