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叶朗先生的开门弟子 王鲁湘出生在湖南中部的一个小县城里,钱钟书《围城》里的三闾大学就在那个小镇上。他认为正因为生活在山区，他才更好奇外面的世界，一定要知道和了解得更多。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王鲁湘考上湘潭大学中文系。因为喜欢美学，本科毕业后，王鲁湘跨专业报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记 者：本科毕业您为什么执意要报考北大的研究生？ 王鲁湘：我想法很简单，我本科读的湘潭大学是一所刚刚恢复重建的大学，四年下来，记忆中没有留下什么大学生活的印记，这个印记好像全中国大学里只有北大最典型，我就很固执地想，如果我还能有一次大学生活，就只能在北大。再有就是我痴迷的美学，北大最牛。 记 者：您为什么选择美学专业？ 王鲁湘：我们那时候美学专业可是最热门的。当时如果说有一种显学，那就是美学。中国有两个美学大讨论的时期，我赶上了第二次。刚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发现美学要求人的知识储备非常高，要求你涉猎各个学科，读各个学科的书，思考各个层次的问题，每天都处在被挑战的亢奋的状态。所以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果断地停掉了我在中文系的好几门课，到哲学系、历史系去选了一些课旁听。但这样我就面临一个危险：会被开除学籍。因为专业课和哲学系和历史系的课时冲突，所以不得不系统地旷课。当时学校规定，旷课累计50个课时开除。我岂止50个课时。后来我就跟老师去沟通，他们当时也理解我，毕竟我也没有利用上课时间去做别的，我是在给自己的学习加码。但是老师是有条件的，第一我必须要非常出色的完成这几门课的作业；第二我这几门课考试要考到前三名以内。我都做到了，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记 者：考北大顺利吗？ 王鲁湘：到北大来是很顺利的，我先是到北大来进修了一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北大中文系的胡经之教授给我们系里写了一封信，希望把我留校，然后马上送到北大来。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胡老师从全国各高校调来5个中青年教师，和他一起编写一个《文艺美学》教材。 这样我就在北大待了一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太重要、太关键了。在北大我大开眼界，原来学生是可以跨系到处去听课的，各种各样的选修课各种各样的讲座层出不穷，简直是让你眼花缭乱。所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就像一块干涸的海绵一样，使劲地吸。一方面我在很尽力的完成胡先生的课题，另一方面我选修了大量的课，包括哲学系的好几个老师的课。比如叶朗先生当时开的中国美学史，全校选修课，上课在一教的那个大教室里，我每次都去，有一回我的一篇关于庄子美学作业被叶老师当范文在大课上宣讲。以后叶先生就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可以当面向他请教。一年以后，学校批准叶朗老师可以带研究生，我是他的开门弟子。 那次考研究生对我来说也创造了几个奇迹。我们那年的英语考试是最难的，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都没有把题目做完，上海是全国英语成绩最好的，当年的平均分是12分。那年北大和清华的英语录取成绩是40分，而我那年考了快80分。我当时最担心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考试也是一气呵成，30分钟交卷。那年的考试特别有意思，怎么这么顺啊。 记 者：您读研究生时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王鲁湘：我读研究生的生活状态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个书虫，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其他任何事情，25楼宿舍很小，4个人住不到9平方米，养成了蜷在床上读书写字的习惯。那个样子就像一条秋虫卷在树叶里。很喜欢泡在图书馆的港台书刊阅览室，那是只对教师和研究生开放的。还读了很多新儒家的书，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在整个大学研究生期间，我是没有节假日之分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对周末一点也不敏感。另外对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也不敏感，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学到现在30年间我晚上一点钟之前没睡过觉。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很少进城，如果进城只有一件事就是看展览。北京的文化魅力就是各种博物馆和轮番的展出，这是一个超级大学，北京大学应该包括这个超级大学。为了省钱买书，生活上基本就要俭朴节约。当时头上戴上的，身上穿的，脚上蹬的，全是路边小摊的处理品。我记得那时候10块钱买了条怪模怪样的灯芯绒马裤，15块钱买了一双牛皮靴，穿了好几年。但是为了复印一本台湾版的斯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好几百页，咬牙跺脚给印了，好多钱啊！基本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记 者：您认为在北大求学的这几年在您过往的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鲁湘：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北大我知道了天有多高，海有多大，知道了知识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快乐。而且在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吸取，最重要的是一种像空气一样存在的气氛。这种气氛可能存在于你和老师之间很随意的交谈中间，存在于你和同学的湖边漫步中间，存在于你和同学在图书馆里抢座位的过程中间，存在于你骑着一个破自行车从一教飞快地转到三教去听讲座的路途中间。所有的这些都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你尊重知识，敬畏知识，让你得到一种很自由的甚至是无所畏惧的求真、求善、求美的胸襟与气概。从北大出来的人胆子比别人大一些。经常说北大的学生有股北大人的狂气，其实我把它理解成为一种胆量，清代的叶燮曾经说过一个有大学问的人必是才、胆、学、识四者不能缺一，胆放在第二，可见是很重要。 毫无疑问，我是最早认识到精英知识分子要充分利用电视媒体的人之一 在北大，王鲁湘按照最初的人生规划完成着学者梦想，他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日后会跟电视扯上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老师派出去参加一个电视文化研讨会，他在会上的一篇即兴发言引起了轰动，人们在当时甚至认为他的发言决定了电视文化的发展方向。 记 者：我们知道您是通过一次很偶然的学术会议才结缘电视的，而且做电视也与您当初上大学时做学者的人生理想不符。您对现在中国的精英知识份子和电视结合的现状怎么看？ 王鲁湘：毫无疑问，我是最早认识到精英知识分子要充分地利用电视这个媒体的人之一，我当时发表的谈话里谈到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电视文化是一个全能文化，包含两个板块。第一个是意识形态板块，因为中国的电视不得不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不可能不去执行它喉舌的功能。同时，中国电视不可能不去反映大众的需求，不可能不执行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这里面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的流行歌曲是不能上电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文章出来以后有这么大影响力，还被配上编者按发表。 在文章里我也提出，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地、自觉地参与到中国的电视文化建设中来，应该主动打造电视文化第三个板块，还要渗透到其他两个板块中去以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 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电视时代，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这三个大的板块，使之互相协调，均衡发展。意识形态和大众娱乐这两个板块其实很容易发展起来，在中国的国情下还可能上下呼应得很好，但精英文化就比较困难。西方的精英阶层认为是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实现了一种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控制,所以他们对电视文化是排斥的。 记 者：那他们在家里就是看书吗？现在还是这样吗？ 王鲁湘：对，现在相当多的西方精英学者还是这样。其实也不光是西方，现在在中国看电视最少的肯定还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 记 者：包括您吗？ 王鲁湘：包括我，我平时几乎不看电视。我自己的节目也不怎么看。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主动地、群体性地介入到电视文化中来，要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文化启蒙，而且借启蒙的过程渗透到意识形态和大众娱乐中间去，你可以使意识形态用一种非常理性的声音来表达，并且提高整个电视文化的品位。 所以我发表这个观点不到两年以后，就做了《河殇》。有评论认为《河殇》是我的理论变为实践的成功的试验。因为《河殇》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电视领域群体性的介入，而且它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同时做到了雅俗共赏，开启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政论片时代。 记 者：您现在对电视的认识还和当年您的看法一致吗？ 王鲁湘：一致。我觉得现在电视就是按照我当年设想的道路顺利地发展。第一，它还是意识形态的喉舌，但是比以前做得更好，也有很多精英人物参与进去，所以他的喉舌功能比以前要进步了。 第二，大众文化这一块，几乎成为摇钱树，电视台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一块上，靠电视剧、娱乐节目和大型晚会支持着。而且电视受众大部分也是看这部分节目的群体。现在的电视英雄、电视明星大部分都是这个板块里的人。 中国电视的发展受到当下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制约，现在有很多人以很清高的身份来谴责电视低俗，我经常说，你知道电视靠什么活吗？电视第一靠烟活，第二靠酒活，第三靠日用化工产品活，第四靠医院、靠药活，有些地方是靠农药、化肥这些东西，还有些地方是靠治性病和不育症，这些东西是电视广告的主要客户，买这些产品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普通老百姓。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精英已经不排斥电视了，甚至主动地上电视。现在很多台的访谈节目和深度解析的栏目都是靠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来支撑的，有很多专家几乎都成为常客了。《纵横中国》统计一下有500多个专家学者参加我这个节目的策划和出演；《世纪大讲堂》8年了，每年算50期，就有400多位学者走上过这个讲台；《文化大观园》两年多也已经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出演。这仅仅是我经手的3个栏目。其实现在大家都是抱着一种积极介入的状态，他们确实意识到了这个平台的重要性、影响力，这挺好的呀。我觉得我们中国电视现在这个生态环境还很不错。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凤凰有句话：“把女生当男生用，把男生当畜牲用”；只要自己还热爱电视工作，被当成畜牲使也是心甘情愿的 2001年王鲁湘加盟凤凰卫视，原来一直躲在幕后的他被推向前台。在凤凰他独立担任《纵横中国》的总策划、总撰稿、总嘉宾，长期在外地奔波，一个月只有6、7天在北京，其中4天还要录制《世纪大讲堂》节目。2006年他又担任了《文化大观园》的主持人。暮然回首，他又发现，这又成了他一个人的《纵横中国》。 记 者：从您当时写那篇文章主张精英知识分子全面拥抱电视，到您现在选择凤凰作为您的工作地方，是不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呢？ 王鲁湘：其实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做着跟电视有关的工作。从1989年到2001年进凤凰，我没有工作单位。但一直在不间断地在做电视节目。有大型专题片、纪录片，比如《中华民谣》、《中华泰山》、《寻梦到黄山》、《华山》、《景德镇》、《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读大黄河》等等。后来凤凰让我加盟的时候，我觉得凤凰这个平台和我个人的人生理想有吻合之处，就像我们中文台的台长王纪言先生跟我说的那样，他说鲁湘，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做点事儿。 也确实这个平台给了我很多的自由，给了我很多的权利，虽然我是个无职无权的凤凰的普通的工作者。但是至少我的节目没有人审查，我的言论没有人审查。而在未经过审查的情况下你的声音就这么传播出去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所谓的传媒的话语权。所以我觉得是在可能的多种选择中间，这确实能放大我能量的平台。 记 者：您当选为2003年的知道份子，您怎么看这个称谓？ 王鲁湘：我到现在都不太认可这个称谓，虽然给我这个称谓是一番善意，但我觉得我不够格成为一个中国的知道份子，中国这个台头实在太大，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中间比我知识渊博的人有的是，为什么你不把中国知道份子这个名分送给他们？无非就是因为我总在大众媒体上面露脸，所以如果是中国电视出头露脸的人中间的知道份子，这个我觉得当之无愧。因为在现阶段中国电视主持人中间，在知识的储备和知识运用的广度上要超过我的，现在还没有。 记 者：您从一个乐于在书斋里钻研学问的人，到现在成为电视明星、公众人物。您对目前在凤凰的工作状况满意吗？ 王鲁湘：我刚才说，凤凰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和广大的平台，这与我的人生追求比较吻合。另外我的努力也给凤凰的节目增加了人文的色彩，我想这是一种互相需要的关系。 你看大陆媒体的话语空间，从圆心到半径的距离是一样的，是个正圆，这个圆周上任何一个点和圆心的距离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我们凤凰是个椭圆，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把那个正圆的上和下压缩了，就变成了一个椭圆，上半径变短的内容是我们不需要天天高喊保持一致，下半径压缩的是所谓大众娱乐这一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全面落地的电视台，我们没有办法同大陆的那些电视台比着去做大众娱乐。上下半径都压缩了，压缩的那两块月牙型的东西贴到左右去了，所谓“左”就是我们的国际新闻，我们国际新闻的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述，更多的具有凤凰台自己的个性特点，具有评论员和记者个人的特点，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类、谈话类的节目，是右边这块长出来的，这方面内容也是我们比内地电视台多出来的一个月牙型地带。左右就多出来这么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为凤凰赢得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一点点的空间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和快乐，在这一点点空间里喷发刘长乐先生所说的“专业主义激情”。 记 者：那您现在是更享受不断获取知识的过程还是不断传授知识的过程呢？ 王鲁湘：我现在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过程中呢，在做《纵横中国》的时候我是比较主动地在掌握着知识的传播，因为所有的策划大纲是我来做，所有的对于这个地域文化的归纳和总结是我来做，然后我又会作为常设的嘉宾坐在那，把我的观点说出去，所以那段时间大家看我可能是一个电视文化的布道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现在我是作为一个主持，大量的时间是别人在说，我在听，偶尔会发点问，但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在最后编成节目的时候，我和嘉宾交流的很多东西是要被剪辑掉的。 很多人不习惯我的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说王老师，很多话题与其听他们讲还不如听你讲，30多分钟的节目您也没几句话，还要陪着笑脸。但是既然做电视，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台里面也曾经考虑过给我做一个像类似《秋雨时分》那种一个人说的节目，我也拒绝了，我觉得那样非常的不好，电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不是一个布道的平台，要充分利用这样一个交流、互动、共感的平台来进行一种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思想的激荡和共振，这不是个人的力量能够推动的。我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再多，我再天才、再伟大，我滔滔不绝地能说多少真正属于自己有研究有心得的东西？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读很多书，但是大量的东西都会被遗忘掉的，真正获得的个人的心得可能是非常少的。真正能把知识学活了，化成你人格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和你人生的直接经验结合、发酵再转化成为你的思想，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很多在大学里的老师、学者，一辈子下来他更像是一个两脚书柜，你发现他总是在搬书，没有自己的人生感悟，没有自己的心得，没有把自己的唾液加入到这个嚼烂的食品里，吃进去是一堆米，拉出来是米。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学者，我称之为没有灵性的学者。但是就算你有灵性，你个人又能讲多少？而且你也看得出来，凡是这种一个人在上面占着这个平台哇啦哇啦的，没有一个是传播效果好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能以你的一个开放性的知识结构，向各种各样的学者打开，通过这样一种互动交流，来实现一种信息的交换和彼此的启发呢？ 记 者：您现在还是非常享受这种交流的感觉的？ 王鲁湘：对，我非常喜欢。而且这种交流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跟自己说，我做《纵横中国》的时候，我成了中国第一个行走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学者。我的行走有那么多人相伴，这些人都是各个地方顶尖的专家和学者。谁有这样一份殊荣呢？我到任何一个省去起码有20个学者陪着我。他们要先和我对话，我在他们中间再选择合适上电视的人，然后在节目中再次对话。我每一个月要完成对一个省的历史、文化、人文、经济、地理等等各方面的考察，我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深入到这个程度？不，是因为有当地最好的专家们陪着我。 我做《文化大观园》，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博物馆去，馆里面的专家会陪着我亲自做向导，做讲解员，还会把库房里别人看不到的宝贝拿出来给我看。很多的考古现场别人去不了，我可以去。这也是因为这个平台，这个品牌在文化界和知识界享有很好的口碑。所以我说，我是中国这个文化大观园里的怡红公子，有眼福。 《世纪大讲堂》也是现在是国内最权威的一个传播思想和观点的平台。它跟《百家讲坛》最大的区别就是《百家讲坛》只有故事，而《世纪大讲堂》有思想，《百家讲坛》有宫廷里面的你争我夺，明争暗斗，而《世纪大讲堂》有人类最阳光、最先进思想的传播。我是沐浴这些思想光辉最近最多的人，是《世纪大讲堂》的第一听众。手里有着这么多优势的资源，所以你想想我和那些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比起来谁更有优势？我有一些师弟师妹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教美学，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考古发现与馆藏文物这种实在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对这些大量的实物缺少实际的判断力。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宗白华先生去世之前在病床上跟我说的话，他90岁去世的，我给他送的终。他跟我说不要只看书，要密切关注出土文物。他的这个话对我影响最深最深。一定要看实物不能只看文字，一定要去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而不能只读书本上的记载，一定要到思想与文化孕育的山川与人文环境中去考察去感悟，甚至去体验，而不要空谈文化。在凤凰的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 我以后肯定要回到书斋，搞点研究，搞点收藏，挺满足了 积累了多年的知识资源，使他拥有在电视和各个场合纵横捭阖、畅谈古今的资本。他一出口便满口锦绣，很多人猜不透他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墨水，但王鲁湘说自己算不上是个纯粹的传媒人，顶多是个搞电视的文化人。“传媒人哪有对网络一窍不通的呀”他大声笑着说，王鲁湘从不避讳自己不会上网，这恐怕是他知识体系唯一的缺口了。 记 者：真的很难想象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您还公开宣布不会上网。每次做节目做案头工作的资料从哪来呢？ 王鲁湘：我现在不会上网，因为我没感觉到有必要，有必要我想我早突破了，我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中间第一代攒电脑的人，我当时住在挂甲屯这个村子里的时候，就花了几千块钱在中关村好几个店里攒了一台电脑，也是因为一个节目的关系认识了王永明，他送给我了一套五笔字法的书，我当时已经对五笔字法都倒背如流了，然后我到处去推广这个字法的好处，因为可以闭着眼睛去打小说。我们经常处在一种状态，就是闭着眼睛想象出来东西特别的美妙，睁开眼睛再一写就要打折扣。我说现在有一种东西，你闭着眼睛想着这么盲打，多好呀。然后我的很多朋友受到我的煽动和诱惑就开始纷纷攒电脑，结果人家现在早就在电脑上打了好几百万字了，我还一个字没打过。 至于说我每次节目的案头，都是靠自己建立的书库，我不买电脑，不花网费，投资买书就比较多。我家里的书是按照图书馆的编目来放的，宗教类——宗教又分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哲学类，历史类，经济类，文学类——又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等。我的书最多的是地方志，所以很多人问我现在在读什么书，我很难回答出来。因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我肯定不读，因为它和我无关，和我做的节目无关，与我的知识结构也无关。我读的书都是没有人读的，或者是没有作者的。有相当多的东西只是一个资料，这些都是我下去走动的时候，从当地搜集上来的一些资料，甚至有很多都是非公开出版的东西。 记 者：您现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王鲁湘：我理想的状态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处理美学的工作，剩下三分之一做与电视相关的工作。可现在完全不可能，电视占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主要是公司多给我弄了个栏目，我也没想到这个栏目会把我陷的这么深。 我现在除了凤凰卫视的这两个栏目以外，还有两个必须要做的社会工作，一个是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的秘书长，二我还是中国国家画院的导师，我还要经常去给他们那各种各样的班去讲课，清华的博导我现在已经不是了，我那两个博士生毕业后我就没有再跟清华续约，当年我受聘清华美院的时候建立的四个绘画工作室好像莫名其妙都没有了。现在总有地方介绍我是清华教授、博导，我也很难一一更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曾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 记 者：您现在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呢？ 王鲁湘：电视工作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事，第一线的媒体人，除了我们凤凰有几个评论员以外，大概我就是最老的了。而且他们不太去现场，更少去田野。过了50岁还老跑田野和山林的主持人，全中国都只有我一个。这大概是我所创造的又一个中国记录吧。大陆的节目主持人中间没有比我更老的了。所以我以后肯定要回到书斋，其实我现在从外面采访完了以后，都是回到书斋，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个人爱好，就是在书斋里面搞点研究，搞点收藏。做着这些事情，我挺满足的，老了以后还能这样，就很好了。

采写/张荣 刘艳雪 尤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