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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岩松: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发布日期:2011-05-06点击数:
这段生死经历就像淬火,人需要一种超越,需要一种历练
1996年5月至2000年1月,吕岩松出任人民日报社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席记者。这是吕岩松新闻记者道路上的一个高峰。1999年3月24日,北约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他冒着战火一次次深入战争现场采访,及时、客观、公正地报道了科索沃危机的最新动态和事实真相。5月8日,在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生死关头,他第一个详细报道了我使馆被炸事件,第一个发回了确认我3位记者为国捐躯的噩耗,第一个发回烈士的现场遗照,第一个准确报道北约使用了5枚导弹。 记 者:请您谈谈任驻南联盟记者那段经历,在那样一个动荡战乱的历史环境中,您作为一名记者有怎样的感受,又是怎样完成采访任务的? 吕岩松:我是1996年去的,一直到1998年那里的主流都是和平的。当初我去的时候,和平协议已经签了,地区安全形势越来越好,我感受到从战争到和平的积极的气氛。1998年科索沃又开始出事了,然后到1999年,北约轰炸。在这之前我看到更多的是重建,当然也会看到战争的后遗症,比如我在废墟里采访过难民,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种眼神是“失去”,没有神采,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我属于胆子比较大的,开车的时候公路上有人拦车,我肯定会停下来,一路上我可以跟他们聊很多东西,人在这种环境下跟我说的话可能更真诚,不掩饰。这些都是在战争前期。 至于进入真正的战争中工作,有的时候可能确实需要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你走出那一关了以后再做类似的事情,就很正常了。 比如我去奥拉霍瓦茨采访,那个时候北约还没有轰炸,属于科索沃内部的战乱。奥拉霍瓦茨位于科索沃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中,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解放军”对这座城市发动了袭击。从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到奥拉霍瓦茨,是非常危险的。我作为中国记者得到特许,第一个进入到奥拉霍瓦茨战区进行采访。联系好之后,人家根本就不护送我去,让我自己去,那是非常危险的。之前刚有一个俄罗斯记者,在我去的那条路,被抓为人质扣下来了,生死不明。我完全也有这个可能性,这就是生死的考验。 记 者:当时这个采访计划是自己决定的,还是国内派的任务。过程中是否有犹豫? 吕岩松:国内要知道我去采访,就不会让我去了。谁能让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个事呢?但是我就是想去,我觉得一个记者在那里能采访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人身上如果有一点理想主义是很好的。你说做这件事为了社会,为了谁,怎么说都可以,其实这就是理想主义,做新闻就想把它做好,我就去了。 那一路上我随时想掉头回来,真的。在政府控制的地盘,你知道有人在保护你,但到那边之后,基本是你一个人,这个时候最害怕。林子里面有人开枪袭击你的时候,你肯定有责任感,会想到万一我出事了,我的夫人不懂塞尔维亚语,她怎么回到首都?然后想到父母,等等一系列的想法。 我同时想到的是,我要回去了,南斯拉夫会笑话中国人的。我是被特许进入奥拉霍瓦茨的,出发之前跟警察局长坐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商定了,他当着我的面给那边打好了电话,人家在等着我呢。如果我没有去,虽然不会引起什么外交事件,但是人家肯定会笑话你。 驻外记者很多时候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有的时候丢了个人脸,就是丢了国家的脸。还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支撑,我觉得是诚信。如果我打个电话撒谎说车坏在路上也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多少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不行,如果这次我回去了,我会看不起自己,我一辈子摆脱不了这种阴影。一个人看不起自己,就不会有自信了。 当时真是吓得身上汗都湿透了,但实际上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真正的风险是从紧张到放松那一刻。返回时,出了山之后,路突然变成双行线,中间出现隔离带,我没有看见隔离带,压着隔离带开过去,我的车一下就飞起来,飞到空中跳到马路对面。还好,车没翻,对面也没有车,有惊无险。 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超越,就像淬火。心理障碍一旦克服了,经历一次生死考验后,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复杂的心理过程。在那之后,北约开始轰炸,经历的生死关头就更多了,但这时就非常自然而然地去做事,就跟平时做事情一样。所以,人需要一种超越,需要一种历练。 记 者:这些经历是否对您之后的战地采访有影响。比如北约轰炸我国大使馆时,您非常冷静地抓起相机跑出来,并在第一时间第一个发回了相关报道。 吕岩松:那肯定是有影响的。我觉得有刚才说的那件事之后,我做危险的事时心态就再正常不过了,水到渠成。包括当时从被轰炸的房屋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表,这是一种职业习惯。然后把下楼的时间,相对准确地计算出来。这种计算靠的是平时的一种训练,记者这个职业需要对时间的把握。说实话,当时我报那个时间,挺忐忑不安的,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历史性的事件,最重要的是这个时间是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新闻同行遇难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我估算的不准,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后来我住院的时候,跟邵云环的丈夫在病房聊天,他说他的那块手表当时被震得停下来了,正好是我说的那个时间。我当时一听,心里一下子放松了,因为自己没有报错。 记 者:这段战地记者的经历,对您以后的生活态度有什么影响。 吕岩松:人要积极向上,有一种精神饱满的状态,也就是乐观。这跟我经历战争肯定有关。我记得战争刚打响没有几天,国内跟我连线,我就说平时可能大家为困难,失恋,没钱,下岗等等烦恼,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你的努力有所改变的,你的命运基本上还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而这个时候,大家因为没有豁达的心胸,没有积极向上的态度,弄得精神上很痛苦,这太不值得了。人真正的无助是在战争状态之下,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是你了,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把握自己命运了,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悲剧。 我觉得当记者的好处,就是你可能经历很多常人经历不到的事情,能见到很多不同寻常的人,他们身上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以及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气质等,对你的成长进步、人生观都会有一些有益的影响。有害的东西肯定也有,但是更多的是有益的。
驻外记者的特质,是对文明多样性发自内心的认同,是对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民族发自内心的尊重,甚至是欣赏
1991年,刚刚离开学校两年的吕岩松,作为人民日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外记者,出任莫斯科;2002年,吕岩松再次踏上俄罗斯那片土地,出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在莫斯科工作的日子里.他发布了许多优秀新闻稿件与照片.反映俄罗斯社会与政府的最新动态、重大消息。 记 者:您先后两次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第一次是1991年,当时您刚参加工作一年左右;第二次是2002年,您经历过了战争,也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取得一些成绩。请问这两次驻莫斯科,您自己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吕岩松:我觉得做新闻时,经验的积累很重要。第一次去的时候20多岁,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30多了。两任的时代背景也不太一样。第一任赶上“乱世”,是1991年到1993年,一开始俄罗斯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等于到苏联工作,当时叫人民日报驻苏联常驻记者,去了半年多之后,苏联解体;第二任时俄罗斯已经把最困难时期度过了,在走上坡路呢。所以,两任我关注的东西不太一样。 第一次驻外时更多的是我问别人,人家没有太多兴趣听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第二任时我已经有了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别人平等交流的机会更多一些,不仅是你在问,而且人家也有兴趣听你的看法。 第一任时记者没有互联网,报社对驻外记者的指导,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的指导,告诉你报社对这个地区的形势总体的判断,然后给你提出一些报道上的建议、选题等等。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报社打电话给你,说你那里发生什么事情,请你写一篇稿子,而你却不知道这个事情。这是非常正常的,千万不要以为记者在那儿偷懒。 国内的策划性报道越来越多,你只简单地报条新闻,已经很难有竞争力了。尤其报纸是一个平面媒体,需要找到自己独特的报道视角,比别人报道更细、更深入,这样报社预约你写的报道就会比过去多很多。这样有好处,能减少驻外记者的盲目性,毕竟报社更了解读者和周围竞争的其他媒体,你作为一个环节,可以更好的为报社服务。也有不好的一面,你打“遭遇仗”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按部就班去关注一个问题,收集资料,采访,然后水到渠成把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报道发回报社,这种情况比过去要少很多。 还有生活节奏,新闻报道节奏越来越快,新闻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我第二任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电视、网络对报纸产生的竞争压力。比如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常驻的时候,包括在南斯拉夫,我可以发消息,第二天大家看到还是新闻,因为电视还没有那么普及,相对没有那么强大,另外网络也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现在你要搞这种纯客观的,纯描述性的消息报道,肯定不行了。 真正一个好的国际报道记者,肯定是对国内特别了解,而又对驻在国有比常人深入得多的理解和把握。 记 者:请您谈谈驻外记者报道视角,如何做到深入了解国外生活的同时,保持中国的视角。 吕岩松:咱们现在派人出去常驻,这个人能够对这个国家有多少了解?就算他再了解,比如我们也有在一个国家待十年的,但他和在那个国家出生的华侨,或者是在那个国家上学然后留下来工作的人,能比吗?对生活的了解是没法比的。所以现在媒体出现一种情况,比如特约记者,就是找当地人,他们对那个社会更了解。这样是不是说以后咱们就别派驻外记者了?我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当地情况很了解,已经和那个国家人没有什么区别了,然而就是因为他对那个国家的了解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了,他又不可能完全地承担起驻外记者这个工作,因为他没有了中国人的视角。 没有中国人的视角,就没有中国的利益了。我们报国际新闻并不是报着玩的,我们有自己的视角,我们关注什么事情是从我们的国家出发,我们不是看西洋镜。中国现在已经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了。如果只是了解当地生活,并不了解中国受众的需求和兴奋点,就不可能有中国的视角,也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个事情。 记 者:驻外记者是否比国内记者有更高的素质要求? 吕岩松:首先我不太同意你所说的内外的意思,不能那么比。驻外记者最大劣势是什么?我们在那个国家,我们不是在那个文化氛围当中长大的,另外我们在那个社会中的人脉、人际关系,以及自己可以推心置腹给你提供信息的信息源泉,都远远无法和在国内当记者相比。 另外,你是外国记者,人家可能对你更敏感一些。所以在国外工作,非常容易浮在社会表面上,看问题只是看那些表象的东西,即便你有自我暗示,有这种思考性,但是你还是停留在表面上。这是一种天生的劣势。可以这么说,时间长了,看外国问题停留在表面,或者没有能够深入到内核里面,你回到国内之后,看国内问题也会形成一个不好的惯性,也容易看生活看表面。 以我的亲身经验,觉得驻外记者身上应具备的是对文明多样性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具体就是对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民族的发自内心的尊重,甚至是一种欣赏。我觉得这很重要。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的。真正尊重人家,还是假装尊重人家,人家是能够看出来的。你如果不尊重人家的话,人家是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不会认真对待你,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 只有尊重还不够,还需要一定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能不能听懂这种语言,而是说进入人家的文化。如果人家跟你说完之后,你没有理解,没有互动,那人家没有兴趣再说第二句了。 记 者:听说您采访过普京,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采访经历吗? 吕岩松:普京采访了两次,第一次是2002年,那次是人民日报专访,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我随当时的社长一起去的。第二次采访是在2004年,普京来中国访问之前,和我一起采访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中学生记者。 2002年那次是普京第一次单独接受一家外国媒体的采访,在那之前,他都是接受几家记者联合采访。采访完之后,我说我夫人认为您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领导人之一,您给她签个名吧。他说行,问夫人姓什么,就签了名。我接触过好多总统的采访,我感觉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跟常人说话是没有区别的,用那种平和的语调、平和的眼神去跟你聊。很真诚的。而有些领导人语调不是这样,比如叶利钦是另外一种风范了。 2004年采访那次,那位学生记者想请普京题词,她不会说俄语,我帮她做翻译。我说,总统先生,这个小记者想让你给中国的青年人提个词。但是我说“青年人”的时候,我用了“孩子”这个词。普京马上就说,孩子?他或者是确认,或者是要纠正。我纠正说是青年人。他马上写了非常好的一段话。可见,他这个人很敏锐,眼里不揉沙子,也是一种很强的个性。
作为记者,思考的习惯非常重要;这种习惯给我一种抒发性情的幸福感
吕岩松在2000年获得了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他始终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光荣与自豪,同时也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肩负使命的重大,同时也不断思考着一名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 记 者:我们知道,您大学期间学的并不是新闻专业,请问您当年毕业时为什么选择了人民日报? 吕岩松:其实,当时我已经被推荐读研究生了。一天中午吃饭,一个同学说人民日报来招聘,说人民日报要恢复在莫斯科记者站,当时我们同学还加了一句话意思说人家对记者的素质要求挺高的。这些话触动了我。我吃完中午饭就开始找人民日报的电话,查114,查国际部的电话,然后赶快就坐车去了。多远呀,坐332到动物园,倒车103,103又到美术馆,倒112,到报社的时候人家已经快下班了。见了一面,人家说行,明天、后天来考试吧。就这样来了。 我想,这有几个方面原因吧。一个可能是个性好强,听说人家要求素质很高,心想这肯定是好工作,感觉自己素质不错就想试试。还有一个,潜意识里有一种冲动,学习了俄语,就很想早点到说那个语言的国家看看。 记 者:起初您对记者这个职业有怎样的认识?实际工作之后,和您想象中的一样吗? 吕岩松:找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想记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后,如果说反差比较大的话,那就是所有职业都一样,手心和手背两面,也就是诱惑的一面、很好的一面和很苦的、困难的一面。大部分人找工作之前都是想手心比较多一些,看手背看得比较少。所以现在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我建议多看看手背,因为手背决定你的承受能力。 之前总觉得国际记者更多的是一天到晚西装革履,开着车,在高层进行采访。实际上,这种采访也有,你会采访总统、总理,也要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但更多的还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不仅是采访,还有案头工作,你要用更多的时间研究问题。在南斯拉夫时,记者就是和危险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记者要深入生活,新闻更多的还是突发性事件,那做记者可不就是苦嘛。外国人对记者的理解,就是吃苦,这是新闻职业应该的,是你的本分。现在大家对记者吃苦什么的,已经习惯了,这次汶川大地震没有人去表白自己多苦多累,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记者永远是在后台,不要走到前台来,你的任务就是传达信息,你在事件和受众之间是一个沟通的作用,你是一个媒介,而你不要成为新闻本身。我到现在还坚持这种想法。 记 者:您怎样理解记者这个职业。 吕岩松:尽可能去传达一个事件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仅仅报道一个事件本身。举个例子,当时中国对俄罗斯的报道铺天盖地,但是两个国家人民的了解还需要加深,因为我们更多报道的是一个片断,一个侧面。比如说农业问题,我写了农业生产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全景式的把俄罗斯的农业展现出来。虽然我们每条新闻都是真的,但是这个真新闻在整个生活中能有多大的代表性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各个领域都在搞全景式报道,但还不能缺少记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俄罗斯的理解。记者必须得对这个国家有一种很深的理解,能够很透彻的把握。 所以,我觉得记者不光是传达信息,实际上还要帮助人们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让人们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生活。这种职业需要从业人员勤于思考,比常人付出更多努力。这种思考,需要很多理论的功底,然后又需要实践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当记者,一方面要特别务实,另外一方面应该有一种站在更宏大、甚至是悲天悯人的这种角度的思考。 作为记者,思考的习惯非常重要。这种习惯给我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卖苦力,有一种抒发性情的感觉。我写的报道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我的思考,我的理解,我用心的体会。你观察了,你思考了,又变成你的作品了,这是一种乐趣。所以,我热爱这个职业,不光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道义感,而是这个工作同时还能给我带来乐趣。 记 者:您理解的记者的职业精神是什么? 吕岩松: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不辱使命,人民的利益、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不计名利、乐于奉献的敬业精神;清正廉洁、严于律己的职业道德风范;刻苦钻研、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 作为记者,应该具备正直、坦诚、豁达的品质,要有较强的综合素质,比如理解能力,概括能力,表达能力,逻辑能力,最主要的是不自负,自以为是是新闻工作最大的忌讳。
上北大的人也许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毕竟在一个不平凡的环境里待过,这是他的一次人生经历
1984年,志向医学的吕岩松意外地收到了北京大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初进北大校园的他,似乎并未适应自己的化学专业。北大开放民主的校园氛围,给他第二次专业选择机会,他走进了自己感兴趣的俄语系。5年的北大学习生活,如春雨润物般滋养着吕岩松,为他的人生铺筑了一条很好的路基。 记 者:您当初高考时为什么选择了北京大学。 吕岩松:其实我当时没有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多厉害啊,那肯定不敢报。而且当初我一门心思要学医,就想着报医学院,在我们黑龙江当时招的重点医科大学只有北京医学院。但我自己感觉分数不够,不敢报,最后我报了北师大生物系。分数出来之后,我的分数很高,就被老师改到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我学了一年化学专业,1985年转到俄语系。 记 者:为什么会转俄语呢? 吕岩松:那肯定是没有学好化学专业,学好了就不会转了。一方面有压力,我觉得肯定好多北大孩子都碰到的情况,好学生一下变成一般的学生,甚至相对差一些的学生。另一方面,我上高中学的是俄语不是英语,大二马上要开专业英语,自己有些担心学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化学涉及做实验。但我们高中没有实验室,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实验,所以我觉得有些吃力。当然,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我确实喜欢俄罗斯文学。 转系挺不容易的,跟调动工作差不多。当时学校也是刚刚开始允许转系。第一要考试,第二是原来的院系同意放你,而另一边同意接收你。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比较顺利。这样我就到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 俄语系当时分了两个班,一个是英语班,一个是俄语班。英语班是高中学英语的,从来没有学过俄语,我高中已经学过俄语了,按理转过去之后,跟他们大二一起读,完全能够跟上。但是,当时觉得我在技术物理系不是好学生,那到俄语系一定要当好学生,就主动降了一级。 记 者:北大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东西是什么? 吕岩松:我觉得还是一种校园的多样性,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北大可能教会了我宽容,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个东西都是存在的,那可能这就是事物的多样性了。另外,我到北大之后,真的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永远是一个渺小的人。还有什么呢?我觉得传统挺重要的。北大的传统和精神传承得很好,有些靠老师,有些是高年级学生影响了低年级学生。我们本科入校的时候就是17、18岁,像一张白纸,你能够变成一个北大人,除了老师,除了校园文化、社团,很重要一点是你的高年级同学的影响。也许你没有跟他深入交谈过,也许他没有教过你任何一份东西,但是他的言行举止,他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个讲座上提问的方式、提出的问题,都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成为三四年级学生的时候,你又去把你的师弟、师妹带成了北大人。 你在那个环境中,得到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熏陶,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北大有这样一种环境,能够让学生没有过早地把年轻人应该有的锐气、朝气化解成为成熟。我觉得这是北大的优势,就是让学生真正把那个年龄段特有的一些东西保持住。 另外,因为北大多元,北大那种环境更多的不是让学生简单地完成学业、离开学校时对很多事情已经有一个成熟的看法,而是让他们带着一些困惑离开学校,也就是让他们觉得很多东西还没法去判断,其心志、阅历还不够让自己形成一个主导的想法。我个人觉得,让他们带着这种感觉离开学校步入社会,是件挺好的事情。这说明这个学校确实是宏大的。也就是让你知道好多东西还没有懂,有待去了解,需要你不断地花时间在生活中慢慢感悟。 上北大的人也许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这个平凡的人毕竟在一个不平凡的环境里待过,是他的一次人生经历。

采写/李芸 史彦 赵琬微 宋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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