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生死经历就像淬火，人需要一种超越，需要一种历练 1996年5月至2000年1月，吕岩松出任人民日报社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席记者。这是吕岩松新闻记者道路上的一个高峰。1999年3月24日，北约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他冒着战火一次次深入战争现场采访，及时、客观、公正地报道了科索沃危机的最新动态和事实真相。5月8日，在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生死关头，他第一个详细报道了我使馆被炸事件，第一个发回了确认我3位记者为国捐躯的噩耗，第一个发回烈士的现场遗照，第一个准确报道北约使用了5枚导弹。 记 者：请您谈谈任驻南联盟记者那段经历，在那样一个动荡战乱的历史环境中，您作为一名记者有怎样的感受，又是怎样完成采访任务的？ 吕岩松：我是1996年去的，一直到1998年那里的主流都是和平的。当初我去的时候，和平协议已经签了，地区安全形势越来越好，我感受到从战争到和平的积极的气氛。1998年科索沃又开始出事了，然后到1999年，北约轰炸。在这之前我看到更多的是重建，当然也会看到战争的后遗症，比如我在废墟里采访过难民，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种眼神是“失去”，没有神采，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我属于胆子比较大的，开车的时候公路上有人拦车，我肯定会停下来，一路上我可以跟他们聊很多东西，人在这种环境下跟我说的话可能更真诚，不掩饰。这些都是在战争前期。 至于进入真正的战争中工作，有的时候可能确实需要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你走出那一关了以后再做类似的事情，就很正常了。 比如我去奥拉霍瓦茨采访，那个时候北约还没有轰炸，属于科索沃内部的战乱。奥拉霍瓦茨位于科索沃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中，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解放军”对这座城市发动了袭击。从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到奥拉霍瓦茨，是非常危险的。我作为中国记者得到特许，第一个进入到奥拉霍瓦茨战区进行采访。联系好之后，人家根本就不护送我去，让我自己去，那是非常危险的。之前刚有一个俄罗斯记者，在我去的那条路，被抓为人质扣下来了，生死不明。我完全也有这个可能性，这就是生死的考验。 记 者：当时这个采访计划是自己决定的，还是国内派的任务。过程中是否有犹豫？ 吕岩松：国内要知道我去采访，就不会让我去了。谁能让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个事呢？但是我就是想去,我觉得一个记者在那里能采访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人身上如果有一点理想主义是很好的。你说做这件事为了社会，为了谁，怎么说都可以，其实这就是理想主义，做新闻就想把它做好，我就去了。 那一路上我随时想掉头回来，真的。在政府控制的地盘，你知道有人在保护你，但到那边之后，基本是你一个人，这个时候最害怕。林子里面有人开枪袭击你的时候，你肯定有责任感，会想到万一我出事了，我的夫人不懂塞尔维亚语，她怎么回到首都？然后想到父母，等等一系列的想法。 我同时想到的是，我要回去了，南斯拉夫会笑话中国人的。我是被特许进入奥拉霍瓦茨的，出发之前跟警察局长坐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商定了，他当着我的面给那边打好了电话，人家在等着我呢。如果我没有去，虽然不会引起什么外交事件，但是人家肯定会笑话你。 驻外记者很多时候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有的时候丢了个人脸，就是丢了国家的脸。还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支撑，我觉得是诚信。如果我打个电话撒谎说车坏在路上也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多少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不行，如果这次我回去了，我会看不起自己，我一辈子摆脱不了这种阴影。一个人看不起自己，就不会有自信了。 当时真是吓得身上汗都湿透了，但实际上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真正的风险是从紧张到放松那一刻。返回时，出了山之后，路突然变成双行线，中间出现隔离带，我没有看见隔离带，压着隔离带开过去，我的车一下就飞起来，飞到空中跳到马路对面。还好，车没翻，对面也没有车，有惊无险。 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超越，就像淬火。心理障碍一旦克服了，经历一次生死考验后，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复杂的心理过程。在那之后，北约开始轰炸，经历的生死关头就更多了，但这时就非常自然而然地去做事，就跟平时做事情一样。所以，人需要一种超越，需要一种历练。 记 者：这些经历是否对您之后的战地采访有影响。比如北约轰炸我国大使馆时，您非常冷静地抓起相机跑出来，并在第一时间第一个发回了相关报道。 吕岩松：那肯定是有影响的。我觉得有刚才说的那件事之后，我做危险的事时心态就再正常不过了，水到渠成。包括当时从被轰炸的房屋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表，这是一种职业习惯。然后把下楼的时间，相对准确地计算出来。这种计算靠的是平时的一种训练，记者这个职业需要对时间的把握。说实话，当时我报那个时间，挺忐忑不安的，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历史性的事件，最重要的是这个时间是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新闻同行遇难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我估算的不准，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后来我住院的时候，跟邵云环的丈夫在病房聊天，他说他的那块手表当时被震得停下来了，正好是我说的那个时间。我当时一听，心里一下子放松了，因为自己没有报错。 记 者：这段战地记者的经历，对您以后的生活态度有什么影响。 吕岩松：人要积极向上，有一种精神饱满的状态，也就是乐观。这跟我经历战争肯定有关。我记得战争刚打响没有几天，国内跟我连线，我就说平时可能大家为困难，失恋，没钱，下岗等等烦恼，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你的努力有所改变的，你的命运基本上还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而这个时候，大家因为没有豁达的心胸，没有积极向上的态度，弄得精神上很痛苦，这太不值得了。人真正的无助是在战争状态之下，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是你了，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把握自己命运了，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悲剧。 我觉得当记者的好处，就是你可能经历很多常人经历不到的事情，能见到很多不同寻常的人，他们身上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以及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气质等，对你的成长进步、人生观都会有一些有益的影响。有害的东西肯定也有，但是更多的是有益的。 驻外记者的特质，是对文明多样性发自内心的认同，是对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民族发自内心的尊重，甚至是欣赏 1991年，刚刚离开学校两年的吕岩松，作为人民日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外记者，出任莫斯科；2002年，吕岩松再次踏上俄罗斯那片土地，出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在莫斯科工作的日子里．他发布了许多优秀新闻稿件与照片．反映俄罗斯社会与政府的最新动态、重大消息。 记 者：您先后两次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第一次是1991年，当时您刚参加工作一年左右；第二次是2002年，您经历过了战争，也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取得一些成绩。请问这两次驻莫斯科，您自己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吕岩松：我觉得做新闻时，经验的积累很重要。第一次去的时候20多岁，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30多了。两任的时代背景也不太一样。第一任赶上“乱世”，是1991年到1993年，一开始俄罗斯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等于到苏联工作，当时叫人民日报驻苏联常驻记者，去了半年多之后，苏联解体；第二任时俄罗斯已经把最困难时期度过了，在走上坡路呢。所以，两任我关注的东西不太一样。 第一次驻外时更多的是我问别人，人家没有太多兴趣听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第二任时我已经有了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别人平等交流的机会更多一些，不仅是你在问，而且人家也有兴趣听你的看法。 第一任时记者没有互联网，报社对驻外记者的指导，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的指导，告诉你报社对这个地区的形势总体的判断，然后给你提出一些报道上的建议、选题等等。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报社打电话给你，说你那里发生什么事情，请你写一篇稿子，而你却不知道这个事情。这是非常正常的，千万不要以为记者在那儿偷懒。 国内的策划性报道越来越多，你只简单地报条新闻，已经很难有竞争力了。尤其报纸是一个平面媒体，需要找到自己独特的报道视角，比别人报道更细、更深入，这样报社预约你写的报道就会比过去多很多。这样有好处，能减少驻外记者的盲目性，毕竟报社更了解读者和周围竞争的其他媒体，你作为一个环节，可以更好的为报社服务。也有不好的一面，你打“遭遇仗”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按部就班去关注一个问题，收集资料，采访，然后水到渠成把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报道发回报社，这种情况比过去要少很多。 还有生活节奏，新闻报道节奏越来越快，新闻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我第二任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电视、网络对报纸产生的竞争压力。比如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常驻的时候，包括在南斯拉夫，我可以发消息，第二天大家看到还是新闻，因为电视还没有那么普及，相对没有那么强大，另外网络也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现在你要搞这种纯客观的，纯描述性的消息报道，肯定不行了。 真正一个好的国际报道记者，肯定是对国内特别了解，而又对驻在国有比常人深入得多的理解和把握。 记 者：请您谈谈驻外记者报道视角，如何做到深入了解国外生活的同时，保持中国的视角。 吕岩松：咱们现在派人出去常驻，这个人能够对这个国家有多少了解？就算他再了解，比如我们也有在一个国家待十年的，但他和在那个国家出生的华侨，或者是在那个国家上学然后留下来工作的人，能比吗？对生活的了解是没法比的。所以现在媒体出现一种情况，比如特约记者，就是找当地人，他们对那个社会更了解。这样是不是说以后咱们就别派驻外记者了？我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当地情况很了解，已经和那个国家人没有什么区别了，然而就是因为他对那个国家的了解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了，他又不可能完全地承担起驻外记者这个工作，因为他没有了中国人的视角。 没有中国人的视角，就没有中国的利益了。我们报国际新闻并不是报着玩的，我们有自己的视角，我们关注什么事情是从我们的国家出发，我们不是看西洋镜。中国现在已经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了。如果只是了解当地生活，并不了解中国受众的需求和兴奋点，就不可能有中国的视角，也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个事情。 记 者：驻外记者是否比国内记者有更高的素质要求？ 吕岩松：首先我不太同意你所说的内外的意思，不能那么比。驻外记者最大劣势是什么？我们在那个国家，我们不是在那个文化氛围当中长大的，另外我们在那个社会中的人脉、人际关系，以及自己可以推心置腹给你提供信息的信息源泉，都远远无法和在国内当记者相比。 另外，你是外国记者，人家可能对你更敏感一些。所以在国外工作，非常容易浮在社会表面上，看问题只是看那些表象的东西，即便你有自我暗示，有这种思考性，但是你还是停留在表面上。这是一种天生的劣势。可以这么说，时间长了，看外国问题停留在表面，或者没有能够深入到内核里面，你回到国内之后，看国内问题也会形成一个不好的惯性，也容易看生活看表面。 以我的亲身经验，觉得驻外记者身上应具备的是对文明多样性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具体就是对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民族的发自内心的尊重，甚至是一种欣赏。我觉得这很重要。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的。真正尊重人家，还是假装尊重人家，人家是能够看出来的。你如果不尊重人家的话，人家是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不会认真对待你，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 只有尊重还不够，还需要一定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能不能听懂这种语言，而是说进入人家的文化。如果人家跟你说完之后，你没有理解，没有互动，那人家没有兴趣再说第二句了。 记 者：听说您采访过普京，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采访经历吗？ 吕岩松：普京采访了两次，第一次是2002年，那次是人民日报专访，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我随当时的社长一起去的。第二次采访是在2004年，普京来中国访问之前，和我一起采访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中学生记者。 2002年那次是普京第一次单独接受一家外国媒体的采访，在那之前，他都是接受几家记者联合采访。采访完之后，我说我夫人认为您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领导人之一，您给她签个名吧。他说行，问夫人姓什么，就签了名。我接触过好多总统的采访，我感觉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跟常人说话是没有区别的，用那种平和的语调、平和的眼神去跟你聊。很真诚的。而有些领导人语调不是这样，比如叶利钦是另外一种风范了。 2004年采访那次，那位学生记者想请普京题词，她不会说俄语，我帮她做翻译。我说，总统先生，这个小记者想让你给中国的青年人提个词。但是我说“青年人”的时候，我用了“孩子”这个词。普京马上就说，孩子？他或者是确认，或者是要纠正。我纠正说是青年人。他马上写了非常好的一段话。可见，他这个人很敏锐，眼里不揉沙子，也是一种很强的个性。 作为记者，思考的习惯非常重要；这种习惯给我一种抒发性情的幸福感 吕岩松在2000年获得了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他始终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光荣与自豪，同时也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肩负使命的重大，同时也不断思考着一名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 记 者：我们知道，您大学期间学的并不是新闻专业，请问您当年毕业时为什么选择了人民日报？ 吕岩松：其实，当时我已经被推荐读研究生了。一天中午吃饭，一个同学说人民日报来招聘，说人民日报要恢复在莫斯科记者站，当时我们同学还加了一句话意思说人家对记者的素质要求挺高的。这些话触动了我。我吃完中午饭就开始找人民日报的电话，查114，查国际部的电话，然后赶快就坐车去了。多远呀，坐332到动物园，倒车103，103又到美术馆，倒112，到报社的时候人家已经快下班了。见了一面，人家说行，明天、后天来考试吧。就这样来了。 我想，这有几个方面原因吧。一个可能是个性好强，听说人家要求素质很高，心想这肯定是好工作，感觉自己素质不错就想试试。还有一个，潜意识里有一种冲动，学习了俄语，就很想早点到说那个语言的国家看看。 记 者：起初您对记者这个职业有怎样的认识？实际工作之后，和您想象中的一样吗？ 吕岩松：找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想记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后，如果说反差比较大的话，那就是所有职业都一样，手心和手背两面，也就是诱惑的一面、很好的一面和很苦的、困难的一面。大部分人找工作之前都是想手心比较多一些，看手背看得比较少。所以现在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我建议多看看手背，因为手背决定你的承受能力。 之前总觉得国际记者更多的是一天到晚西装革履，开着车，在高层进行采访。实际上，这种采访也有，你会采访总统、总理，也要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但更多的还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不仅是采访，还有案头工作，你要用更多的时间研究问题。在南斯拉夫时，记者就是和危险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记者要深入生活，新闻更多的还是突发性事件，那做记者可不就是苦嘛。外国人对记者的理解，就是吃苦，这是新闻职业应该的，是你的本分。现在大家对记者吃苦什么的，已经习惯了，这次汶川大地震没有人去表白自己多苦多累，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记者永远是在后台，不要走到前台来，你的任务就是传达信息，你在事件和受众之间是一个沟通的作用，你是一个媒介，而你不要成为新闻本身。我到现在还坚持这种想法。 记 者：您怎样理解记者这个职业。 吕岩松：尽可能去传达一个事件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仅仅报道一个事件本身。举个例子，当时中国对俄罗斯的报道铺天盖地，但是两个国家人民的了解还需要加深，因为我们更多报道的是一个片断，一个侧面。比如说农业问题，我写了农业生产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全景式的把俄罗斯的农业展现出来。虽然我们每条新闻都是真的，但是这个真新闻在整个生活中能有多大的代表性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各个领域都在搞全景式报道，但还不能缺少记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俄罗斯的理解。记者必须得对这个国家有一种很深的理解，能够很透彻的把握。 所以，我觉得记者不光是传达信息，实际上还要帮助人们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让人们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生活。这种职业需要从业人员勤于思考，比常人付出更多努力。这种思考，需要很多理论的功底，然后又需要实践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当记者，一方面要特别务实，另外一方面应该有一种站在更宏大、甚至是悲天悯人的这种角度的思考。 作为记者，思考的习惯非常重要。这种习惯给我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卖苦力，有一种抒发性情的感觉。我写的报道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我的思考，我的理解，我用心的体会。你观察了，你思考了，又变成你的作品了，这是一种乐趣。所以，我热爱这个职业，不光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道义感，而是这个工作同时还能给我带来乐趣。 记 者：您理解的记者的职业精神是什么？ 吕岩松：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不辱使命，人民的利益、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不计名利、乐于奉献的敬业精神；清正廉洁、严于律己的职业道德风范；刻苦钻研、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 作为记者，应该具备正直、坦诚、豁达的品质，要有较强的综合素质，比如理解能力，概括能力，表达能力，逻辑能力，最主要的是不自负，自以为是是新闻工作最大的忌讳。 上北大的人也许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毕竟在一个不平凡的环境里待过，这是他的一次人生经历 1984年，志向医学的吕岩松意外地收到了北京大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初进北大校园的他，似乎并未适应自己的化学专业。北大开放民主的校园氛围，给他第二次专业选择机会，他走进了自己感兴趣的俄语系。5年的北大学习生活，如春雨润物般滋养着吕岩松，为他的人生铺筑了一条很好的路基。 记 者：您当初高考时为什么选择了北京大学。 吕岩松：其实我当时没有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多厉害啊，那肯定不敢报。而且当初我一门心思要学医，就想着报医学院，在我们黑龙江当时招的重点医科大学只有北京医学院。但我自己感觉分数不够，不敢报，最后我报了北师大生物系。分数出来之后，我的分数很高，就被老师改到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我学了一年化学专业，1985年转到俄语系。 记 者：为什么会转俄语呢？ 吕岩松：那肯定是没有学好化学专业，学好了就不会转了。一方面有压力，我觉得肯定好多北大孩子都碰到的情况，好学生一下变成一般的学生，甚至相对差一些的学生。另一方面，我上高中学的是俄语不是英语，大二马上要开专业英语，自己有些担心学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化学涉及做实验。但我们高中没有实验室，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实验，所以我觉得有些吃力。当然，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我确实喜欢俄罗斯文学。 转系挺不容易的，跟调动工作差不多。当时学校也是刚刚开始允许转系。第一要考试，第二是原来的院系同意放你，而另一边同意接收你。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比较顺利。这样我就到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 俄语系当时分了两个班，一个是英语班，一个是俄语班。英语班是高中学英语的，从来没有学过俄语，我高中已经学过俄语了，按理转过去之后，跟他们大二一起读，完全能够跟上。但是，当时觉得我在技术物理系不是好学生，那到俄语系一定要当好学生，就主动降了一级。 记 者：北大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东西是什么？ 吕岩松：我觉得还是一种校园的多样性，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北大可能教会了我宽容，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个东西都是存在的，那可能这就是事物的多样性了。另外，我到北大之后，真的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永远是一个渺小的人。还有什么呢？我觉得传统挺重要的。北大的传统和精神传承得很好，有些靠老师，有些是高年级学生影响了低年级学生。我们本科入校的时候就是17、18岁，像一张白纸，你能够变成一个北大人，除了老师，除了校园文化、社团，很重要一点是你的高年级同学的影响。也许你没有跟他深入交谈过，也许他没有教过你任何一份东西，但是他的言行举止，他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个讲座上提问的方式、提出的问题，都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成为三四年级学生的时候，你又去把你的师弟、师妹带成了北大人。 你在那个环境中，得到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熏陶，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北大有这样一种环境，能够让学生没有过早地把年轻人应该有的锐气、朝气化解成为成熟。我觉得这是北大的优势，就是让学生真正把那个年龄段特有的一些东西保持住。 另外，因为北大多元，北大那种环境更多的不是让学生简单地完成学业、离开学校时对很多事情已经有一个成熟的看法，而是让他们带着一些困惑离开学校，也就是让他们觉得很多东西还没法去判断，其心志、阅历还不够让自己形成一个主导的想法。我个人觉得，让他们带着这种感觉离开学校步入社会，是件挺好的事情。这说明这个学校确实是宏大的。也就是让你知道好多东西还没有懂，有待去了解，需要你不断地花时间在生活中慢慢感悟。 上北大的人也许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这个平凡的人毕竟在一个不平凡的环境里待过，是他的一次人生经历。

采写/李芸 史彦 赵琬微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