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聂震宁获得出版界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评选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是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中的领军人物，二是有突出业绩、在业界有广泛影响的人物。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我们要把那些埋头苦干、终身致力于出版事业、对出版事业的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人，作为我们的出版家彪炳史册。 我的作品里面有悲苦、有调侃、有揶揄、有抒情，但却没有厌世 记者：你198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首届作家班，那时候35岁。在这之前，你已经是青年作家。为什么要进入北大? 聂震宁：“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恢复并培养 了一批作家，1984年，我考人文讲所成为第八期学员，我们这批青年作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从社会底层艰难走出来的。那时文学创作很热，北大想为我们办一个作家班，来帮助我们成长，同时也能丰富学校的生源和教学成果。1986年，北大就从文讲所第七期和第八期共100多名学员中招生。第七期是文学编辑专业，第八期是文学创作专业，两个专业学员大多数都是当时知名的青年作家。 在是否考北大的事情上，班上出现了很大的分化，有些同学放弃了，但是我没有。考北大难度很大，有好几门考试，从《诗经》一直考到现当代文学。 进北大前，我的文学创作势头正好。我的想法是，既然搞文学，就应该对文学有很好的钻研，无论是对作品的鉴赏，还是理论的学习和修养。考入北大以后，我愈发觉得我来得对，真应该认真学习一番才是。在北大期间，我也还在写作，发表短篇小说《长乐》之后，接着又发表了“长乐”系列短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暗河》等，其中《长乐》被选人《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中文系一流的老师。记得在课堂上，讲授当代文学的张琮老师很认真地就我的作品《长乐》评价了一番，让我深受教益和鼓舞。 在北大，单单一个文学并不能覆盖我全部的学习时间。你想，北大的学问有多大?那是汪洋大海。那时有很多讲座，一看讲座海报就让人激动。能去的讲座我尽量去，可也耽误了不少创作时间，但这让我的学习收益非常丰富。北大给我滋养的不仅是文学，还有历史、哲学等学科。 在图书馆，我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同时，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弗洛伊德、弗洛姆，还有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国的孔孟老庄、现代大师，读的很杂，并不系统，只是以读为乐、以博为快而已。 在北大，感受到最强烈的是北大精神，那就是创新精神和兼容并包精神。许多采访都会问到我在北大学到了什么。事实上，我觉得在北大更多的是受到了思想的、精神的深刻影响。这些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给我带来的不仅是知识，也不仅是理念，还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思维方法和人生追求。这种思维方法对我后来从事出版工作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比如对出版业本质的认识，对出版价值的判断，以及出版如何创新，如何评价文化产品等。 北大中文系办这个作家班对我们来说是受益终身的，使我们不少同学能够持续地写下去，不仅关注自我的精神世界，也能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类抱有深度的关怀和认识，培养了我们的文化精神和底蕴。 记者：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创作热情很高的时期，你的作品《去温泉之路》、《长乐》、《暗河》等在当时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绩，你的创作灵感是否来源于丰富的人生经历? 聂震宁：说我的作品“不同凡响”可不敢当。可以这么说，我的创作主要来自对生活的感受，来自于我生活的那个小县城和后来的一些经历。县城人的心态，我觉得我琢磨得还是比较准的。 表面上写的是一个小城，其实写的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特点。我的人生经历比较坎坷，但我对生活充满热爱，所以我的作品里面有悲苦，有调侃，有揶揄，有抒情，却没有厌世。 我有很多人生的经历还没有写，比如我做过六年多的插队知识青年，却没有正面写过知识青年的经历。为什么呢?我觉得那六年多的经历太宝贵了，那是我人生经历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压箱底”的生活积累，如果写出一般化的作品就太可惜了。此生一定会好好写一本。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今的“浅阅读”现象? 聂震宁：浅阅读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包括陶渊明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也有一点浅阅读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博览群书很可能就是一种浅阅读。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浅阅读主要是对报纸和杂志的阅读，还有对书的浏览。那么现在，更多指的是互联网上的阅读。互联网阅读和杂志阅读有多大区别?都带有浅阅读性质，所以不必责怪互联网时代。 作为阅读，我认为广博和深入要兼顾。一个青年也好，一个专业工作者也好，要想深度阅读，单靠互联网是不行的。互联网上有很多很好的资料。但是如果以为互联网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而过去传统的阅读过时了，那我们这个社会、民族就可能流于肤浅了，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专业语言能力，特别是综合的文化修养等很多方面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信息越来越开放，但科学巨匠、文学巨匠、艺术大师却很少产生出来。为什么?钻研不够，专心不够，专业不够。我们的社会现在不是说阅读面不够，而是钻研度不够，因而创新能力不够。这方面应该引起我们每个人深思。 现在，我们提倡大家深度阅读，把阅读看成是修身养性，同时也是提高自己创造能力很重要的事情。在2007年“两会”期间，我和30位政协委员共同提出一个提案，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阅读是需要提倡的。我国自古就有“劝读”的传统。读书首先要成为各人内在的需求，同时也需要有外力的推动和规范。一个人随随便便拎起本书就看，看完就扔，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一个民族这样就不可以。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提倡深度的阅读，广泛的阅读。有人把国民阅读率下降归结为互联网发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互联网也很发达，图书阅读率还是很好，这就值得我们深思。实话说，我们这里的阅读习惯本来就不够好，现在提倡开展全民阅读，一点都不为过。 写作是要追求个性的，可作为一个编辑要有包容的心态 记者：你抱着一个文学梦走进了北大，希望能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毕业后却走上了出版业。 聂震宁：北大在文学学习方面给我的一个很大影响，就是提醒了我，文学是多面的，多层次的，这跟一个作家的判断是不太一样的。创作是要追求个性，于是有些作家就认为，除了自己一类的作品之外，其他的作品都是废纸一堆。可作为一个编辑就要有包容的心态。在上北大之前，我的文学创作相对来说路子要窄一些，比较坚守一些独特的文学风格，经过北大两年的学习，作为作家，我的文学路子开阔了很多。而作为出版家，不仅视野开阔了，更具有了包容的胸怀。 记者：你毕业后进入出版行业的过程是怎样的? 聂震宁：在考入北大前，也就是1985年底，我还在文讲所上学，工作关系就调到了漓江出版社。当时我已经有做出版人的意识和准备了，同时也在策划选题。但我还是想以写小说为主，兼做出版。“长乐系列小说”、《暗河》就是在北大期间创作的。当时，做作家是我第一位的考虑，做出版是我第二位的考虑。毕业后，回到漓江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编辑大型文学杂志《漓江》，基本上还是在文学氛围里工作。当时对杂志还没有提出太高的经营上的要求，是那种作品本位的编辑工作。到了1990年，让我提任漓江出版社副总编辑，这时我就觉得要很好地做出一番业绩来，要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推荐和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于是我一下子就投进出版工作来了。 那时，漓江出版社在出版外国文学方面很有成绩，中国文学图书出得也不错。我们觉得知识类读物应该可以很好地抓一下。当时知识类图书市场上绝大多数是理科的，文科的很少。我们认为“重理轻文”的传统需要调整，于是就策划了《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这个选题。我从1990年2月份开始到北京来组稿，当年12月就出书，共有22种。我邀请到了冰心先生任总主编，我忝列执行总主编，负责组织联络。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丛书中哲学、政治、经济、心理学、军事、历史、文学、语言、写作、美术、音乐等分册，邀请到了许多知名的学者、教授、专家担任主编，质量有了保证，也很有号召力。丛书第一次印刷2万套，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销量。书出版后，我们和中国青年报社还联合举办《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有奖读书活动，搞得很是热闹。接着这套书就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出版人的岗位上，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只好放在一边。做完这套书后，我在出版工作上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不断地在策划选题，不断地对出版进行思考。文学创作越来越少，出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文学与出版，都很有意义，所不同的是，写作是把一个邮票大的小镇生活写给全世界人看，而出版是要把全世界的东西告诉给一个邮票大的地方。一个出版家必须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更为系统一些的学识，北大的学习为我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底子。 记者：从文学创作到从事出版管理工作，你始终保持着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何处? 聂震宁：我是有些激情，但也不是激情四射那种。我的激情，首先来源于对文化的热爱。我总觉得能够从事和文化相关的事业太好了。直接操作一些文化项目和产品，并获得成功，我乐于去奋斗，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会激励着我继续向前。再者，我的激情来自于对出版工作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总想着要努力，还想着要有所成功。但我并不急于求成或者好高骛远。当初在漓江出版社，我不能够说我要做全国第一，但是我可以说我要在哪些方面成为全国一流：后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已经是一流出版社了，这个时候我会要求出版社始终保持着全面一流的状态，保持进取的精神；现在在中国出版集团就更不用说，是一个点多面宽的企业集团，下属出版单位、发行单位参差不齐，有百年老店，也有新办的出版社，有持续发展的发行机构，也有处于转型期艰难跋涉的发行机构。那么，中国出版集团应该给自己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我这个总裁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精神状态?首先，它是出版业的“国家队”，应当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要把体现国家出版水平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同时，改革发展当中它还要有一些独特的贡献，为出版产业整体实力壮大作出贡献。只要保持这样的进取状态，你就会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采取文化管理事实上是务本之道，因为出版业本就是文化 记者：从漓江出版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到现在的中国出版集团，你作为管理者总会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改革的过程中，你的思路一般是什么?你最看重什么? 聂震宁：我特别注意团队的精神状态。我认为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的小说写得比较抒情，但是也比较理性，没有非常放肆的东西。管理企业应该是偏于理性的，但是企业管理仅仅靠理性又不免少了些人文精神，缺少感染力。于是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感性特质就辅助了我的管理，增强了我的影响力。1994年，我在漓江出版社社长任上，提出了一个社训：爱书、爱社、和为贵。那时提出“和为贵”，是不是有些感染力? 记者：后来你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进行的改革是不是也从这些软性的东西开始? 聂震宁：你说的很准确。1999年，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我首先做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总结出版社50年来的优良传统，把已经弱化的传统重新构建出来，使其从思想、精神、文化上发扬光大。当时文学出版业界竞争激烈，风起云涌，群雄逐鹿，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经营状况不太好，使得大家感到很受挤压，而且有些忿忿不平。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想必须用一些口号来振奋大家的精神。“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这是我亲自拟定的。后来有些出版社效仿这个句式拟广告，可见感染力不小。 我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拟了另外一个口号，也是在优良传统基础上构建出的两大精神之一，就是“筑成我们的文学家园”。当时，文学出版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说，我们不仅要在文学出版上获取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要成为一个文学活动机构，成为作者、读者、文学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至今，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用这两个口号。 除此之外，我也进行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刚性管理，把奖励制度建立起来。有了奖励制度，也就有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大家一下子觉得要好好干，不干就不行了。管理方法太软性，一个企业不能很好地维持一种有威力的运作；太刚性，可能会使得整个企业的氛围不够圆润，人际关系紧张，运作不够灵活自如。管理企业应该刚柔相济，这是非常必要的。 在中国出版界，我可能是比较早地提出企业文化管理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都到经济界去学习经管知识，很有必要。但我认为出版企业的管理需要进行文化管理。 文化管理是管理科学中一个重要流派，主张在管理过程中实施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的管理。我们出版业经营的是文化产品，采取文化管理正是务本之道。出版业之“本”就是文化，在实施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同时，加以文化价值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让出版业不要脱离本原。 记者：出版业作为特殊的行业，在推进体制改革中是否遇到一定的阻力? 聂震宁：凡改革总会有阻力，否则那就不是改革。问题是既要改革，也要协调，不可以不改革，也不可以把改革简单化。就拿出版业的文化贡献力这个问题来说。有人以为既然改革了，只要出版单位不违法，就让产业和市场自我发展，文化的贡献力自在其中。其实，文化生产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要体现国家的文化意志，否则，国家的文化建设就可能是一种散漫的、无序的、无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况且市场有时候还会失灵，这是非常危险的。可是，有了国家的主导，就能解决文化安全和快速发展的问题吗?靠国家也就是政府来安排运作，还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实施，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看来，一些不适宜用市场办法解决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发展项目，需要用政府的力量去做，而大多数文化产品则要推向市场，进行产业化运作。不能所有文化任务都交给政府去做，否则这个文化本身将缺少活力。因为很多文化产品是根据大众的需要、受众的需要、读者的需要去做，不能跟读者、受众、观众离得太远。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出版业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而提出来的必然要求。 中国出版集团的出版物要做“官窑” 记者：在世界“文化软实力”竞争中，我国的处境如何? 聂震宁：国家现在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问题，这既符合国际竞争的需要，也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必须要在文化上有大发展，否则就会变成一个畸形社会。 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社会产生着一些有益的影响，但是跟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经济、人口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活动和国际社会交流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化元素走出去并且受到欢迎，数量还是少之又少。别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来看看寺庙、宫殿、风景，固然很好，但毕竟只是一种猎奇。而我们当代创造的东西，特别是文化产品，别人并不急着要看、要消费。我们的文化传播力、创造力不够，因而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不够。 今年在北大和台湾南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一个论坛上，我提出一个概念：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硬实力。文化硬实力是什么?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实力，是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若我们只讲“文化软实力”，容易使文化建设越来越虚，越来越理念化，必须用“文化硬实力”来支撑“文化软实力”，进而形成国家的软实力，壮大国家综合实力。我国的文化产业并不强，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真正形成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运作机制。 记者：出版业在其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聂震宁：出版物是什么?出版物是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大部分是通过出版物和少数一些器皿、器物和建筑传承下来的。出版物往往是文化产品最初的产品，包括电影、电视剧、戏剧在内，内容的最初形态都是出版物。文化的传播经常是从出版物传播开始的。 出版业应该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大有作为。在这方面，还需要用新的技术支持新的物质形态的出版，比如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应该加大力度运用到出版上来。 记者：我国出版业在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上有哪些具体策略? 聂震宁：出版要“走出去”，既要看我们有什么可以走出去，还要看国际市场有什么要求。现在看来，我们与国际市场的需求距离还比较远。在文化的基本态势方面，西强我弱是一个真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重点战略、重点推进、重点突破。一个出版社一年出版500种书，每种书出来以后市场上哪本反响好就卖哪本，那不行。必须要有重点地推进，重点去运作。比如《中国读本》、《狼图腾》、《藏獒》、《于丹< 论语>心得》等，这些都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比较突出的业绩，这就是实施重点战略的成果。 记者：中国出版集团作为我国出版业“国家队”，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聂震宁：要求是全方位的。作为国家的出版产业集团，既要文化。又要产业：既要产品，又要市场：既要绩效，又要队伍；既要规模，又要标准。这当中，品质是第一位的。一切工作都得讲品质。那么，中国出版集团的品质要求是什么?那就是要成为国家出版业的“官窑”。我多次对中国出版集团所属的出版社说，中国出版集团的出版业务要有“官窑”意识。中国古代瓷器有官窑、民窑之分。官窑体现着当时的国家文化意志，传承着当时的主流文化品味，荟萃了当时的艺术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古代官窑的生产制作管理非常严格，由朝廷直接管理，严重违规那是要杀头的，那才叫全面的流程管理、严格的质量监控。官窑的次品要统统被毁掉。我们今天看到的官瓷和民瓷就很不一样，官瓷就是精品，民瓷就很少是精品。不服气不行。中国出版集团也应该树立国家出版业的“官窑”意识，不要把自己的责任、使命、地位放弃了。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采写/孟庆伟 穆莉 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