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人文情怀 记 者：你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读的本科和硕士，但毕业后没有去当工程师，而是读北大文科博士。这个跨度很大，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决心？ 刘亚东：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满意的答案。每个人都可以规划前途，设计未来，但人生的方向盘不完全是由自己把握的。从我的成长来说，小学、初中到高中，文理两方面发展比较均衡。尤其是我很会写作文，记得我五年级时做的作文，老师让他们高中的同学传阅。我是1979年考上清华大学的。那时的社会风气是重理轻文，而且理科的尖子生要上清华。我理科成绩好，曾获全国数学竞赛优胜奖，当然就报了清华。但我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人文情怀，可能这是我后来再考北大的原动力。 另外，可能与我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我非常好奇，往好了说是求知欲比较强。在清华无线电电子学系读了8年，硕士毕业的时候，觉得对这个领域略知一二了，很想到一个新的领域去看看。从清华毕业以后，1987年到1989年，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了两年。当时一面给中央写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报告，一面温习功课，准备报考北大的博士研究生。1989年，我如愿以偿，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我还记得考试那天在北大图书馆，黑压压一片考生。后来国政系录取了两个，一个是我，国际关系专业；另一个是孔寒冰,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他和我同屋，现在已是北大教授了。 记 者：清华和北大，这两所中国最具知名度的高等学府你都上过了。相比而言，你对两所大学的校园生活有那些难忘的回忆？ 刘亚东：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确实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由于我本科是在清华读的，人家都说我是清华的人，但我也非常喜欢北大的文化。清华的作风是严谨务实，学校里的规矩特别多，每个班既有班主任，又有政治辅导员，什么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我小时候是个马大哈，经常丢三拉四。清华园的八年生活彻底改掉了我这个坏毛病。 到北大以后，我感到北大名不虚传，有一种民主、自由的环境，思想非常活跃。这既指学生思想，也指教师思想。比如在博士公共课上，老师敢于探讨富有争议的问题。同学之间，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学校也不怎么干涉学生的生活。所以说，这两个学校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清华、北大都是我的母校，清华教我踏实苦干、逻辑思维，而北大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是探索未知的勇气。 记 者：北大哪些老师给你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刘亚东：除了我的导师就是王缉思老师了，他现在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王缉思跟我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师兄弟关系，我们是同一个导师门下的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辑思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探索激情、治学态度、刻苦作风和诚恳的为人。应该说王缉思身上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北大的品格，浓缩了这所百年老校世传的精神。记得我从他那里借来一些书看，发现有些书都翻烂了，可见他读书多么用功。书都读烂了，你说吃透没吃透。 记 者：你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什么没涉足国际政治，而最终选择去做新闻工作？ 刘亚东：我在北大读博期间，没想到会跟新闻结缘，更没有想过自己今后会当记者。所以说，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必然性的一面，但也的确有一些偶然因素在起作用。 毕业时，面临着选择工作。有导师介绍的，有单位主动找上来的，也有系里提供的机会，各种各样的都可以选择。我开始选择工作的时候，《科技日报》国际部的工作吸引了我。根据我的情况，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知识背景，做科技新闻可能更好一些，更能发挥作用。于是，我就进入到新闻界。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科技日报》工作了16年，我从没有打算离开新闻这个行业。 驻外5年，我跑遍美国，成了一个“活地图” 记 者：你原来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没有做过记者。工作的时候是如何适应新环境的? 刘亚东：我适应新的环境还是比较快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在语言和文字方面的神经比较敏感，可能跟从小喜欢读书有关。刚到科技日报国际部上班，一个老同志好心对我说，你刚来，就从简讯写起吧，简讯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嘴上应承心里却在想，开什么玩笑，我又不是刚毕业的本科生。第二天，我就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的题目叫做《政治家科技化——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新动向》，那时正好是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这篇评论一炮打响，评上了报社好新闻。第一个月我的发稿量就是全报社第一名，第二个月就打破了报社发稿量的最高纪录。 1993年9月，我到摩纳哥蒙特卡洛，报道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活动。在蒙特卡洛短短9天里，我总共发稿并见报27篇，平均每天5000字，并且多篇获奖。那时可没有笔记本电脑，都是手写。报社特别给予我通报表扬，将我的工作表现誉为“特别能战斗精神”。不久，我被破格评为主任记者。 记 者：你工作2年后，就被派往美国了。在美国的工作经历对你的新闻事业有什么助益？ 刘亚东：那是1994年，我去美国担任《科技日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5年里，我几乎跑遍了美国，除了蒙大拿那种罕见人烟的地方，其他的州我几乎全都去过。而且不是停留一下就走，每次都是认认真真地去工作，也抓到不少选题。不谦虚地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美国活地图。 在美国5年的新闻职业生涯，最大的收获是我开始真正理解了新闻，同时开扩了视野，使自己对新闻的认识有了全球化的高度和厚度。我们国家的新闻传播，应该走全球化的方向。不能老是局限于对内传播，还必须针对外面的世界。搞好对外传播，必须跟西方的主流媒体有所互动。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西方的观点，但是必须有互动，这毕竟是一个潮流。 记 者：国际科技报道与国内科技报道有哪些不同特点？你在国际、国内科技报道方面有什么心得？ 刘亚东：我的体会是，搞国际科技报道，要“胸怀祖国”；搞国内科技报道，要“放眼世界”。 一方面，我们搞国际科技报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国内科技发展水平和需求，对浩繁的国际科技新闻线索和素材进行取舍，这样，你至少能够在新闻选题上赢得读者。在美国工作期间，我每做一则新闻报道时，通常首先想到的是，国内有哪些、有多少读者会关注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事实证明，我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得越多，判断得越准确，新闻报道的效果就会越好。 另一方面，我们搞国内科技报道不能固步自封。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学会以国际的视野和视角来捕捉、报道国内科技新闻，从而使我们的国内科技新闻报道无悖于时代的潮流和发展的脉动。 记 者：你在美国和媒体打交道很多，如何理解西方媒体和我国媒体之间的差异？ 刘亚东：我觉得中国媒体应该借鉴和学习西方新闻传播方面的一些优点。比如，中央号召新闻要“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西方媒体对新闻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贴近”，因为要不“贴近”，就没人看他的电视，买他的报纸。再如，美国的很多大城市都有外国记者俱乐部，专门给驻美各国记者提供服务。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你会结识很多记者，你会感觉到：第一，他们大都非常敬业、非常刻苦，这确实是国内不少同行比不了的；第二，人家的采访非常深入、细致，这种职业精神确实值得学习。 另外，西方媒体也不是都好，有好的，有差的，而且媒体之间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举两个电视台为例，BBC和CNN。 BBC比较沉闷，可能受英国文化影响，主持人端着架子，表情比较严肃。从新闻角度来看，我更喜欢CNN，感觉CNN充满了朝气。它的专题报道，喜欢讲故事，经常是从一个普通人或一件小事情说起，是一种富于激情的、充满人性温暖的报道风格。 科技记者要在某一个领域成为专家 记 者：你认为我国科技传媒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刘亚东：一是权威性不够。我这里指的不是科技学术刊物，而是大众科技传媒。《纽约时报》有个科学版，它不是一个学术刊物，但很多专家、学者都会看这个版面，从中了解各自学科的发展动态。这说明它确实是权威性的。我想，我们的大众科技传媒没有一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权威性不够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科技新闻采编队伍。懂科技的不懂新闻，懂新闻的不懂科技，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二是我们不少大众科技传媒对外部世界关注不够。“以我为主”是对的，但绝不能搞成“自恋”。我在很多场合都发表过这个观点：作为中国的一家大众科技传媒，如果在头版，甚至在头版头条，见不到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科技报道，你的权威性从何谈起？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二是通俗性不够。我们的很多科技报道貌似高深，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是什么东西，可专家看了又觉得太浅。专家看不惯，百姓看不明白，两头不落好。时下好的科普和科幻作品少之又少，我们现在缺少高士其那样的大家，更没有自己的阿西莫夫。我觉得，科技报道最好能兼顾权威性和通俗性，要是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占一头。最要不得的是“上不去，下不来”，我们很多大众科技传媒目前就是这样一个四不像的状态。 记 者：怎样才能解决科技报道中的通俗化问题？ 刘亚东：翻开很多科技类报纸，有不少读起来像“天书”一样的报道。当一则科技报道里大量地充斥着艰涩的术语时，那通常不是由于我们的记者或编辑想炫耀自己的学问，而是由于他们在这些术语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只好采取偷懒的办法，把这些术语简单地堆砌上去。结果是讨好了少数专家（很可能专家也不领情），得罪了广大读者，使这些报道看上去像是一盘让人咽不下去的猪头肉。 当然，科技新闻报道不可能完全回避术语。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离不开两条，一是解释，二是翻译。解释，是指把一个专业术语，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详析、类比、背景介绍、相关连接等各种手段阐述清楚，让人明了；翻译，是指把一种学术语言，用自己的话，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能懂的话表达出来，解人疑惑。解释和翻译，这是科技新闻写作的基本功。一则好的科技报道，不管谁做，怎么做，最后总是离不开这两件法宝。把术语还给专家，把知识传给读者，这应该成为科技新闻写作的一个座右铭。 记 者：你觉得一个好记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刘亚东：我想有几条可能是必须要强调的： 第一是认真刻苦，勇于求索的精神。其实，做任何一项工作都是需要这种精神的。没有这个精神，我不相信你能把工作做得出色。记者的工作可能更特殊一些，比如采访过程中要有百折不挠的劲头，新闻的时效性往往还要求记者有惊人的爆发力，在极短时间里拿出你的“干货”来，等等。吃这碗饭不容易，怕吃苦，做事马马虎虎，你趁早甭来凑热闹。 第二，作为记者，还要有很强的与人交往的能力，这也是记者职业的一项特殊要求。一个好的记者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优秀、出色的记者，他的社会关系肯定特别多，朋友特别多。这就要求当记者的人性格不能太内向。在采访过程中，善于和人打交道的记者才更容易和被采访者沟通和交流。通常，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有一条鸿沟，或者说一堵墙，记者就是要想办法迅速把这条沟填平，把这堵墙推倒。 第三，要有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兴趣。俗话说，艺多不压人。我有这种体会，在采访和写作中，以前不经意学到的一点儿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竟然派上了用场。比如，我喜欢合唱。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从星期一就开始盼星期六，因为星期六可以去文艺社团唱合唱。后来到美国，我每周跟教会的人一起唱歌。不是信仰他们的宗教，而是希望通过合唱多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一首合唱歌曲中声部的搭配，与一篇文章的结构安排就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在这方面受益匪浅。一个没什么业余爱好，甚至从来不会开玩笑的人，我想像不出他能当一名好记者。 记 者：科技记者跟普通记者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刘亚东：最独特的地方是，除了一般新闻知识外，对科技记者还有专业的要求。我非常赞同一个说法，就是要做专家型记者。科技记者尤其如此。因为你采访的是科技问题，如果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与采访对象就无法平等对话。假如要去采访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起码你得做两个月的准备，不然你去问什么，采访什么？当然也不可能要求对所有专业都精通，但至少能够对几个领域比较熟悉，最好在其中一个领域你成为专家。这就要求科技记者平时不断学习，充实自己。记者出身的托夫勒就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写出了《第三次浪潮》，成为一个未来学专家。我想这也应该是每个科技记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新闻与生活之间存在着血肉的联系 记 者：现在有些新闻单位宁愿用其他专业的学生，而不喜欢新闻专业学生。你原来学的就不是新闻专业，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看法吗？ 刘亚东：你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方面我非常遗憾，过去没有像你们这样去科班系统地学习新闻理论。我一直盼望以后有时间的话，能够系统地进行学习，因为新闻理论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我又感觉新闻确实有它的自身特点，更多的是偏重实践。就像学英语一样，理论上句法、语法都搞清楚了，重要吗？很重要。但是你不实践，张不开口说不出话，你说你的理论有用吗？没用，或者没大用。在我看来，新闻专业更多应偏重于实践，而且实践中要有悟性。 我特别喜欢讲悟性这个词。有的人对新闻有很高的悟性，他知道这个报道该怎么写才好看。我认识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新闻报道往往选题好，切入角度又巧。你说这个东西是谁教的？课本上能学到吗？学不到，这真的就是一种悟性，搞新闻需要这样的悟性。 记 者：你觉得搞新闻难吗？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新闻作品？ 刘亚东：我对新闻的理解很肤浅，也很简单，就是讲故事。记者不过是一个通风报信儿的人，千万别把自个儿看高了，否则你肯定干不好这活儿。陈述事实，这是记者的本份，也是做新闻的妙诀。一则好的新闻，其实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人人都会讲故事，但并不是所有记者都能写出好新闻。日常工作中，我遇到不少这样的事例，某记者闭聊时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述一件趣事，但他自已没有意识到其新闻价值，反倒让旁听的其他记者写成新闻，还获了大奖。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科技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斑斓绚丽。但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在一些记者的笔下却变得千篇一律，面目可憎，缺乏生气。原因就在于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新闻与生活之间的血肉联系，对新闻的模式化、概念化理解窒息了他们的创新天赋。从本质上看，新闻是事实，而不是概念。虽然新闻作品中不可能没有概念和判断，但也必须以事实为基础。我在新闻写作中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多摆事实，少讲道理，更不要代替读者下结论。当我做到这些时，作品便亲切自然；而当我做不到时，作品便味如嚼蜡。多摆事实，还应注意从那些读者所熟悉的事实入手，这样会使作品对读者更具贴近性。总之，你写的东西一定要想法儿让人看得下去。做新闻报道，写每一个字都要想着看这篇文章的人。用行话说，就是心里装着读者。

采写/史彦 李芸 宋卫平 赵琬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