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我的梦想，上中国最好的大学 记者：你在北大中文系读了4年博士。很想了解一下北大对你的影响？为什么在北大毕业以后，你选择了电视行业？ 王利芬：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而且不可逆。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值得自已足够地去尊敬。对我的人生轨迹来说，在北大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年考进来很不容易，因为考博士的年龄放宽到45岁，而我才20多岁，考的又是谢冕老师的博士生，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很多，因此，考上了非常高兴。 记得还在16、17岁的时候，我就曾经问过，北京大学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回答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当时我就说，我一定要读北大，一定要读到博士。这是我一个志向，一个理想。我硕士毕业以后，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当老师，教的是硕士班，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还要考北大？我说，我一定要上北大，实现我自己原来的一个梦想，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另外那时候心高气傲，就觉得我不上北大谁上啊？ 很多博士毕业以后到社科院做研究，或者是留在北大做教授。我觉得那种生活我已经历过，不大适合我的性格。太平静，基本上是教书、写书，影响的人有限，顶多一百来个人，讲大课也就一百来个人；而写书，最多也就几万册。我要找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工作，正赶上《东方时空》创办，就这样进了中央电视台。 我觉得北大这一站是挺好的，尤其女孩子读博士很有好处。因为女孩子比较感性，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如男孩子天生的逻辑性比较强，她们更爱从经验出发、情感出发、感觉出发，所以她不是智慧型的，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你读完博士，你就会在大量纷繁复杂的事情中理出一条线索来，这实际上是博士论文要求你具备的分析能力。我觉得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在北大期间对你有特别影响的老师是哪位？北大的学习对你做电视有什么帮助吗？ 王利芬：那就是我的导师谢冕先生。他是一个特别阳光的人，是一个心理健康、积极向上的人，富有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理念，和人格魅力。这都是在我作的所有电视节目中提倡的。 我做过的电视节目，无论《新闻调查》、《对话》，还是现在的《我们》，都要与大量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如果你受过了博士教育的训练，懂得一些学术术语，在一些领域里面有发言权，就能够找到跟他们对接的方式。很快的，我和老师们打电话，请某个教授学者，就容易了，因为我跟他们的话语系统是很相似的，我也很熟悉那种生活，这点很重要。我在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年，有实践经验，又能够和外面的精英打交道，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变成电视语言进行表达，这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原来的专业是文学评论，看过很多长篇小说。文学作品也是在刻画人物，表现人生。在电视节目中我接触这么多优秀的人，我也是在观察他们的人生，他们怎样判断事物，怎样渡过自己的难关；观察他们怎样判断他人，怎样做出决策。应该说原来文学专业所学的都是非常有利于我的。你跟什么人同行，你就大概能够从什么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电视的职业理想中，我找到了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 记 者：你说过，在《新闻调查》找到了自己职业的起点。 王利芬：《新闻调查》是我树立职业理想的地方。我所说的职业理想，就是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因为我觉得自已身上的气质与记者非常接近。再加上在这个栏目内似乎弥漫着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这些都与我这个文科大学生的精神特质十分接近。我觉得在这里找到了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或者说我实现人生意义的一个支点。 在《新闻调查》的三年多的时间，我真可谓“埋头拉车不问路”，在我眼里，只有事，没有人，学生气十足，只懂得做事，不懂得做人，只懂得向前冲，不懂得两点之前的距离有时并不是直线最短。只懂自已的能力就是一切，就象一个考高分的高中生，不懂得即使有能力，让别人的感受不好也是一种没有能力的体现。 我是一个喜怒皆形于色，从面部表情可以长驱直入看到我心灵深处的人，不知暗暗发过多少誓要改掉这种一眼见底的现状，变得有成府变得深沉，但总不奏效，已过而立之年恐怕早已定型，再说许多看似有成府的人想什么我似乎也知道，所以也就变本加厉，索性直来直去，也许这可能是许多人愿意与我谈话的原因吧。 记 者：你做过《对话》栏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为什么在这个节目最走红的时候，你去了美国，而且走了一年？ 王利芬：我想弄清楚美国电视的运作和理念。两个国家电视行业的差异太大了。中国电视市场没有竞争，而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市场化意味着什么呢？你没有看家本领你就吃不了饭，你就得失业。我记得我在CNN采访的时候，一个编辑后面有800个人侯选，你可以不好好干，没有关系，那我就换一个人，后面有800个人等着。市场化就像一个大池子，给电视行业里的任何一个工种都积累了大批的人才，你随时可以调用，这是人家干电视最好的一个环境。而我们的电视还没有推向市场，基本上是国家控制的，也算是大锅饭。有没有优胜劣汰的机制，所有在岗人员的职业心态是不一样的，对自己的职业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人一竞争，所有的潜力都出来了。如果没有竞争，你觉得你在这个位置上一生可以做下去，就没什么动力了；如果马上有一批人等着你这个位置，你的干劲、创新的激情和动力都是不一样的。 记 者：在美国你是否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有了新的认识与规划？ 王利芬：我采访了CBS的《60分钟》栏目主持人华莱士两个小时，心情之复杂，关于职业感受之微妙真是一言难尽。我觉得做他这样一个记者是有意义的，值得一辈子全部的投入。而我，作了五年的调查记者，也无比热爱提问，还用心地研究过许多优秀记者的提问。我也本可以用提问来度过一生，来实现自我，但在中国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个人的力量在一个既定的而且需要无数年才能改变的环境和观念中显得真是无比的弱小。后来我想，不能一辈子做这个，因为你做到最后顶多是一个资深记者而已。在电视台，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做记者，好的记者都被提拔了。我所面临的环境是，让人进步的手段只有一种，就是被提拔，不管你是否适合做管理工作，不管你的才能是否在此。如果你不需要提拔，那好，太多的人需要这样了，你正好空出一个位置。 我现在显然已不是一个记者。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是与环境妥协出来的；你做的永远不是你最想做的，而是你不得不做的。个人的选择和内心的愿望永远会在周围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点点变形，一点点地妥协，每一次变形和妥协都并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找到了所谓的种种选择的理由。 《赢在中国》是一个电视节目，更是一次创业者的集体跋涉 记 者：回国以后，你所作的《赢在中国》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有人说，它很像是美国真人秀《学徒》的翻版。你认为海外节目本土化是中国电视发展的趋势吗？ 王利芬：所谓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要了解你借鉴来的那个产品的所在国度，更要对你要推荐到的这个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受众心理分析有特别深人的了解和认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上的东改改、西改改，如果你抓不住社会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其他的东西都是细微末节的调整，没有用的。 对《赢在中国》这个节目，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把握到了两个主题词，励志、创业。前者是中国人奋斗精神的承传，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后者是我们正在提倡的和谐社会的保障，也是今天中国正在向商业社会推进过程中个人实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有了这样上上下下的打量，我想将励志、创业作为我们主题的价值驱动，根据这个再来研发合适的电视表达方式。你看《赢在中国》，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看完之后有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对自己生命有一种重新的审视和要求。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在起作用，我们从正面来励志、来激励你的人生，靠你的能力来实现你的梦想，完全把价值观念置换了，而《学徒》是金钱指挥一切。 记 者：《赢在中国》也有风险投资参与，可能跟你以前做节目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个栏目引入一些商业模式，对你个人从事电视职业有没有一些深入的影响？ 王利芬：《赢在中国》是一个电视节目，更是一次创业者的集体跋涉。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大的锻炼，跟过去不一样，它是个项目，过去我都是在做栏目，哪怕管四个栏目也是栏目，是栏目的累加。这样一个大的项目和社会及市场对接的力度是空前的，过去没有过这样的对接，只是我们电视人对你们的报道和对你们的采访。现在不一样，在我的团队里就会有风险投资，就会有企业家；它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是空前的，包括网络资源、企业家资源、风投资源、选手资源、国外的一些资源，我们很多选手从国外报名参赛，我在国外也是花了大量的力气去做很多推广和宣传，北美著名高校我们全部都去过。这个过程中，还特别需要一个协调能力，协调主赞助商、选手、风投、评委、场地，在3000个人面试的时候，全国铺开，100多个面试点，浩浩荡荡，北京市的摄像机、小DV都被我们借光了，很费事，很费脑力。 记 者：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对经营企业有一些兴趣？ 王利芬：在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过程中，你会调动你所有的智慧，有许多时候你还会嫁接智慧，这个过程是你深入了解社会、深悟人性，释放潜能的过程，不和人共事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人，不做成一件事永远也不知道做事的艰辛。做事才是一个真正让人一点点变得优秀的过程。而这一点，在我制作《赢在中国》的过程中，在那些做成一些事情的人身上透彻地感觉到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对企业懂得更多了，了解得更透彻了，因为都是直接接触中国微观经济主体。但我觉得我还是做精神产品会比较好，这可能是我的长项。 我们节目的灵魂，就是关注精神家园，关注社会与人都协调全面的发展 记 者：你正在做《我们》，这个栏目的节目理念和创新点在什么地方？ 王利芬：我们国家正处于创富阶段，在大家都已经很自觉地有创富精神的情况下，社会文明水准亟待提高。同时中国又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每一个人所需要承受的心理成本是很大的。所以，要高度关注个体的精神家园和自我发展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栏目所关注的。个体和国家的关系，是这个栏目非常重要的一点；尤其是中国形象，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系列《我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每一期的表达形式都不一样，我就是要创办一个和以前所有的栏目都不太一样的东西，我的表达方式不限，选题不限，我什么都可以做。“形散而神聚”，这个“聚”是关于个体的发展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就在这两个地方是聚的；“散”是表达形式适合任何一个节目内容和嘉宾的，都可以用。我们已经探索了无数种形式来做。你看有一期节目，已经完全打破了演播室和非演播室的区别，我随时穿越这个厚墙，所以任何表现形式已经不在话下了，所有的形式都要服务于栏目的宗旨。如何作用到目前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些转型期的人、观众，思考他们最需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 者：你从最初的《新闻调查》新闻专题节目，到做《对话》经济类访谈节目，后来做财经资讯、《赢在中国》真人秀，现在又做《我们》人物访谈节目，这是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你对电视表达方式的不同理解，还是你在专注于财经类节目多年后，又回归到了关注社会话题的节目？ 王利芬：我觉得也不是回归，最重要的是我所做的事情永远是紧跟这个时代的需求。如果今天再做《对话》的话，我相信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对话》最开始讲的是管理、理念，基本上在企业这个圈子里面打转，还不能说是大经济。现在企业也好，《赢在中国》的创业热情也好，都已经不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需求了，最主要的需求是我们一个富起来的国家怎么样全方位的发展。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怎样能够对接自己古老的文明，能够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有教养、有内涵的民族形象；最需要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创富，牺牲掉很多东西再去换回来的不是那么平衡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节目最深的一个灵魂，就是希望一个社会与个人，都协调全面的发展。

采写/吴胜 费里芳 郑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