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最重要的收获是我真正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做电视、当记者。 记 者：为什么会选择上北大？ 张泉灵：考进北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想法，我原来想做一个国际经济法的律师，估计是受美国法庭片的影响，从中学开始我就擅长各种辩论。我是1991年考大学的，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际贸易、国际经济这类专业特别热门。我的第一志愿是华东政法学院国际经济系，但我们那年有一个提前招生栏，北大和复旦都属于提前招生的学校，需要军训一年。上海还有一个规定，必须填一个外地志愿。因此我就填了北大在上海只招一个人的专业，就是德语专业，结果莫名其妙被北大招到德语系。 我的同学大多数在中学时就学过德语，或是父母任驻德外交官。军训第一天，一个同班同学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我跟他说，对不起，我不是你们那儿人，听不懂你们家乡话。那个人狐疑地看着我半天说，我在用德语跟你打招呼。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专业，毕业后的前途一目了然，终身做一个翻译或是出国留学。因此在北大，德语课我一直不太用功，包括其他的大课，能逃的都逃了。 记 者：那在北大有什么收获？ 张泉灵：收获还是很多的。一是北大诸多良好的选修课课程安排，二是北大丰富的业余生活，包括各种社团活动及各种内容丰富的讲座。选修课学分我在第一学年就全修完了，之后上课完全不是为了学分，而是觉得有意思，终于有一天能摆脱中学时被动的学习模式，可以自己选课，简直幸福无比。我选课就像看书一样，特别杂，我学过法医学、旅游山水、地理、动物心理学等，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在北大最重要的收获是我真正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做电视、当记者。我发现只有从事这个行业才可以每天去研究不同的事物，每天面对新的地方，新的人，和有趣的事情。大三时，北大和中央电视台合作一个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选择由北大的教授和北大学生来做嘉宾主持，有机会可以免费到祖国大好河山旅游。这对穷学生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而且还是由当时中国最好的教授、研究这方面的专家给你做导游。其中有一集是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录节目，在演播台上一坐，整个全部灯光打开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你浑身血液被点燃的感觉，如果要事后去描绘的话，那就是我的生命被点亮了。 记 者：校园里还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张泉灵：我在大四时，拍了一个电视剧《阳光路》，参加全国大学生电视剧展播，故事情节现在想起来很简单，里头的男主角就是撒贝宁，他演一位山鹰社成员，交了一个女朋友，就是我，我想让他毕业后出国，他却想去西藏工作，就是这么一个脉络。这是在大学期间非常愉快的一次经历，可以合法地不上课，又可以和一群有趣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戏剧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业余爱好，我从小学时就是上海少年宫戏剧队的成员，演戏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如果不是妈妈坚决反对，也许我会去报考上戏、中戏或者北京电影学院。 记 者：那你怎么理解“北大”这两个字？ 张泉灵：我觉得北大精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我前不久去看望季羡林先生，他的秘书跟我说，去年他们送季老回学校，推着他走在未名湖畔，那天正好是学生们毕业穿礼服照相的日子，大家突然看见季老非常惊喜，季老在北大就像一座丰碑。学生们纷纷跟在后面，骑自行车的学生看见季老立马翻身下车，向季老鞠躬。这一幕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觉得这是北大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对季老的尊重不仅仅是对这个人，而是对知识的一种尊重。 北大其实有很多有些矛盾的性格，我认为北大是非常包容的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学科，不同思想的碰撞，各色人等，你会发现北大学生个性差别很大。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上了清华，我们之间经常讨论北大和清华的区别，我说在北大人看来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未名湖畔看到满头银发的一对老教授，手握着手迎着夕阳走来。他说清华的同学们通常在早上戴着一个耳机，围绕操场跑三千米，喊着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 白岩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一直想告诉你，直播其实就是一层纸，我觉得你已经捅开了 记 者：讲一下你离开北大的工作经历吧，是怎么走上记者、主持人这一行的？ 张泉灵：我1997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当时在四套《中国报道》栏目，我的主持人生涯就是从那儿开始的。那三年给了我丰富的知识积累和人脉的积累，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刻苦、最用功学习的三年,我学了好多基础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2001年底，我进入《东方时空》“时空连线”，采访中我真正地接触到了中国社会基层，如阜阳奶粉事件，多次矿难，嘉禾拆迁事件等等。这打开了我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视野，让我看到了新闻本身的魅力。 2006年，我开始主持《人物新周刊》栏目。这段经历给了我很好的演播室锻炼的机会。做直播主播，你要有演播室掌控能力，而不仅仅是坐着说。演播室掌控需要有很多设计的环节，你本身就要是一个节目策划人，才能够清楚地去掌握这一切，而不仅仅是流利表达。我从一个流利的表达者变成一个真正去掌控演播室流程的人。虽然这个栏目取消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技巧和方式可以被广泛运用。 记 者：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有哪几次采访对你触动最大？ 张泉灵：记者这个职业使得你永远可以去一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经历一些别人经历不了的事情，你的一辈子就像别人几辈子一样。 第一次是2002年，我去阿富汗喀布尔采访。战争原来只是文学作品上描写的，但当它真实出现在面前的时候，颠覆了我很多的想象。我一直在想，那些人是怎么生活下去的？23年的战争，把他们的家园全部摧毁，那种摧毁看上去会让你觉得心颤。喀布尔往北70公里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园之一，现在全被炸平了，留下了很多弹坑。我们的向导不到30岁，在塔利班统治之前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塔利班统治之后就失业了，给外国记者当导游。在路边看到一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设的露天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桌椅板凳，只有一块黑板。当你看到这个场景时，你会对自己的人生有重新的看法。 那年夏天，我从阿富汗回来之后去了罗布泊。到了罗布泊，生存条件如此艰苦，使你发现，人生的快乐有时很简单。原来想要的很多东西，你都会觉得不重要，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活在当下”，要善于体会正在你身边的那种幸福。这是使我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的两次采访。 记 者：谈谈你在非典时的主持经历吧，当时你一个人在主持岗位坚守了很多天。 张泉灵：2003年非典，从5月1日开始，新闻频道开始直播。当时领导说，如果二楼有任何一个人得了非典，这层楼就要被封掉。我们的播出系统正在二楼，这就是说如果谁在里面干活，就要一直坚持待在里面。当时我每天都要做两到三个小时的直播，真发生这样的事，我就出不来了。你说恐惧吗？恐惧是有点，但我更多觉得的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之前做记者很多时候是因为兴趣，但那次，我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一种职业责任感。 那次经历对我的职业能力也有很大提高。我之前有一个障碍，就是对着镜头没有稿子说话，会本能地紧张，远不如对人说话那么流利。但通过那些天连续直播，把我这个恐惧打掉了，这在我职业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以前的直播，大都有流程单，每一秒、每一分钟你都知道要发生什么，最多有一些技术上的障碍，但那次直播要面新各种各样的不可预见的情况。比如直播马上要开始了，但是导播告诉你，嘉宾临时来不了，你需要一个人说。直播5分钟之后，你又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播着播着就会加一小时，原定三天的直播，后来播了十几天，只有我一个人在主播台上。要相信你的团队，要相信你自己，一定能够扛过去。那是我职业上一次飞跃。 记得播到5月4日那一天，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妈妈，是一个护士，在北京西边一家医院，她的儿子每天都会问爸爸，说妈妈为什么还回不来，爸爸每天就带他去爬西山，在西山上可以看到那个医院，然后告诉他妈妈说，每天两点我们要到那儿去看，那个妈妈每天也会在两点的时候在医院走廊里朝着西山的方向摆手，虽然他们彼此看不见。我在讲述过程中一直强忍着，但在结尾时还是掉下了眼泪。那天播完后，白岩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一直想告诉你，直播其实就是一层纸，那层纸没有人可以帮你捅开，你得自己捅开，他说，我觉得你捅开了。 记 者：你觉得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是什么？你的出镜报道风格是什么？ 张泉灵：好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记者起码得有90分以上的体力，90分以上的情商，这个情商包括你自己的心理状态、跟别人打交道的能力，还得有80分以上的智商，三者缺一不可。 谈到出镜报道风格，我觉得这和我平时判断事情的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关。我到一个新鲜的地方，永远在找最重要的事情。我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会本能地找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和环境中最有意思的细节。 2008年，对于一个新闻人的成长，也许是空前绝后的 记 者：2008年你马不停蹄地出现在几次大型采访当中，几乎没有间歇。听说去汶川采访，你是主动请战的？ 张泉灵：珠峰火炬报道刚结束，汶川地震就开始了。对于大事的判断你要有一个基本知识的积累，当年唐山大地震影响到了14个省，当我在网上看到汶川地震波及到更多的省区时，我就感到这是一个超大的事情。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所在的栏目《东方时空》有没有派人去？所以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他告诉我已经有两拔人去机场了，我说我这边离那儿近，能不能去？之后给成都机场打电话，发现机场已经关闭了。我想我们有人去了，这件事情我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但晚上看电视，越看越不对。给老公打电话，他说一个记者不去现场太可惜了，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也许就碰到这一次。所以我就给新闻中心的庄主任打电话，我说你要后方缺人我就回来，你要前方缺人我就想办法去前方。他说你要是身体没有问题，当然希望你去前方。 记 者：在地震灾区，有哪些事最打动你？ 张泉灵：在灾区感人的故事每天都会碰到。耿达乡当时是一个几千人被围困的孤岛，采访时我问村民：你们最需要什么？最缺什么？他们说缺吃的、缺穿的、缺住的、缺水、什么都缺，但有人特地拉住我说，下回你们再来要给我们送点玉米种子，因为现在不种的话，秋天就没有的吃了。在那种环境下，他们还想着生产自救的事。大家都给我们手里塞带给外面亲人的纸条，纸条上都说我很好，我很平安。在那种环境下，他们能活的好吗？但他们都说自己很好，让我触动很大。 记 者：听说你在汶川采访时,老公找不着你，都急坏了。 张泉灵：5月15日我们开始往漩口镇走，走到一个滚石区，需要打散队伍，迅速通过。当时我们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有特警、公安边防、医疗队，得打散通过再集合。进漩口时，谁都不知道走进去要多长时间，原来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谁知道那个山路特别难走，很多路断了还要绕，一走就走了九个小时。老公往我们办公室打电话，一直没有音讯，后来他在电视里看到我，又找到武警的哥们，武警都有卫星电话，告诉他说没关系，你老婆正在我这里。 记 者：你关于汶川道路不通的报道广获好评，怎么想到做这一条报道？ 张泉灵：回到宾馆之后，可能是夜里2点多了，本能地开电视，发现我跟整个信息系统是割裂的，特别郁闷，甚至感到崩溃，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成为一个大问题。我想，谁在不间断地看电视呢？那个人就是我老公。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看了一天电视，有什么没有看明白的地方？我老公说，总理都拍桌子了，说要12点以前把路修通，为什么修不通？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们就直接去断路的现场。我觉得这是新闻的关键点，通过报道，解释了为什么路一直修不通。 记 者：作为女记者，在前线方便吗？ 张泉灵：我觉得野外生存虽然有男女之分，但是有技巧，当你了解这些技巧，你就不会成为大家的拖累，只要你不成为大家拖累，你就不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而且女同志还会成为整个团队的力量源泉。领导教育小战士说，人家中央电视台女孩子，比你们大十多岁，还在那儿走呢，你有什么不能走的？ 记者：女人对美都比较在乎，比如在摄像机里面如何好看，你有没有在你出镜的时候，跟摄像进行这方面的沟通？ 张泉灵：其实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必须体现环境，摄像习惯用广角拍，因为用了广角之后环境会纳进去更多，信息量会更大。但是广角拍，出镜记者会不好看。我都不在乎摄像用广角拍，我还在乎啥？ 记 者：汶川这12天采访，除了一连串的荣誉，你觉得还给你带来了什么？ 张泉灵：再次提高了我的单兵作战能力。平时我是主播，直播时有一个团队，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当过单兵记者了，单兵记者需要很多素质，比如说对事情的判断能力、报道点的寻找、公关能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得靠你去调整。在通讯不畅的情况下，你去找选题，采访，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完成，自己做自己的后勤保障和技术支撑，然后把它发出去。汶川采访还让我的人生观上发生很大变化。你会非常珍惜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它唤起你内心的那种爱，那种帮助别人的欲望，有了这种心情，人就会活得很幸福。 记 者：获得英模称号以后，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吗？ 张泉灵：应该是一种对荣誉的惶恐感吧。说句实话，在那儿的人都在付出，你恰巧是作为一个强势媒体的一个早期到达的人而已。如果我不在中央电视台，如果我晚去两天，就算我付出再多，也可能不会得到这个荣誉。另外，我们台的环境不太拿获奖当回事。在我的身边得过最高荣誉的人有的是，全国十佳青年有好几个，全国各种级别的劳模都有，大家不是还得干活吗？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记 者：这次中央电视台的汶川直播受到各方好评，你怎么看这一点？ 张泉灵：跟我们用电视直播记录的方式有关，跟内容更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汶川报道让人觉得好，是因为在地震灾区的人们表现得太好。汶川报道的成功在于放手让中央电视台去做。我更愿意说，给中央台多大的平台，中央台就能释放多大的能量，这是最关键的。再有就是在汶川报道中，有一大批人得到了锻炼，有那么多主播可以做这样大型的直播，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2008年，对于一个新闻人的成长，也许是空前绝后的。

采写/穆莉 孟庆伟

采访手记： 采访张泉灵，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一间大办公室进行的。屋里人很多，电话一个接一个。我们提出是不是换个安静点的屋子，泉灵却爽快地回绝了，因为她想赶紧采访完抽空回家，去看她那位因为打篮球扭伤脚的老公。而随着采访的进行我们也发现，“环境”对她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许因为采访是她的专业，对面的她时不时地反问我们，她的回答就像她的报道，有故事，有细节，活灵活现。 汶川抗震救灾报道为泉灵赢得了一连串的荣誉，但在同事眼里她和平时并无两样。前些日子，部门让她提供以前的获奖证书，结果她早弄丢了。问她平时有没有注意网上关于自己的评论？她笑着反问：“他们说你好和说你坏，影响你吗？” 奥运会期间，她在IBC担任注册记者，得空时帮着其他岗位做了很多不该主持人做但又缺人做的事，如整理播出串联单、查找资料等。她说：当你被派到一台机器上做一个钉子时，永远不要想象你是那个最出彩的部件，你要保证整个机器的运行。 泉灵喜欢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人。她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跟人聊天，也总爱在第一时间把采访收获与办公室的同事分享，所以身边的人都叫她“小灵通”。 除了工作，她喜欢郊游、滑雪和看书，看的书很杂，除了捡老公看剩的，还有寄给她的各种期刊杂志。她说自己很懒，不是必须做的事情不会去做，所以不愿写博客，也没想过出书，平时除了出长差，只要在北京，就会陪老公和儿子。“否则又要干活，又要看书，哪儿有陪儿子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