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入历史系，但是我不喜欢历史，怎么办？ 记者：你在学校读的是历史，为什么要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董倩：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每问一次都引起我的思考。学历史，当你是十几岁的孩子时，面对历史的感受，和你到了40岁的时候再看历史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学历史是“不得不”，因为我报的是北大英语系，可是英语系对专业分数还是有要求的，我那次考试英语成绩一般，但是我总分够了北大的提档线。我要么去二类学校上英语系，要么就留在北大读一个文史哲。 命运往往受一些莫名其妙因素的影响，我考大学那年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特别风靡，那部小说就是以北大为背景描写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把北大的学习生活和感情生活描写得非常唯美。那个时候我就想，就冲这部小说我也得去念，只要能留在北大就行，最后只有文、史、哲、考古这些专业可以选择。想来想去，历史有故事，还是学历史吧，就这样进了历史系。 但是一到了历史系才知道，历史不是故事，是理论。当时我住的是36号楼，隔壁就是英语系学生，每天跟她们一块出去，我心里就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最心爱的东西，只能每天看着别人去接触你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当时几乎每天都是含着眼泪，这样过了好久好久。第一年我根本没有调整过来，很绝望，沉浸在失落里面出不来，不好好学，也学不进去。所以我就觉得第一年很快就那么过去了。 记者：那之后呢，如何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呢？ 董倩：在北大的时候都不开心，就是因为专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但是北大的图书馆给了我很多，我经常逃课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太可爱了，我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有些书我读不很懂，就复印下来回家自己再认真读。 还有北大的未名湖，现在想想仍然是美的，春夏秋冬每次季节转换的时候，我都去湖边绕一绕。在北大四年没谈男朋友，和我一起去湖边散步的是我下铺的同学。再就是上滑冰课的时候，老师把我们放到未名湖冰上自己滑。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北大的篮球馆，也是在未名湖旁边，我们常常在那儿打篮球。 北大就像母亲一样，她包容一切，你爱这儿也好，不爱这儿也好，我用我的气息来感染你，她就是给我这种感觉。我可以不喜欢历史系，但是我非常喜欢北大，它就是一种氛围，让你感觉到你周围的人每天都是行色匆匆，每天都有一种求知的、向上的朝气。 1990年代初的老师对学生好得一塌糊涂。我们有一个讲明史的老师，名字叫什么我都忘了，姓张，永远穿一身洗得已经发白的蓝中山装，苍白的头发，往讲台上一坐，就讲明史，我对他的印象极深，老先生的风范是无人能比的。英语系的老教授很倜傥，即便年纪大了，身板也永远那么直，穿衣服永远都是那么精神。历史系的老师就相对穿中式的衣服比较多。我总跑到国政系听课，不为别的，就是爱听听。 记者：你觉得北大的经历跟现在的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吗？ 董倩：唯一的好处就是北大是个金字招牌，它会让你很自信，尤其当别人说你是北大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从知识的角度来说，我没有从北大得到什么，但是它就像一枚勋章一样，永远放在你家里，就好像奥林匹克奖牌。但越是这样，你越要非常清醒地知道，名和实之间有时候是不符的，我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北大给了我一个勋章、金牌样的东西，但是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更加知道，一个人什么地方毕业，不意味他有多大本事，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未必就不如名牌大学的学生。 《东方之子》制片人时间说：“给你半年时间，要行你就干下去，不行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记者：我特别羡慕你的经历，北京八中毕业后读北大，然后又在央规的各个著名的栏目做记者和主持人，像《焦点访谈》、《东方之子》、《新闻调查》、《央视论坛》、《新闻1+1》，觉得你一路走得很顺利。 董倩：一点都不顺利，外人看都觉得顺利，其实并不是。我进了电视台，当时根本不懂电视，连什么是编辑机都不知道，我所熟悉的是在自己家里看到的电视节目，而远远不是“电视” 本身。 进去每一个栏目刚做的时候，我都是以一种达不到基础水平的状态进去的，要踮着脚尖才能够摸到基础水平线，甚至这样还摸不到。后来我才知道，在电视台是没有人主动辅导一个新人的，不懂的就要勤着问，陪着笑脸勤着问。北大的四年养出来了清高，还有比别人多上几倍的自尊，甚至是傲慢。当我每天看着办公室里的同事出出进进忙这忙那，自己却像个木头一样傻呆呆坐在分给我的办公桌前不知所措时，一切轰然倒塌，取代它们的是自卑。 记者：听说《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是你的伯乐？ 董倩：我刚进台的时候正是南斯拉夫战争，那些东西我熟悉，于是就负责收集资料给我们的编辑。真正面对面进行采访是在《东方之子》，我记得当时制片人时间跟《东方之子》的人说，“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采访者，她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采访者，我把话撂这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这跟痴人说梦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当时我不会采访，没有采访经验，而且基本上采访的效果都一团糟。你想我那时候24岁，刚毕业一年，可能会做吗？根本不可能，一切都是靠一种本能，先靠本能问，然后在问的过程中琢磨怎么改进。所以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时间跟我说：“我告诉你啊，我的上级、我的同级、我的下级都在怀疑我的眼光，我给你半年时间，看我是不是错了，我从来没错过，但是在你身上我也许会错，给你半年时间，要行你就干下去，不行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这话给我的刺激特别大，我本来不想去《东方之子》，按照我的规划我想出国念书，我还惦记着我的英文呢，但我是个内心特别要强的人，一听这话撂出来了，我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干多好。我妈从来不说我不行，但我妈经常用说我不行的方式鼓励我，但这次别人不是为了鼓励我而说我不行，这个痛苦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来。没有人能帮我，因为采访是一个只有自己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电视采访，当摄像机和无数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你能靠得上谁啊？你说不出来一句整话，你说不出来一个观点，你不能理解对方说出来的意思，那时候无论亲爹亲妈，还是对你多好的人都帮不上你，只有靠你自己。摄像机面前，你不可能向任何人求助。 记者：从一开始缺乏经验，一直到现在成为这么有经验的记者，你觉得这是怎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董倩：我觉得自己的变化就是从虚弱到充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摸着石头过河，就好像初下水，不知深浅，一切都是小心翼翼地生怕踩空，或者怕踩了一个石头滑倒。我会永远记住，我面对的那个摄像机不是一个人，那里面意味着无数人的注视，无数双挑剔的眼睛，我必须谨言慎行，所以开始时特别心虚。但是现在让我上节目我有把握了，对一个话题我充分地理解了，我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另外在准备节目之前我会做分析，我之前接触过这个话题，我心里有底了，脚迈下去的时候，我知道它下面到底是沙子还是台阶，我心里有数，所以特别踏实。 在《央视论坛》做陌生的话题太艰难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艰难，但是艰难时期往往是人成长最快的时候 记者：做记者的时候，会面临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你怎么去克服那些心里障碍？ 董倩：看资料，这是最主要的。在《央视论坛》我就是这个角色，我必须得对我自己负责，策划帮你找好了话题，按照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来设置问题，但如果你能够进入更深层次的对话，那不是更好吗？我干了三年半的《新闻调查》之后，我觉得自己原地踏步，虽然对所有社会问题都有所接触，但我接触的都是点，整个行业整个系统是怎么回事，系统之间是怎么经纬纵横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接触的都是个案。我得金话筒奖的时候，要不是编导耿志民在后台做缜密的思考，根本没有我什么事，我实际上就是完成了他的意思。所以我离开《新闻调查》，当时张洁说这么好的机会你就走了。是，它是一个好机会，它可以让人迅速的成名，但是我执意要走，我主动地走，我说什么都得走，我必须走。 我就想，我要找一个途径，或者出去学习，或者找一个新的平台，让我每天能接触新闻，让我不得不去看。正好2003年5月新闻频道成立，出现了一个《央视论坛》，领导找上我说你能不能做这个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不见天日，不像《新闻调查》那样，每天接触大量的人，鲜活的，一线的，有意思的。《央视论坛》每天都在演播室，每天就是眼前那两个专家，进行枯燥的探讨。而且每天光资料就有两指头厚，A4纸，密密麻麻的，谈税收，谈财政政策，谈货币从紧。要不然就谈整个我们国家的养老体系、卫生保健体系、教育体系。 你要把自己变成每个领域的专家，然后你才能懂。最起码要粗放地了解咱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攻克不了，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障碍。不知道怎么办？看材料！一宿一宿地看，我当时住在台里的宿舍，每天晚上看着天黑，然后又看着天亮，每天几乎都是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去录像，人迅速地瘦下来，很好的减肥方法。 另外，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因为我不懂，所以听。要是一上来我什么都懂，我就容不得你说了，那就是我说了。比如说我现在做了大量的演播室的评论节目之后，再做《面对面》的采访，领导老跟我急，说你能不能少说点话，让对方多说点，后来张洁也说我有这个病，说你不再适合做《新闻调查》记者了，你什么都知道。刚做评论节目时，什么都不懂，迫使你认真地听。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打磨之后，渐渐开始懂了，一懂了反而听得就更有意思了，一开始就是为了听而听，因为别人得看着你啊。渐渐听懂了之后，你就要听他说得有没有道理，马上就能提出问题来。如果你不听，牢牢按照自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问的话，你永远不会进行深入的交谈。这是我的看法，到现在我仍然这么想。所以我觉得在《央视论坛》做陌生的话题太艰难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艰难，但是艰难往往是人成长最快的时候。 记者：现在你采访的领域很多，基本上方方面面的都有，你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董倩：时政。我从认字开始就看《参考消息》，因为家里面就订这一份报，先看后面第四版，后来渐渐多起来了。我就是天生对时政感兴趣。在时政里，我更关心的是国际政治。 我从各方面都不具备成为明星的素质，我脑子没往那边想过，我就知道我想把问题问清楚 记者：你心目中好的采访是怎样的？ 董倩：我自己认为棒的采访，就是我自己对这个事特别清楚，从头到尾问出干干净净的问题，一点都不跑题，漂漂亮亮的半个小时全做出来了，编导不用怎么剪辑，这是我最喜欢的。我不会因为别人说我采访好，我就说它好，那可能是经过剪辑出来的，不叫本事。有一些采访我问了一个小时，还在边缘呢，出现那种情况我回到家后背都会疼，急的！怎么就油盐不进呢？我就捉摸，先找找自己的原因。 现在演播室做直播主要是我跟岩松，我们俩会商量，岩松你想说什么话，我要通过我的一切准备，把你说的这个观点给烘托出来，给你添柴点火。但是真正的采访不是的，不管是专家也好，普通人物也好，你没问清楚，人家就会跑题。他跑了以后，你得给他拉回来。所以为什么说要学会倾听，不听根本就不行，你想走神都走不了。所以说掌控能力特别重要。 中央电视台标准的底线是不出错就行，所以你只能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第一不出错，第二要稍微精彩一些，第三在有限的直播时间内充实更多的内容。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访谈是做不了直播的，30分钟再加上短片，再加上广告，再加上打断，再加上片头，所剩不多了。虽然不是直播，但是心里要有一种直播状态，不能一味撒开了问，摄像每一次换带子我心都特别紧，我不希望我的访谈在一个小时之外，包括《面对面》。《面对面》就是录一盘带子，录多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编导可以断章取义。如果你很强，提问一环套一环，往前走，他剪都剪不掉。《新闻会客厅》特别好，它基本上没法剪，它是一个纯访谈式，对记者要求高，因为你要呈现出最有价值的内容。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评论，说现在幸好还有董倩这样的记者。你觉得自己跟其他的主持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董倩：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我就知道我自己，我想要把问题弄清楚。电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主持人来说是个名利场，你得始终清楚自己要什么。对我来说，我从各方面都不具备成为明星受到别人关注的素质，所以我脑子没太多往那边想过。我就是想，这样的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轻而易举的就接触到别人都接触不到的人，这是电视台给我的优势。所以我要利用这个优势，把一些事情弄清楚，在弄清楚的过程中很扎实地了解这件事，我不想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 在美国，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记者：2007年你去了耶鲁学习，这么多年你都一直梦想着出国吗？ 董倩：我真的特别想走，我几乎每一年都想走，到了2007年我终于可以走了。内心经历过一个从喧嚣到归于平静，从虚幻到理智的过程。 一开始我周围的同事都走，全都是去美国，人都是要比的，你走我也走。我觉得工作和人之间就跟男女婚姻一样，你开始觉得对方还不错，慢慢接触以后觉得越来越有可取的地方，越来越离不开他。但是你心里面还有对其它美好事物的追求，你要压抑着它，就像井喷一样，你越压它，它蓄势的能量就越大，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走。 到电视台工作十几年之后，我知道我要走一定是有目的的走，而不是说仅仅为了出国读个学位，听上去好听。我哪怕就去那待一年，什么都不干，我去看，我看我愿意看的，去接触，接触这个社会。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愿意承认也好，美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制度上、文化上、经济上都很强大，为什么？我想知道。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去耶鲁大学。申请去一个学期。其实我去了以后，就是看、听、跟不同的人接触，在外国人堆里生活，这是第一次。一直说中国强大了，要融入国际社会，我想看看我能不能融入。通过这半年我发现不容易，关键是文化上，语言太重要了，你没有语言，一切无法交流。 记者：在美国你肯定关注了不少媒体，和他们对比你觉得国内媒体有哪些不同？ 董倩：美国的媒体不管是节目的样式还是主持人都特别自然。在美国的经历，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早晨起来，电视里出现的都是年轻的姑娘，穿得漂漂亮亮的，越往夜里衣服的颜色越深，主持人的年纪越大，男的越多，女的越少。后来我知道，原来在重要的时间段中出现的都是男人。我回中央电视台一看，我也是在重要时间段出现，我是女人，由此我就得出这个结论，我也挺重要的。

采写/仲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