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在一个清冷单纯的环境读三年书，帮助很大 记者：很多人都想不到你是哲学专业出身，读了7年的哲学。 王烁：对。我199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然后考上北大外国哲学所，1995年毕业。在北大我学的是分析哲学，读了三年，导师是陈启伟先生。 记者：在北大，学习、生活上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经历？ 王烁：1993、1994年的时候，熊伟先生还在。他是北大外哲所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比较著名的海德格尔哲学研究者。早年在德国上学的时候，熊伟先生曾经听过海德格尔的课。他当时年纪非常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是主动要求给我们刚刚入学的年轻学生上德语课。熊伟先生上德语课非常有特点，就是学生根本不用从语法学起，也不用去学发音，什么都不学。他直接拿一本德国的德语哲学原著开始教。因为当时的要求是不用管发音，也不用管语法，只要能看懂就行。 听、说、读、写，只要一个读。他直接拿着非常艰深的德语的文本让我们学，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词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个效果非常好，那一批学生们都可以读懂原著。很可惜，这个课没有上完，大概上了3、4节课之后，熊先生的健康状况就不能允许他坚持教课了，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我们也许是接受熊先生这种非常有特色的德语教育的最后一批北大的学生了。 　　 记者：在外哲所的三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烁：我最大的收获是读了很多很多书，那个时候我能同时读两三本书，摊在桌子上，看这一本，又看另外一本。具体地说，我觉得对个人思维方式的形成影响比较大的是休谟的书，他的《人性论》我看了很多遍。另外，《论语》在儒家几个经典文献对我影响也比较大。还有说不上了，我觉得相提并论的几乎没有了。 我在北大的三年时间，主要是在外哲所读书。外哲所在北大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老师不多，但都比较注重研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君子之交，非常单纯，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者，学生就是读书，然后提问。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交流。我相信这在北大校园里面也是很另类的，其他系大概不会这样。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非常清冷的、非常单纯的三年时间，跟我以前在大学和之后到社会上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记者：在北大学习生活了三年，你如何看待北大精神？ 王烁：在1992至1995年，当时的外部环境是非常喧闹的。我能在那样一个隔绝的、清冷的地方老老实实地读三年书，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外哲所的环境是极为自由和包容的，因为确实没有人在你的学业之外管你太多，在学业上老师们也非常尊重学生的独立思想。这是不是北大的精神我不知道，但这至少是北大外哲所几十年来秉承的一个风格。 要做新闻的话，经济报道是一个非常有空间的地方 从北大毕业后，王烁选择了媒体，进入了《人民日报》。他对哲学精髓的领悟、对事物的好奇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他走上新闻之路准备好了诸多条件。在《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做了三年的夜班编辑。其间，国家发生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大事，也使他渐渐清楚地认识到：做新闻，只有做经济报道才有意思。 记者：从人大到北大，你都是学哲学。但在硕士毕业之后却放弃了学习了七年的专业，走进了《人民日报》。你为什么选择了媒体？ 王烁：1995年从北大外哲所毕业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地知道我不想再继续读哲学的博士了。因为，我觉得哲学太难了，我的哲学教育所能给我带来的积极的、正面的因素，十之七八我想我已经获得了，剩下的十之二三要继续追求，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要远远超出这十之七八。 我非常不喜欢“学哲学就神经”的这种说法，但我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追求太深，会导致一些别人不理解的举止发生。所以剩下的十之二三呢，我就可以不必再去追求了，就需要找份工作。 当时我对新闻比较感兴趣，这也和自己的教育经历相匹配，做新闻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选择。我们很多同学本科毕业之后都做新闻了。我投了很多简历，那时候市场上几乎没有市场化的媒体，所以就找官方媒体，最后就找到《人民日报》了。我在国际部做了接近三年的夜班编辑，基本上就是前方记者发稿，我帮着人家改改。 记者：从研究西方哲学到一个比较专业的新闻领域，你是如何完成知识积累的？ 王烁：我在北大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我记得我同时学了两门“二外”，一门德语，一门日语，学得都不错，都能达到阅读国外新闻杂志的水平。同时，我还在考律师资格，因为我对法律也很感兴趣。我在北大的图书馆里，把所有能找到的法律书通读了一遍，然后就去考律师资格，后来也考上了。读完法律教材后，自己再看许多问题，包括报纸、新闻，包括接触的各种事情，就会试着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去做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1995年之前，即使今天也是，在社会上有很多事情都是明显地跟法律相悖的。这非常有意思，也促进和增加了我的好奇心。我会想：为什么法律是这样的，而事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当时很多人看到的“价格同盟”的事情。很明显，1994年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明确禁止价格同盟的做法。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报纸上都在说“价格同盟”，并认为这些事情之所以猖獗，是因为我们国家法律建设不健全。 我当时就非常疑惑：明明我们有一部法律已经宣布这个事情是违法的，为什么还认为法制不健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人民群众对法律是非常无知的。在我后来从业的13年间，我更加知道了人民群众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对法律非常无知的。我想，这也是做新闻工作有的时候会有的成就感，因为我们的报道范围比较大，我们对社会的责任也就很大。 记者：你为什么对财经新闻感兴趣？ 王烁：在1995年，我是《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做国际新闻，1998年才开始到《财经》做经济新闻。1995到1998年期间我很清楚地知道，你要做新闻的话，经济报道是一个非常有空间的地方。理由很简单：第一，因为很多事情在发生；第二，这些领域你可以大有作为，相对而言障碍比较小。 事实上，那几年确实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我还记得我的研究生同学陈涛，曾经做过《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曾很激动地跟我说：现在做新闻的话，只有做经济新闻才有意思。我当时很赞同他的话。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们首先是新闻工作者，其次才是做经济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财经》第一期出版时，我说：“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杂志” 在《财经》仅有的几位开创者当中，王烁是其中之一。十年来，《财经》执着地坚守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新闻原则，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为“争取新闻自由”，做“负责任”的新闻奋斗不息，成为中国财经媒体的成功典范。 记者：你从1998年参与创办《财经》，到现在任杂志的执行主编，在团队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烁：创刊的时候，只有主编胡舒立，我，和少数几位同事。我一直做编辑，如果需要我也去采访。现在虽然我是《财经》的执行主编，但我的角色是主编胡舒立的助手，我会更多地提建议。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财经》第一期（时名《MONEY》）出版的时候，拿着这本杂志我非常开心。我说：舒立，我觉得这本杂志是中国最好的杂志。我当时有这样的信心，固然是因为自己是井底之蛙，但自豪感是确实的。 然后，第三期的时候，舒立问我有一篇文章怎么样，我说这个文章不能登，因为在《财经》杂志上登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是好的。我这样说可能有些骄狂，但是我可以说，我们确实是这么遵循的。所以在《财经》规模还不像今天这么大的时候，我在编辑每一篇文章的时候，每一个同事都能感受到肩负的压力。 到今天杂志的稿件这么多，我还是这么看。我想《财经》注重品质，注重深度，注重可靠性，这个使命始终都是一样的。媒体从来就有一个使命，即要“活”在社会责任感上。 记者：做一流的财经报道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如何操作？ 是否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王烁：虽然是杂志，但我们的行动速度非常快。我们记者工作的速度是向日报看齐的。这一方面是源于新闻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对新闻的管理体制。 新闻报道事前空间比事后空间大得多。这个空间之间的差距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之所以要行动这么快，就是追求这个差距。我们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去，至于之后有什么反应那就再说了。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很多方面，各种方面之间的博弈也许能够为我所用。比如，2003年对SARS的报道过程中，当时媒体面临外部压力也很大。在那个时候，媒体要想有自我突破的话，从记者开始，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判断力。坦率地说，在SARS报道中做出关键决策的人，是我们的主编胡舒立。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突破性的报道，而且推动了整个事情的演变，同时我们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到“5•12汶川地震”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压力主要是源于新闻竞争。“5•12 汶川地震”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新闻现场，没有什么障碍。在这个突发事件当中，各个媒体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样，《财经》一方面履行自己的责任，一方面又尽量把握报道。从新闻操作的角度来说，大家同场竞技，平等较量，但我们的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可以说是发挥了突破性的作用。 记者：你们对“真实性”的追求，可以做到对事实百分之百的曝光吗？ 王烁：我从侧面回答你的问题。有些文章发表之后，很多读者会问我们：你还知道些什么？读者以为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发表。是的，也许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些东西，但那些东西可能就是谣言，或者是未经证实的事情，基本上只要能够证实的我们都发表了。 记者：《财经》采写的稿件有没有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发出去的情况？或者有压力？ 王烁：当然有。从开始做《财经》那天起，我们就知道这个行业面临着很多职业约束。在我从业的十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多，新闻很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报道空间，如果你在某个方面推到不能再推了，有两个选择：一是停下来抱怨，此外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去做别的新闻。 现在的新闻空间并没有窄到只有一个选择，你可以换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另外一个可以推动的事情。我们很忙，《财经》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一旦在某一个事情中推不动了，我们就停下来去做别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跟许多同行比较大的区别。 任何一个纸面媒体，必须在两三年之内寻找到网络生存方式，否则直面死亡 记者：你如何看待《财经》的精神？ 王烁：《财经》的精神，我们另外一个创始人、编辑总监杨大明曾给我们总结了三个比较简单、明快的解释：独立、独家、独到。后来我做过一个更复杂的阐释：第一个是批判精神，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第三个是承认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但始终追求超越。媒体不能因为中国的复杂性，就不想有所作为，应该始终有所作为。 记者:《财经》如何能够“十年如一日”地把握和在报道中贯彻这一理念？ 王烁：首先，也是最主要的，《财经》能够十年都坚持同样的办刊理念，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团队。办刊的人不变，理念就很难变。我也注意到，哪怕是刚加入《财经》的一些新同事，通过我们的文章、我们的报道、我们的杂志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价值观对《财经》给予了非常大的认同。他们的认同程度让我们有时候感到吃惊。我想这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我们十年间在每一篇文章里面都能够贯穿我们的努力；第二，我们把办刊理念归纳为 “独立、独家、独到”，琅琅上口，大家一听就会明白，就会理解，《财经》也能做得到。 记者：什么样的人可以作《财经》？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王烁：选人呢，第一要有好奇心；第二要能够坚持；第三，价值观要鲜明，不得强求每个人认识都一样，但是要彼此兼容。 对新闻记者的素质要求首先是职业道德。记者的声誉现在变得好像不太好了，说记者、媒体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攻击现在太泛滥了，到处都是。很多人认为记者为了哗众取宠，不惜牺牲他人的权益。这种理解是错的。记者的职业道德是如实地去报道事实的全部真相。这是他的权利，也是义务。 如果能够秉持这个尺度，哪怕是在今天的中国，记者也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追求到全部的事实。同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有足够的空间，允许记者致力于追求全部的真相。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要求，也应该这么做。 在《财经》和一群性格接近、又相对单纯的人一起合作，大家相互激励，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并肩作战，共同去想一些办法。真实地感觉到相濡以沫的感情，这个是很难得的。我的领导、主编胡舒立，在新闻观、新闻的操作方式、对新闻的价值判断上对我有很多影响。在《财经》工作，虽然十年间也有同事离开，但是我们的核心团队始终在，财经的基础就从未动摇。 记者：新媒体的冲击下，许多传统媒体都走上了“网媒结合”的道路，《财经》也不例外。今年3月25日，你们的《财经网》诞生了，你们打算如何利用它？ 王烁：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1.7%，但是报纸的广告总额却下降了1%，杂志跟上一年持平是10%，但是持平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不是几年以后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 在美国，最好的纸面媒体几年前已经转型。前段时间我在国外开会，一位图书出版行业的发言人说：十年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将会成为非赢利性的报纸。在中国，对纸面媒体转型的挑战就是眼下发生的事情。虽然《财经》现在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在商业上都是非常成功的。可是我坦率地说，这种好日子在我们心里已经结束了。 我们的转型必须从现在开始。我觉得任何一个纸面媒体，如果它希望保存影响力，希望在商业上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状态，它必须要在两三年之内寻找到在网络上的生存方式，否则的话，就是一个直面死亡的过程，而且很难逆转。

采访/孟庆伟 仲伟宁 穆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