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聂晓阳在首都记者中最早一批到达张北地震现场，震区3天3夜里写出的报道被路透社转发时称“中国官方媒体打破了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冷漠”。 1999年夏，作为随队记者乘坐“雪龙号”破冰船参加中国首次国家北极科学考察队，远赴北极核心区进行为期75天的科考报道。 2002年2月，前往耶路撒冷，在以巴冲突最危乱的时刻告诉中国读者那里发生的一切。 记  者：在你的记者履历中，许多大事发生时，你总是冲在前面，“冒险”似乎是你的特质？ 聂晓阳：上学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谁会为去一个千疮百孔、没有安全保证的地方而激动，我的答案是两种人：一种是疯子，一种是傻子。但记者这个职业让我理解和明白了更多。一些看起来是疯子和傻子才做的事情，其实是最有吸引力的诱惑。 没有人喜欢冒险。记得我在巴格达做战地记者时，人家一问我儿子：爸爸在哪里？小家伙就回答说：“爸爸在电话里，爸爸在地图上。” 之所以去冒险，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记者，任何新闻事件发生，不论多么危险，记者都有责任到达现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  者：做战地记者，充满危险，但同时战地也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宝库，谁当战地记者谁出名，你如何看待这种“名利”？ 聂晓阳：记得2002年，我刚去巴格达不久，曾经在日记中写到：巴格达是地狱也是天堂，是生命的地狱，是新闻的天堂。那里的新闻只要随脚一踢，到处都是。 一个身处地狱的人思考名利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允许的。我始终认为，一个记者的人品决定他的业品。从小到大，我以为我是个踏实认真的人。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不管是采访任何新闻事件，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告诉自己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而作为记者，我经常感觉自己是很多人的眼睛，也是很多人的腿。通过这双眼睛去发现、去见证很多人不能亲眼目睹的事情，通过这双腿的奔跑去记录很多人不能亲自达到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然后，再把我所到达的新闻现场和所看到的细节，一一呈现给受众。他们的知情和回应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记  者：这次汶川地震，你参加了报道吗？ 聂晓阳：很遗憾，我当时正在休假。后来从新闻报道得知灾情之重超乎想象，就坐不住了。震后第三天，和家人一起看电视里的报道，6岁的儿子忽然问我：爸爸，你不是记者吗，你怎么不去采访啊？我听后十分羞愧。我就给四川分社的领导发了一个短信，希望把我作为分社成员给安排采访任务。最后，我是作为志愿者在震后第四天去的灾区，在北川等重灾区调研震后不同阶段的救助需求，然后把这些信息反馈给我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后来很快给灾区发送了100顶帐篷和1万件抚慰受灾儿童心灵的玩具。我在这位朋友的资助下，还为北川中学高三全体毕业生制作了毕业合影纪念册。

记  者：你在博客中，写到这样一段话：“当历史还是新闻的时候，我用笨拙的笔记录事件的一鳞半爪。当新闻成为历史的时候，我祈祷拥有更先进科技的人们，也能拥有更先进的文明。这样，透过穿越往事的眼睛，未来将不再重复今天的悲剧。”这是你撰写出版两本战地亲历书籍的初衷吗？ 聂晓阳：应该说，在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那段日子里，我的思绪始终被爆炸和枪声折磨着，这种折磨一直持续到我回到北京。今天发生在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明天的历史。但后人能读到的历史，多半是对当局者的颂扬和对英雄的赞美。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人性在社会变迁中受到的伤害，往往很难从正史中读到。 关注战争状态下的人，关注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被占领国家的人们的生活、命运和喜怒哀乐，以一个中国记者的视角，真实地反映普通民众在战后社会巨变中的生存状态，是我写作的最根本出发点。 另外一方面，我也在困惑中记录和思考历史。我在书中写到：许多伊拉克人在旧货市场“淘”生活。旧货市场之“旧”，令人惊叹。我买了一枚有萨达姆头像的旧币，却忍不住在想：历史真的能够购买吗？ 记  者：从你的新闻从业经历中能找到很多你主动去发现新闻、进行深度调查和思考的事例，这是不是你心中一个好记者的标准？ 聂晓阳：我最早从事科技报道，后来又做环境报道、时政报道。我觉得，不管报道什么领域和内容，都要求记者主动去发现新闻，并探究新闻的价值在哪里，随后坚持自己的判断。记得我1996年刚进新华社的时候，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新闻线索，是北京一所高校发生了一起电子侵权案。一个学生被国外大学录取了，她的室友嫉妒，就以她的名义回绝了学校，最后这位学生失去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于是她把室友告上法庭。这是我国第一例电子邮件侵权案。我发现了这条线索，并采写了稿件。但当时有领导和同事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新闻，不值得报道，还有的说这是一个丢人的新闻。虽然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但我还是坚持说服了他们，播发了这条稿件。后来，这个报道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两名大学生庭外和解，美国那所学校看到这条新闻后，决定重新录取了这名学生。 我还想说，记者只有用心去“感受”新闻，才能写出彰显人性光辉的作品。1998年1月，张北发生地震，我作为首都记者中最早一批到达地震灾区的记者，在震区的3天3夜里写出10多篇报道。稿件播发后很多读者都深受感动，新华社的外国改稿专家看后流下了眼泪，外电路透社在转发这组报道时称“中国官方媒体打破了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冷漠”。我当时那组报道取得成功主要就是得益于用心去感受灾区发生的一切，感受灾区人民的一切。例如稿件中，详细地报道了严冬的张北，帐篷里多少温度、帐篷外多少温度，帐篷里住了多少人，灾民的衣食住行都处在怎样的状态中。对生命的尊重，落笔在字里行间。

记  者：你在北大攻读了人文地理的研究生，地理和新闻似乎没有多大的关联？ 聂晓阳：当时我读的是城市与环境学系，前身是地理系。地理学包含理科、文科、工科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古老的学科。所以我倒是觉得，学这门学科对做记者很有帮助。因为新闻也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记者这个职业需要的知识背景比较广，看问题时，不是用一个过于专业、狭隘的角度，而是用一个综合、平衡的角度去看。从专业背景来说，我觉得，学地理的学生、尤其是学人文地理的学生，拥有地域视角，这个背景对从事记者这个职业还是有好处的。 记  者：你一直是个理科生，在北大获得的是理学硕士学位，当时在读书时，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会当记者？ 聂晓阳：没想过。说起来，这还有一个插曲。我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曾经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研习一年，当时就中英香港谈判做过一个独立研究，从我的专业角度进行了思考和评述，而且最后这个研究报告是用英语写的。出于研究的需要，我当时广泛收集资料，其中很多是各种公开的新闻报道，包括外文报道，很重要的来源是新华社的报道。后来毕业时，除了考试成绩，这份英文研究报告也是新华社录取我的重要砝码。我很感谢北大和我的导师王恩涌先生开放的教育理念和胸怀，支持并资助我到另外一所大学去研习。这段经历既是我踏入新闻行业的一块敲门砖，也培养了我对新闻的最初认识，开始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  者：北大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聂晓阳：应该说，北大包容的精神和丰富的资源给了我很大帮助。另外一方面，现在回想在北大的学习经历，一些学习制度和架构对我也非常有益。比如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当时我选修了很多外系的课程，国际政治、心理学、经济学，这些课程的学习，大大地弥补了我这个理科生的缺陷。北大老师在课堂上都有出色的表现，他们学术严谨，语言精彩，把他们的讲课内容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个积累，甚至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特稿的文本。用事实说话，非常幽默，语言简练、到位、逻辑性很强。 除了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我当时还积极参加了许多北大的学生社团。通过参加社团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各个系的都有，包括力学系的、历史系的，和这些同学和朋友在一起就是很好的课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在北大的学习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即使一个月不出校门，你还有老师、同学、图书馆、还可以选修许多精彩的课程、聆听名人讲座。在我眼里，北大到处都是开放的课堂。 还有一点，北大非常重视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大多用讨论、启发的方式，给你布置很多任务，提出问题，然后让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寻找解决的方式。北大重视实践，在北大期间，我去云南做过一周的考察，去陕西做过一个月的考察，还在深圳做过一个月的实习，学到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北大，一是知识，二是能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中给自己注入了理想主义的情怀。进北大之前，你可能只是希望毕业后有份好工作。但当你从北大毕业出来后，你一定在思考，我的理想就是要拥有一份伟大的事业。所以北大彻底将一个年轻人的工作观转变成事业观。这激励着你不断去奋斗。北大教会我的是去做一份事业，踏踏实实，精益求精。在这里，我一个理科生，打下了今后从事新闻工作的良好基础。 记  者：北大学习的经历对你今后从事新闻工作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聂晓阳：现在看来，是北大人敢为人先的精神。1999年，我参加北极科考报道。到北极以后，国产飞机第一次在北极上空试飞，很多人不敢上飞机。我说这有什么好惧怕的，我们本来到北极来就是来探险的。2002年，去耶路撒冷也是我主动提出的，当时单位本来要派我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地方。还有后来去伊拉克，也是我反复请缨才获准去的。到伊拉克后，越是军事禁区、越是戒严地带，我越要往前冲，穿过重重封锁，后来写出获得中国国际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我觉得记者首先应具备的精神就是要敢为人先，不断突破和克服自我。职业使命高于一切。

记  者：你回国后开始做杂志，请你从《瞭望东方周刊》这本杂志谈一谈新闻的地域性特征？ 聂晓阳：我觉得地域不是做新闻的局限。只要善于发现，很多地域性的新闻其实都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传播价值。但是地域的确会影响新闻的选择、品质乃至气质。新闻也的确是有地缘属性的。《瞭望东方周刊》是新华社新闻事业改革的产物，更是新闻理想主义的产物，《瞭望东方周刊》将目标市场定位在上海。当初的创办者包括后来加入的我，家都在北京，我们为了这本更加注重新闻属性和市场规律的周刊都付出了很大个人代价。工作到凌晨2、3点是常事。我记得有一次总编辑姜军在截稿时听到又一条封面文章被枪毙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他累得都要吐了，实在支撑不住了。还有一次，常务副总编辑韩松凌晨一点多到办公室赶一个急稿，推开门一看，办公室里灯火通明，熬夜的好几个编辑记者还都没有走。有一个记者实在太累了，就铺张报纸睡在地上。为什么我们要舍弃北京奔赴上海，就是因为创办者们认为上海有更好的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氛围，有发育更成熟的新兴阶层目标受众，同时也是为了远离既有的新华社的机关氛围，更好地融合海派文化。 记  者：请你谈谈对传媒转型及未来发展的看法？ 聂晓阳：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根本的变化，我认为乃是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的崛起。除了民生，人们更加注重民权。顺应这一变化，大批媒体自然应该从国家统治工具回归其作为社会公共平台的属性，成为超越集团利益的为了公共利益进行信息传递的社会公器。 我认为，有理想的新闻媒体一定还要注意受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受众喜欢被说服，而不喜欢被灌输。传统的中国受众习惯于一对多的媒体传播，新闻信息来源单一。但是网络的出现缔造了一个几乎是全民传播的时代，新闻信息的传播是多对多，受众面对繁杂甚至相互冲突的信息，他们就需要选择、判断和被说服。人们不再简单接受媒体告诉他一个苹果是红的。人们需要知道的是，除了向着太阳的这一面是红的，背对太阳的一面是不是仍是青的？苹果表面看起来不错，但其里面是不是有虫子？人们不希望媒体告诉他们一个简单的结论，人们期望媒体能展示更全面的实际情况，从而引导他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谈论传媒转型不能不提及网络。网页的互联及搜索引擎使网络成为所有媒体的媒体。这样，传统媒体的必看性大为削弱，改为追求首选性和阅读的忠诚度；媒体的价值也越来越多地由独家报道转变为精准解读，由资讯平台转变为意见平台，由消息纸变为看法纸或言论纸。 在网络和手机等移动新媒体的冲击下，相当部分时效类“消息纸”将无可避免地面临被取代的威胁。但即使这样，被取代的也只能是传统媒体的载体，而不是传统媒体本身。媒体还将存在，只不过其载体结构也许会发生变化，媒体会更加重视网络版和网络传播。从目前看，传统媒体至少有三方面优势：第一是权威，公信力比较好。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威力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以人们信任的方式塑造信息；第二大优势是专业。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记者，但传统媒体是专业记者在做新闻，信息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第三是信息的原创，现在信息的来源渠道还主要掌握在传统媒体手上。 预见的未来，周刊等非时效类的深度纸媒仍然有发展的空间。虽然网络信息海量，但这也意味着很多信息被埋没了；网络信息传播快，但往往是零碎的、缺乏深度。这种情况下，大家对深度的、全景式的、解读式的新闻信息仍有很大需求，因此对周报、周刊来说，还有自己发展的生存空间。 关于未来，我有一个担心，那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进入一个“后媒体时代”。在这个时代，很多新闻实际上不是记者挖掘的，而是被人根据策划故意安排的。媒体日益成为很多人表演作秀和炒作的舞台。表面看来是记者在报道，实际上更多地是老练的被报道对象在利用媒体做符合自己利益的展示。很高兴已经有传媒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作为媒体人自身，我们怎么面对这一趋势呢？采访手记：采访聂晓阳是二进宫完成的，倒不是因为第一次采访不充分，而是没想到一次采访之后，竟成为朋友。 第一次采访的时间定在周六上午10点，地点在新华社附近一个叫阿忆的咖啡厅。聂晓阳如期而至，平缓而简单的一句“我是聂晓阳”一下子将初次相见的陌生与拘谨挥散而去，随后的谈话轻松而淡定，这不仅是因为一种亲和，我想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心中共同拥有的一方净土——北大。 听得出来，聂晓阳很在乎北大，或者说他这个人就很北大。采访中他给我讲述了他毕业后初到新华社时，曾经自己发现一条新闻线索，并进行采访写回了稿件，可部门一位老同志说，稿子不能发，因为单位有规定，不是组织分配的采访任务写回的稿件，是不予采用的。“我当时初生牛犊，我告诉这位老同志，我感觉记者就是应该去发现一切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并发出报道。可这位老同志竟以这是北大人的劣根为由评判我半天，并要我写检查。我没有按照他的话做，我仍然说服他，说服其他的人，最后，稿件发了出去。”聂晓阳告诉我，他当时并没去理会那位老同志的万般理由，只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他心里记下了那位老同志将北大牵扯入对他的评判，他要用自己努力的工作，诠释北大毕业生的作为。 采访结束时，没等我说稿件完成后将交由他审阅，他就对我强调了他要看稿件，聂晓阳说：“不是别的，只是这本书与北大有关。” 第二次采访是在聂晓阳的家中，给我的感觉像是和一位老朋友聊天，谈谈人生，谈谈理想。我们聊了很多，家庭观、事业观。在聂晓阳看来，记者这份职业不仅仅带给了他激情与冒险，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索和感悟。“在中东近3年的时间里，我最挂念的，和最挂念我的人是外祖父。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后来又在他身边读中学。我的每一寸成长都是他最大的欢喜，我的每一点细微的缺点都是他最大的心忧。在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就是已经80多岁的他突然撒手人寰，但是这样的情景最终还是发生了。当我终于彻底结束了在中东的任期回国，外祖父已经于一周前永远闭上了双眼……”这是聂晓阳从巴格达回国后出版的《为历史流泪》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 这位出生在关中平原的西北汉子告诉我：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能够亡羊补牢的话，孝顺则是最大的例外。

采写/朱健敏 肖潇 祃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