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了，而立之年的许知远依然不羁地留着他自上个世纪就保持的披肩长发，招牌式的黑边眼镜后面还是那么忧郁而深邃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我们，他不但是当年那个“忧伤的年轻人”，也是那个静谧的观察者。 大学时代你应该有对世界更广阔的理解，对传统与未来的深入探索，对人类普遍情感的追求 记 者：你是在1995年信息化时代大潮涌来之际进入北大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专业，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感受？ 许知远：我1995年考大学的时候，正值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开始，大家觉得贸易、经济这样的专业特别有利，另外经济贸易还算偏文科一点，比较符合我的兴趣，所以我把这两个专业作为第一、第二志愿。电子专业是我爸爸帮我报的，填在经济贸易之后，可能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吧，我当时觉得自己肯定能考上第一志愿，也没有在意。 中国教育出来的小孩子，很晚才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从上高中起，学校就分了文理科，在思想成熟之前，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上，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一般都在父母和老师的“帮助”下选了理科，选了专业。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开学报到时，北大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带来的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天下着小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院系的名字，一群来自全国各个角落、和我一样脸上的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正在有点儿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开学后的整整一两个月，我都被一种无法说清的恍惚感和沮丧感包围着。 记 者：四年的北大生活，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呢？ 许知远：我就是觉得困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们的课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着英语四级考试和托福，显然把中学的学习与生活状态带到了大学。我怀疑我那时的生活是否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很差，在班里排倒数第几名，因为学习范围是理科嘛，我不喜欢。然而我却是班长，那时还办过一个学生杂志，叫《微光》，后来被我们系的党委评为了反动言论。 我在北大念了五年，大三那一年我休学了，就是在期末考试前休的，因为在经过了两年的大学科班训练后，我突然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困惑。夹在好学上进的同学当中，我没有目标。一方面觉得自己浪费了好多的时间，没有好好地去利用我记忆力特别好的年龄段，一方面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说得冠冕堂皇点儿，就是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质疑，想通过自由来重新考察一下生命的意义。 突然有一天，我读到了怀特海的那句著名的话：“在中学里，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我如梦初醒，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胸中涌动。我开始意识到，大学不是高四、高五、高六，必须突破中学阶段的狭窄视野，大学时代应该有对世界更广阔的理解，对传统与未来的深入探索，对人类普遍情感的追求。 然后我开始慢慢尝试写作，给一些杂志写东西。每个年轻人都在找方式表达自我，我觉得语言文字就是适合我的表达方式。那时候媒体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可以让我表达自己，而且做媒体不用正常的上下班，可以睡懒觉，可以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所大学真正的精神，体现在那些勇于尝试、叛逆却并不幼稚的学生身上 记 者：作为北大的毕业生，你怎么理解北大精神和北大人的使命感？ 许知远：我当年所在的北大逐渐放弃了她曾经固有的许多品质——特立独行、热情激昂。但令我记忆犹存的是北大大讲堂里的嘘声。北大人用嘘声作为武器来捍卫他们听的权利，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争。 北大精神对于90年代中期的我来说，剩下的是一些历史的尘封，它是80年前的蔡元培时代，它是张中行笔下的红楼点滴，它意味着一种藐视常规的自由，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敢。一个世纪以来，这座校园用她的勇气，用她的理想一次次地试图向那些破败的风车冲过去，一次次地遍体鳞伤。可是，她却从来没有畏惧过，也从来没有顾影自怜过。她只是在一次次地行动，一次次地冲杀，然后又一次次地受伤……她的理想在这个具有坚固传统的民族里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被那些庸俗的人嘲笑，可是她却从来没有学会放弃。或许这一次次不停的行动，和她骨子里奔涌不息的理想主义的血液才是北大给予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都有责任改变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目前的大学教育没有教会学生独立思考，没有个人声音。可这是最重要的，独立思考是你发挥的前提。你通过你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叙述来自我表达，这是需要独立思考和个人能力的。现在所谓的个人表达，其实都是一样的表达。 一所大学的闻名，并不是因为它的工商管理学院，一所大学的精神也不体现在它产生了多少位富豪多少位国家领导人上。真正的精神体现在它的那些勇于尝试、叛逆却并不幼稚的学生身上。 社会对人的塑造太强大了，你不能完全逃避掉，但是要找到对抗的方式，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记 者：对自由的渴望让你进入了《经济观察报》，有很多人说，是因为许知远才看《经济观察报》的，《经济观察报》实现了你的理想吗？ 许知远：我所说的那种自由的生活就是我决定我自己，我决定我自己想表达什么，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用什么样的节奏工作，而不用拼命地迎合某个节奏、某个声音。 在做报纸之前，我和几个朋友做过半年网站，没碰上什么第一桶金。后来赶上《经济观察报》招人，我们几个都没工作，就一起去了。《经济观察报》让人的视野开阔了，让我了解了新闻的特定规范，文章怎么写，应该用什么标题，在《经济观察报》基本上是学习了这些东西。其实一开始做这份工作，我就是想尝试，因为中国媒体是从宣传部门产生的，所以我去那儿是想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我觉得自己充满了一个少年人、青年人想要自我实现和自我炫耀的欲望。每个年轻人都有这种欲望，让别人吃惊，觉得你真牛。那是我25、2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什么都懂，我哪儿都能去，我就能写，就是特别简单一种情绪。当然，那时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对别人产生影响的人。 记 者：那你做到了吗？ 许知远：就是在25、26岁的时候做到了。当然现在我没有那么强的公众性了吧，现在我对公众性的要求没有那么大渴望了，当然也渴望会有影响力。我觉得，一个人不能自我欺骗，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己最清楚，你应该把精力用在你所做的事情上，这个事情自然会影响一些人。我就觉得我缺乏真正的成就，真正的成果。所以我希望能够做一些真正的事情。 在《经济观察报》的那几年，我一直匆匆忙忙的。在对自己创造力的沮丧暂时遮蔽了对高尚荣誉或浅薄名声的贪婪时 ，歌德所说的那种“静谧的激情”才会从心头泛起。 记 者：你是因为这种“静谧的激情”而在事业巅峰时决定离开《经济观察报》的吗？ 许知远：我不想被塑造成为某一个体系里面的一部分，我讨厌这样。对我们来说，因为对《经济观察报》有很深的感情。从一开始我们就去了，然后看到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跟你一起成长的一个东西慢慢地变糟了。我会比别人更敏感、更痛苦，所以最后离开了。当然那时的我也很率性。 很多人说我比较散漫，比较嚣张。其实我也不嚣张，但别人总觉得北大人就是比较散漫，比较不爱服从集体的要求嘛，很多这样的讲法。其实我不是散漫，因为我能写出那么多字来，散漫的人是做不出来的，肯定是有纪律性的吧。只不过，中国社会太一致化了。所有人都一样，你稍微显得不一样了，别人就觉得这个人是奇怪的人。社会对人塑造的力量太强大了，你不能完全逃避掉，但是你要找到对抗的方式，你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你说的每句话得是你自己的说法。而我现在听到大部分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做一切职业的前提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丰富的人 记 者：你如何看待中国传媒行业？ 许知远：现在的中国媒体环境不怎么好。一方面控制得很严格，一方面市场竞争又不择手段。今天的中国除了面临美国19世纪末的转型之外，还同样面临着CNN与互联网开创的新传播时代。在这种环境下，传媒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泛滥。媒体在堆积了很多信息的同时，却没有提供更多的分析与观点，传媒业的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因此明显放大出来了。一个是新闻很难客观，再有就是媒体有天然的取悦市场的倾向。 而中国新闻人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并非只是严格的政治控制，而是他们还没有学会严肃地看待自己的职业。他们首先要成为一名有尊严、有趣味、有眼光的个体，才能成为一名好的记者。其实你做一切职业的前提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人，你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丰富的人 。所以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声音，没有立场就只是盲目地做姿态。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独立意志，自己的内心世界，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脚步和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你不能推卸这些责任，思考自身的价值是人生的重要意义和使命。 记 者：现在的年轻人更钟情于网络，网络媒体大有冲击纸媒、取代电视之势，你怎么看待网络？ 许知远：沉迷网络是年轻人最愚蠢的一个最主要表现之一。网络信息太多了，太同质化了，而且网上阅读的注意力特别分散。只有专注才能理解更深，互联网是没有专注的。没有注意力的话，你什么也做不出来，所以网络时代的人特别没有思考能力。失去了思考能力与思维能力的年轻人，对信息产生了某种强迫症。为什么一个人会对一个事情有思考，就是他相关材料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保持专注的情况下才会有思考。现在在网络上阅读，这么快从这儿跳到那儿，从那儿跳到这儿，没有任何注意力可言，所以怎么可能有思考？希望被现代传媒麻醉了的人们能去静下心思考一下自己，或者阅读一些经典著作。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有用的不是资讯，而是分析选择这些资讯的方式。 我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我内心有感觉和想法，会表达出来，这就是我的定位 记 者：2006年以后，你开始把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转向了中国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发表了《中国纪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许知远：这个时代像一个塑胶花的年代，每个人打扮得一丝不苟，但是缺乏一种人的气味。我以前生活在二手的世界中，信息是通过纸张或者音像获得的，这是促使我做实地考察的原因。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不断地旅行，希望通过旅行了解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为什么那儿的人会有这样的表情？就是说A的表情和B的表情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同的职业会怎么塑造不同的人呢？那些地方、那个环境、那个城市、那个面孔，为什么变成那样呢？你还会看到在金光闪闪的建筑旁边，有许多的乞讨人。这个世界存在许多的反差。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余华在《兄弟》后记里有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仅仅30年之间，中国发生那么多变化，我们国家人们却不太善于，或者不太喜欢去分析这些变化，这种特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做这个事情。 记 者：你现在转向对中国本土文化和本身生活环境的关注。你觉得作为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角色？ 许知远：这社会不光是依靠金钱来说话的，还要依据公平正义，人文关怀，这些价值观多数应该是由知识分子来提供。我们社会在慢慢失去自我怀疑的品质，什么是应该怀疑的，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提供的东西。 其实最重要的是观察能力，跟你去什么地关系不大。因为你得观察，如果没有这种观察能力，你去所有地方都视而不见，它们都是一样的。我是去过一些国家，我在屋里坐着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变化。你从墙上挂的矛，各个时代的照片就能看到。再比如你看这个地方的灯笼是什么年代的，体现怎样的审美象征，你看所有的事物都能够看出它们背后的某种关联。这是自我训练的结果，这跟我去哪儿没有关系，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一个旅行者。我现在探寻的还是关系，人和时代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要探讨人性，这是任何社会的一个基础。我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我内心有感觉和想法，会表达出来，这就是我的定位。 记 者：你能否为我们推荐一两本好书？ 许知远：让别人推荐书是瞎扯，每个人都应该找自己的方法。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单一？老是用别人的思维取代自己的思维，所以就会特别一致。老是想从他人那儿找捷径，哪儿有那么多捷径？要是有捷径的话这个捷径也是被别人替换的，我给你一本书你看你觉得对，他给你一本你也觉得对，那你就什么也不是了。你可以知道我是什么意见，但是它只是你了解的一部分，你要学会自己去判断。 采访手记： 去采访许知远之前，我一直在试图探寻他这名字的来历，《吕氏春秋•察今》中有句“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然而当我把这段话拿给他看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也太矫情了吧！” 与许知远的再一次见面几易地点，最终还是定在了他自己的书店——单向街图书馆。走过十米长廊的篱笆栅栏、碎石子路，在浓荫密布下左转右拐，还在迷糊和疑惑间，单向街便赫然出现在眼前了。 书店由画廊改成，有一种强烈的怀旧姿态。因为和大多数的书店里不同，摆放在显眼的位置的，不是畅销书，而是一些已经很难买到的老书。许知远就坐在狭长的书店一角，赶着写稿子。披肩的卷发，白色衬衣，破旧的仔裤，键盘劈啪作响。再加上一副黑框眼镜，标准的许氏装扮。书店的员工们都会喊他老许，我看他答应的很高兴，便也这样叫他。 老许并不是一个很善于与人交流的人，浑身散发着疏离的气息，骨子里作为读书人的骄傲毫不掩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一个会自来熟的人。开始的寒暄与客套会让他有些局促。他开始摆弄手里的一些材料，把不安都写在脸上。从某种角度说，老许决然没有与年龄相衬的虚伪，甚至还充满着童真。他会率直地指出你的所有问题，不留情面。老许的声音也是清晰而有穿透力的，透过眼镜折射出来的，是专注着不停考量的眼神。这就是老许，有一种真实的犀利。这许多年在新闻界的历练，并没有让他变得丝毫圆滑。良知和独立的表达永远是他的坚持。 我和他的缘起是三年前，他曾经上过我的几堂法语课。因此他会半开玩笑似地对我说，你若不是我的老师，我才不会见你。

采写/孟庆伟 仲伟宁 张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