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和声音落到几张脸上，这几张脸就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超越电视栏目和新闻本身的符号。人们把《新闻联播》的播音员称为“国脸”，康辉就是这样一张“国脸”。 你就是一根萝卜，把你放在《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你也许就会成为最容易被议论的萝卜。 “《新闻联播》终于换主持人了！”2006年6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换脸”后，网民如此评论。当晚7时，两位年轻的播音员——34岁的康辉和28岁的李梓萌在《新闻联播》中惊鸿一现。“康李配”是这档世界上收视人数最多的电视新闻节目17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新面孔，也是当时最年轻的一对拍档。 在2006年的惊鸿一瞥后，2007年12月，康辉与另外三位年轻主播一起正式加盟《新闻联播》。采访是在中央电视台旁边的一家幽静的茶馆里进行的。认识康辉的人都说，他是个非常守时的人，大事小事从不迟到。果然，这一天，他如期而至。 记者：网上有一种声音或者是一种期待，希望你给《新闻联播》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希望你能成为中国的主播，你怎么看大家这种意见？ 康辉：《新闻联播》这个节目太特殊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它变成了一个人们从中洞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政策、人事变动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个窗口，无形当中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风向标。一旦它有一点变化，人们都会从各种角度去解读，有时候的解读让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很可笑。从另一方面讲，你也就越发觉得它的重要和特殊。 大家可能感觉《新闻联播》30多年来的节目形态、定位、运作流程以及影响力，制约了主持人，使其在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余地。你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准确无误的、分寸得当的把所有让你传达的信息传达到位。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播音中每一句话你到底要怎么拿捏，掌握什么分寸，有的时候是很难把握的。 我知道不少人，包括我们的一些领导、观众和电视台的同行，都会有意无意地看轻从事新闻播音的人，他们觉得你们就是念稿子的。但实际上让你坐在这个地方来试一下、干一下这个工作，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现在我们在很多场合呼吁要给这个工作更多理解。就拿西藏的这个事来说，一条有关西藏的新闻你到底以什么口气播报，甚至可能你脸上一些细微的表情，别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果刚开始你过于横眉立目，剑拔弩张，别人可能就会分析，要干吗呀，中央是不是要有什么严厉的措施呀；如果你过于平和，别人又会说你看都闹成这样了，中央的态度还这么软弱。其实这些都是外界揣测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握一个适度的、准确的口气和表情来播报。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新闻联播》可以说这是一个好做的节目，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节目。我知道大家都在想，《新闻联播》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现在上来几个新人，能不能给《新闻联播》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首先就是把前辈建立的节目风格传承下来，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目要改，也不是说换几个主持人就能改的。 记者：在工作十几年之后第一次上《新闻联播》这么重要的节目紧张吗？ 康辉：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毕竟是那么特殊重要的一个节目。但那种纯粹因为业务本身，产生的手足无措的紧张，我没有，毕竟工作了这么多年嘛。这个机会幸好是在我工作了十几年之后才出现的，要是刚工作，20多岁的时候，突然让你上“联播”，可能会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这种关注，突然间大家对你的重视，会让一个人一下子把握不好自己，你会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所以我觉得在我工作十几年，人过35岁以后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还是挺好的，毕竟人更成熟了以后，对社会、对工作、对人际都能把握得更好一些。 记者：你对自己现在在《新闻联播》中的状态满意吗？ 康辉：肯定还要继续努力，像我之前提到的《新闻联播》中特别强调的播报分寸的把握，是一个需要反复体会、拿捏的过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份上，和那些前辈比，像罗京老师他们往那儿一坐，即使不说话，大家也觉得他是有分量的，可信的，有权威性的，这种感觉我还需要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如果现在纯粹从播音的准确、清楚看，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更多的还是无形的东西，需要锤炼。 现在我最严格、最挑剔的观众应该是我爱人，因为她也是学这专业的，比如说她有的时候会说你的状态是不是应该再积极一点，另外，她也会说今天你某一条新闻播的时候在语速上、节奏上还应该再调整等等。反正我的节目她有时间都看，每次都提点意见。 某种程度上我对工作的认真，就是不想让自己在观众面前出洋相。 1993年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后，康辉进入CCTV新闻中心，服务至今。新闻播音是一个紧张然而又单调的工作，比起更容易大红大紫的综艺、娱乐主持人，选择坚守在播音台上确实需要耐力。康辉没有去尝试主持其他节目，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做一件事就要踏踏实实的做好。 在十几年的新闻工作中，康辉历任CCTV《晚间新闻报道》、《新闻早八点》等栏目主播、新版《东方时空》、《午夜国际观察》、《世界周刊》主持人。目前担任《新闻联播》播音员。而说起他的职业生涯，康辉认为从1997年开始是一个全新的变化，从那一年开始，他参与主持CCTV多次大型新闻直播报道。 记者：在电视圈和学者圈里，有很多人认为你是中央台做大型直播节目的演播室总串做得最好的男主持人，你能回忆一下第一次做大型直播的情景吗？ 康辉：做的最好，那真不敢当。不过我确实是接触中央台大型直播类节目最早的主持人之一。 我第一次做大型直播是在香港回归前，1997年3月，那个节目叫《天象奇观——日全食与彗星同现》，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做现在所谓的大型直播，即有一个总演播室，主持人带嘉宾控制各个记者站的报道点。我想当时我们台领导也想用这个节目给7月份的香港回归做一个预演，让大家适应一下这种节目形式。我也觉得特别有幸能够做中央台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直播节目的主持人，而且当时是个无名小卒，刚工作了三年，台里可能也考虑到，如果让一个比较知名的主持人来做，万一有什么问题，大家的反应会更强烈一些。 整个过程挺顺利的，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从那档节目中我开始学习除了新闻播报以外的东西了，我发觉在直播状态中，再也没有人能把你伺候得那么好，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然后你只要把内容准确说出来就可以了。你自己必须要准备些东西，包括要学会和嘉宾沟通。我们做主播，以前很少接触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看到的都是最后成文的东西。从那个节目之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注意与人沟通挖掘出新闻背后更深层次的故事。 记者：和你合作过的人都说你是个对待工作特别认真的人，每次直播，无论大小，案头工作做的都很细。 康辉：说实话，我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怕自己在工作中出洋相。尤其那种大型的直播节目，你不能指望编导给你准备所有的文稿或者临时告诉你要说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你必须自己有所准备。 更何况我在这类事情上吃过亏。2001年的时候我们做上海APEC会议的直播，当时可能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到那种驾轻就熟的阶段了，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我印象特别深，那是第一场直播，APEC外长的记者招待会。按计划，我们的节目提前半小时开窗口，我在演播室做一个简单的铺垫，把会的内容和背景介绍一下，然后再切到记者会的现场，结束后再做一个简单的收尾。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简单、很程序化的步骤。但那次谁也没想到记者会开始的时间无限期地往后推，当时谁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往前方打电话，前方说不知道外长们的会议什么时候结束，问谁谁都不知道，整个记者会的直播现场就在那空着，一切都未知。我们偏偏就没有做任何填充时间的准备，像现在我们都知道会多做些垫片，会请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演播室以防万一，可那次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简单的操作，什么准备都没有。 前方不可能备播，后方只有交给演播室，这是我必须承担下来的职责，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说，不停地说下去，最可怕的是不知道到底要说多长时间才能把这段时间撑过去。当时又是第一场会议，会刚开始，什么有关APEC更新的话题都没有。幸好我之前到上海去感受了一下会前的气氛。于是我开始介绍上海人民筹备APEC会议多么的热情，上海做好了怎样的准备等等。这些东西说多了会很水，可当时最敏感的9•11反恐话题尽管一定是会议上的焦点之一，但我们没有接到相关口径之前不能随意评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只知道我不能停。可能编导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把原来放过的一个有关上海的片子又播了一遍缓了几分钟，这几分钟简直是救命。好在这个片子快放完的时候，那边说现场差不多了。 后来我把这个直播带子调出来跑了一遍，我一个人在那儿“嘚嘚的”说了有20分钟。真的，如果他们再不开始，我已经决定冒险地谈9•11了。就是因为我吃过这种亏，所以后来即使是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我还是自己会找些东西做准备。某种程度上我对工作的认真，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不想让自己出洋相。 记者：我们回到一个最初的时间，你当年广播学院毕业的时候成绩排全系第二，那时候你肯定有很多选择，为什么想到电视台去呢？ 康辉：人多少会有些虚荣心，当时大家都觉得，你要到了电视台，尤其是你要能到中央电视台这种地方，肯定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且当时真的能来，你也会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所以当时没考虑过别的地方，一门心思就奔中央台。我们那时候，电台不像现在这么火，没有什么交通台等这些优秀的专业化频道。所以从同学们的毕业意向来看，电视台尤其是中央电视台还是最佳选择。 我毕业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留校。老师们都认为我肯定能当个好老师，所以系里一定让我留校，班主任、系主任只要一见到我就跟我谈留校的事，弄得我直躲着他们。我当时不想在学校里，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专业应该有实践才更有发展，另外我对自己也有一个判断，我不一定能当一个很好的老师，面对学生，我可能知道他的问题所在，但是我不能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你要说挑毛病谁都会，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这个学生更好的进步，这才是一个老师需要做的，我觉得我在这点上很欠缺。所以现在想来，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工作久了人会变的很浮躁，我来北大就是想让自己保留点学生气 电影频道“流金岁月”节目主持人潘奕霖是康辉大学时同宿舍的同学，他曾经这样回忆这个睡在下铺的兄弟：“入学时康辉身上有一个光环，他是全班高考文化分最高的。很快他被安排为班长，一年后他强烈要求辞职，最后做了学习委员一直到毕业。最后四年的总成绩他排名第二，他惋惜说是军事理论课的那一次考试没重视，不然应当是个完美落幕，这话我相信。” 熟悉康辉的人都说，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好孩子”，虽然离开学校十年有余，但康辉的形象依旧保持着一股学生时代的朝气与清新。2001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康辉得以在工作了8年后，又重新回到校园。 记者：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回归校园去北大上学？ 康辉：当时就觉得工作这么多年，自己有必要系统地补充一些什么。那时候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刚刚成立，而北大的新闻学教育历史悠久，人大新闻系当年就是从北大分出去的，所以争取到这么个机会到北大新闻传播学院读硕士学位。当时我的导师是徐泓老师，她的课我一节都没逃过，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位好老师，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非常好。 记者：你原来在广院上本科的时候是大家公认的好学生，你觉得你在北大呢，算个好学生吗？ 康辉：好学生的标准有很多，现在每门功课成绩好已经不是评判一个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尤其在北大恐怕最不缺少这样的学生。我只能说，我是老师可能会喜欢的那种比较踏实的学生。实际上，出来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我身上存在的问题就是学生气太重，感觉还是不够成熟。当然好的方面就是经历了很多，但人还没变得过于复杂，还有纯粹的东西在心里面。可不好的方面就是有时候看事情会比较简单，这对于新闻工作来讲会是某种欠缺。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你就必须要接受更多的社会历练，成为一个“老油条”。我是希望在把自己弄成一个“老油条”的同时，还能保留一点单纯的学生气，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记者：你觉得你在北大上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康辉：谈到北大，即使不曾走进北大，我能马上想到的就是自由和包容，这一点是这所学府百年秉承下来的最优秀的传统，无论是学生的思想发展，还是教师在学术上的引导，都体现了这一传统。这里不是培养充满匠气的读书机器的地方，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的思想能够自由地交流，自由地碰撞，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我个人认为这是这所学校最可宝贵的品质。我们班是一个研修班，同学们都是在传媒行业一线做的很出色的，我们在交流中互相学到很多。而且在北大，学院组织的讲座和活动很多，学术气氛很好。能在走出校园那么多年后，再回到校园，感觉真的不一样。 从现在开始，学习从工作之外去享受生活的乐趣 康辉认为自己是一个外表平和，内心火热的人。他希望自己这种性格能在传达新闻的时候让观众感受到质朴、真实、可信，感受到他心中的热情。 生活中的康辉有一个从学生时代延续下来的最大爱好—电影，他觉得与电视相比电影更艺术，更像是一个梦，而电视就是最真实的生活，他喜欢那种梦幻的感觉。 记者：工作之外除了喜欢电影还做点什么呢？ 康辉：我这个人业余生活是属于那种比较闷的，大部分时间会躲在家里。我有两只可爱的猫孩子，它们也让我体会到更多生活的乐趣。我没养它们之前，根本不知道动物表达情感的手段会那么多，表情、眼神、肢体语言，虽然它们不会说话，可我与它们完全没有交流的障碍。 和它们的共同生活让我知道了人与人有奇妙的缘分，人与动物同样如此。 我喜欢旅游，以前工作不忙的时候经常出去。我觉得旅行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一来长见识，二来可以让你暂时忘记当下的烦恼、工作中的不愉快和压力。我每次出去之前准备行装的时候都特别兴奋，那种感觉就像是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前的感觉一样，对未知充满期待和憧憬。但是要回来的前两天又会特别沮丧，一想到又要回来进入惯常的轨道，就会失落一下。对我来说，旅游现在真的变成奢侈品了，已经两年没有休过假。我想如果有一天工作时间可以归自己安排和支配了，我每年都要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处逛逛，想一想都觉得很幸福。 记者：我们问了一些你身边的人，我们发现老师、同学、同事眼中的康辉一样，也有不一样，老师给你的评价是很乖，是个好学生而且特别孝顺；同学们说你学习特好，上学的时候从来不旷课；同事说你很完美，穿衣服讲究品味，你的衣柜打开以后永远像橱窗一样整齐。我们很想知道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 康辉：我确实是总想追求完美，总想做到至少自己认为最好。但是完美这个事情，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评价总比别人对我的评价来得低。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原来人家可能会说康辉你成绩不错，我就觉得这没什么，我可能更羡慕那些体育特好的人，或者那些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人，我总觉得成绩好没有什么特实际的意义。但是一到考试，我又觉得不能让别人觉得你太差，所以又会特别在意成绩，很矛盾。 一直以来我都是这种状态，包括现在在工作中督促自己。这么多年，我们这种工作性质，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时间长了肯定有一种特别懈怠的感觉。表面看你每天接触的都是新闻，内容都不一样，但实际上你的工作程序甚至是工作时间都是固定的，日复一日，运行着同一个程序，我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疲了。怎么办呢？你还在做着这个工作，你还没有做别的选择，那么我就得觉得必须要坚持。从自己的角度来说，至少要做到符合自己的底线。不能说我今天不高兴、不舒服就掉到这个底线之下了，这是一个很业余的做法。 记者：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期间你苛求自己吗？还是你有什么方法排解？ 康辉：太累的时候我会争取休假，这样我可以在短时间内，不用考虑工作也不用考虑乱七八糟的事，通过这种方式暂时地排解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干。如果我这段时间没法休息，工作紧张，那我只能努力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道德、职业水准的问题。 记者：听说你在北大上学期间，曾经跟老师和同学们谈起过你说要从现在开始学习从工作之外去享受生活的乐趣。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说？现在离你说这话已经过去两三年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康辉：说老实话，单从兴趣来讲，新闻并非我最有兴趣做的一件事情。做新闻需要你建立很多的社会关系，需要多和人沟通，这样你才能掌握更丰富的信息。可我这个人从本质上讲不是很擅于与人沟通。比如我们有些同事，大家在一起吃饭、玩，他们会天然地成为一个谈话中心，其他的人都是听众。一般这种情况下我都是那个坐在旁边听的，我很少会成为这个中心。可我的工作又要求要做一个沟通中的主导和桥梁。是不是很矛盾？但我必须把工作中的自己和生活中的自己区别开来，特别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我更不可能有什么退路。 如果纯从兴趣上来讲，我自然最想做一件与电影相关的工作。不过我也想，可能是隔着层东西在看，总觉得那个好，如果真的把感兴趣的事情变成工作，也许又会觉得完全享受不到什么乐趣了。几年前我在课堂上说那句话的时候，同学们比较诧异，他们觉得你在电视台工作，天天出头露脸的怎么还没乐趣呢？我当时可能也正处在一个工作的疲惫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前面怎么继续往下走的阶段。 记者：现在你心态跟当时不一样了？ 康辉：有了一些改变吧。我刚才说了我还在做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别的选择，那么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得相对好一点，让自己满意一些。现在我也开始慢慢学习从工作中找到乐趣，因为你皱着眉头也是做，高高兴兴也是做。我曾经有2年多的时间做早晨的节目，很辛苦，每天凌晨4点钟就得起来。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会想，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做的这个节目有人看吗？ 但现在回头来看，那段时间从业务上来讲反而是我工作以来自由度最大的时期，因为早晨的节目没有那么多人去挑剔，而且领导想在早晨节目中有更多新的尝试。所以我有更多的主导性和自主权，在新闻的编排等好多方面都可以提出意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对主播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我能适应并始终走在前面，其实回头看和当初的那些辛苦都分不开。所以说，你改变不了工作，那么就改变自己的心态去适应工作。况且当你用心投入了以后，一定会有回报，那个时候，就是享受乐趣的时候了。 记者：你干了这么多年新闻主播了，你对这个称谓的理解是什么呢？ 康辉：我的感受是：一个好的主播，首先应该被大多数公众认可，有社会公信力、诚恳、可信，不光提供信息，而且通过他的工作能对社会进步有推动。这是比较理想的境界，也是我努力的目标。 记者：如果再过十几年，康辉已经50岁了，你希望自己那时是一个什么生活状态？ 康辉：如果我那时还在做这个工作，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好的主播之一吧，我说的这个“好”不光是靠混资历，靠工作年头，我希望能得到广大观众真正的认可。如果那时我选择了做其他的工作，我希望我能从中获得更多新的乐趣。最理想的就是，那个时候，世界和平，所有我爱的人与爱我的人都健康、快乐，有足够的钱与闲，去云游四海。 采访手记： 如果你用Google搜索“康辉新闻联播”，会得到716,000个搜索结果。如果你参与过2007年底央视国际网络票选征求对《新闻联播》四位新主播的意见，你肯定知道康辉以近12万的选票，超越郭志坚、海霞、李梓萌，名列榜首。 采访之前，我们都觉得康辉是命运的宠儿，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中央电视台，一直主持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后来幸运地成为大型直播节目的主持，现在又成了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新闻联播》的男主播。对于这样的想法，康辉觉得这是典型的“围城”心态，他坦言自己“真正享受工作乐趣的时候很少”。 从1993年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走到现在，康辉已经在主播台上座了15年了。在这15年间，他一直以来的生活轨迹就是录影棚、化妆间、家，三点一线。长期颠倒时差、工作枯燥单调、直播精神压力大、没有节假日等等，都是他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付出。但康辉始终认为，比起他得到的认可和关注，这些付出实在微不足道。 从《晚间新闻报道》到《东方时空》，从《世界周刊》到《新闻联播》，虽然栏目换了，风格变了，但康辉一直有大批忠实的观众的拥趸。工作中勤勤勉勉、踏踏实实；生活中严谨有序、厌恶虚于应付的社交和媚俗，一如他朴实庄重而充满朝气的性格。 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后，康辉很礼貌的一一与我们合影。第二天发邮件给他，希望他能提供几张不同时期的照片。隔天后，我们收到康辉三封邮件，除了照片外，还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很抱歉，我昨天没有查邮箱，今天才看到来信。希望没有耽误你们事。附件中是我的几张照片，你们挑着用吧。有需要再联系。” 这段时间，中国发生的大事很多，康辉也都参与其中。“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康辉连续坐镇直播24个小时，在节目中他甚至几次哽咽说不出话来，有些人觉得他在做秀，但又有谁知道，此时正是他父亲三周年的忌日。在地震发生一个月后，康辉在他自己的博客中这样解释了为何如此动容：“三年前父亲辞世，我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如锥刺骨般的心痛。2008年5月12日，这种痛再度袭来，尽管那些逝去的人并非我的至亲，但却让我更懂得了什么叫骨肉相连。” 骨肉相连——我想这也是康辉与支持他的观众，和他所从事的播音主持工作之间关系的最好注脚。

采写/尤宁 张荣 刘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