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南方周末》头版新年致辞：“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 这篇被誉为《南方周末》史上最好的新年致辞，激起了很多人纯真的新闻理想，也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字：沈颢。 诗人有种温暖的孤独感 记者：北大中文系是你当年高考的第一志愿吗？如果是，为什么选择中文？如果不是，那当时原本的志愿是什么？ 沈颢：应该是的。只是当时不知道中国语言文学系其实就是中文系，到学校时四处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牌子，但一直没找到。有想过读新闻系，但北大当时没有。 记者：当时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职业选择有什么初步的规划吗？想过作新闻吗？ 沈颢：没什么太多的规划，希望是比较自由的职业，依稀想过做新闻，但也想过毕业后去编字典什么的。 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人给人的感觉总是很理想主义的，你当年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沈颢：大学生活，先涨潮，再退潮，然后再等着涨潮。不喜欢的课也不太去上。会到处去听一些感兴趣的课，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记者：当时毕业要修多少学分？课业负担重吗？考试多还是论文多？你的成绩怎么样？ 沈颢：我好像都忘了。和所有同学一样，我们毕业了。 记者：你在学校期间担任了五四诗社的社长，现在，还有很多人说，你是北大90年代初的一位“重要的校园诗人”。你的作品是什么风格的？当时诗社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沈颢：我没参加过诗社，但有时候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去听别人的朗诵，觉得这种表达自我的方式非常特别，而且非常简练。 记者：“诗人”的生活状态在你身上持续了多久，还是说，现在仍然还在？你觉得那一段日子对你日后的生活、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沈颢：思想求本质，表达要独特。这可能就是对后来媒体工作的影响。诗人有时候会不自觉地保存一点孤独感，不是冷的那种，而是温暖的那类，温暖的孤独感，是其他人很难有的一种感觉。 记者：当时课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夜晚卧谈话题主要是什么？ 沈颢：看书，听音乐，运动，约会，闲逛，聚会。谈话的主题，都和青春有关。 传媒是一个有可能让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行业 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沈颢进入《南方周末》，成了一名普通记者。1999年，接手《城市画报》并出任执行副主编，成功做出了一份深受市民喜爱的主打城市生活的资讯类画报。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个细腻而又饱含理想主义的文人。 记者：当时去《南方周末》，是工作分配还是自主择业？选择做新闻是实现理想还是现实使然？如果不做新闻，你会选择什么职业？ 沈颢：南方报业来北大招人，我去应聘。选择做新闻，刚开始七分现实，三分理想，现在反而七分理想，三分现实。如果不做新闻，以前也假设过很多种可能，现在想起来反而模糊了。 记者：能跟我们谈谈你工作之初的情况吗？ 沈颢：做新闻的人，需要有好奇心。工作之初，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让我能够比较顺利地适应工作状态。当时的南方周末是一份偏娱乐休闲的报纸，但基因里有对社会的关注与批判精神。 记者：你身上所流露出来的“铁肩担道义”的新闻理想，是从工作之初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吗？ 沈颢：我认为它确实是中国特色的新闻核心理想之一，我希望自己一直能有这样的精神，但也自觉能力有限。 记者：《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应该是中国新闻界一篇标杆性的文章，能介绍一下当时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吗？ 沈颢：这是一个小组合作写出的一篇文章，反映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一代《南方周末》新闻人的理想与精神。1998年底，我在负责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一直想着应该在头版发一篇新年献辞，但没想好写什么。其间我让我的领导，当时南方周末的主编江艺平老师写了一篇，但文章出来后我俩都觉得更适合当成主编寄语，然后我就把文章做了个标题“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发到其他版面了。 等到报纸其它版面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想起来应该写什么了，我希望把从左方主编开始形成的南方周末的传统精神，再加上年轻一代对新闻理想的追求，综合起来做一个完整的阐述。因为当时时间紧，我想好标题后，与同事张平聊了一下想法，让他执笔。他写完后，江艺平老师和我都觉得还需要修改，要既有激情又有理性，我当时又改了一稿，但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就对江艺平老师说，如果想不出更好的，就准备放弃。晚上回到家里，半夜里起来，凭记忆又重新写了一稿。第二天早上给江艺平老师和钱钢老师看，他们都觉得十分满意了。 记者：《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觉得你是一个细腻而又理想主义的人；可是作为报社的主编，又应当是一个铁腕而又现实的人，你怎么评价自己呢？更偏理想还是更偏现实？ 沈颢：我觉得传媒领域是唯一有可能让两者结合起来的。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当然对个人来说，既要照顾现实，又要与同事合作追求新闻精神，有时确实觉得有点分裂，甚至左右为难，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过来了，大概一方面比较坚持，另一方面合作者都非常支持。 记者：1990年代初对南方报业集团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当时你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比如报道环境、同业竞争、主要新闻理念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沈颢：压力很大。因为新闻基础很弱，人才缺乏，理念偏旧，说实话和北京这种人才济济眼界宽阔的情况根本没法比。但好在南方报业有非常开放的精神，年轻一代得以充分发挥，一方面从大学挑选优秀毕业生，另一方面大量从全国各地引进既有理想又有新闻实践的人才，所以推进速度非常快，形成今天向全国输出人才的局面。 我没有类型倾向，只是愿意做有脑子的媒体 2000年，沈颢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并出任报社主编，创刊一年实现盈利。 记者：当时南方报业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为什么选择由你这样一位没有经济学背景的新闻人来接手这一重担呢？ 沈颢：南方报业本来的规划中没有一份经济类报纸。1999年底的时候，我做了一份经济类报纸的方案给了集团的领导李孟昱社长，李社长很喜欢那个方案。那时候集团高层要在惠州开业务讨论会，本来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但社长特地把我叫去了，我在会上详细讲了自己的想法。 当时自己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离开《南方周末》时就一直在考虑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引起共鸣。结果李社长力挺，社委会成员基本都表态支持，当时就居然初步通过了，要求我开始物色人员、刊号、资金。当时我还在《城市画报》工作，我的集团分管领导是罗裕潮社委，他不仅支持，而且后来还帮忙解决了刊号问题。团队方面，后来我找了之前一起工作过的《南方周末》的三位同事，当时《南方周末》的集团分管领导江艺平社委非常支持。这个过程进展顺利，超出我原来的想象，应该说南方报业给了中国财经类媒体一个崭新的机会。 记者：《21世纪经济报道》成立之初，与市场上当时其他几家财经平面媒体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沈颢：当时有《中国经营报》、三大证券报，还有传统的《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等。但我们觉得都够不上真正的市场化，对即将到来的财经新闻的井喷式需求以及主流化趋势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我们就乘虚而入了。后来就有大量的财经类媒体跟进，更强化了这种方向。 记者：《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创造了一个奇迹——成立第二年就盈利。你觉得这其中最主要的推力是什么？而你作为一个“文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一个心理上的“转型”呢？ 沈颢：最重要的是顺应时代潮流，如果有可能，要走得比别人稍快一步，这样，就会及时地得到“进步溢价”。至于个人心理转型，其实也说不上，作为一个媒体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记者：财经新闻和时政新闻的报道环境相比，有人说更宽松一些，有人说约束条件更多一些，你怎么看？你更愿意做财经记者还是时政记者？你更愿意做财经报纸的主编还是时政类新闻报纸的主编？ 沈颢：放长时间看，其实都差不多，不同的新闻种类最核心的区别是视角的不同，同一个题材通过不同的视角都可以写出精彩而专业的报道，只是有时候有些题材天然地偏向于某种类型。当然处在中国这样的环境，财经新闻表面上显得更宽松一些，那是因为大家对这两类新闻的认识水准不够平衡。说到个人的偏好，我没有类型倾向，只是愿意做“有脑子的媒体”。 记者：《21世纪经济报道》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会进一步缩短发行周期或者扩版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拓宽发展渠道的途径？ 沈颢：让《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更专业更权威更有影响力，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也是一直在考虑的事情。我们会尝试采用更多的方法。 记者：2003年初开始，《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推广“企业公民”的概念，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沈颢：一直在跟商业机构打交道，最直接的感受是中国的企业发展很快，但缺乏系统的商业伦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没处理好，所以才会产生很多怪现象。提出并研究“企业公民”这样一种价值观，是我们试图寻找答案的一次努力。我个人也非常愿意推动它。 记者：你对即将从事新闻工作的北大的学弟学妹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沈颢：做几年新闻，不仅能让自己得到某种思想的释放，更是认识社会的最迅速最直接的方式。无论你最终做什么，新闻行业的经历能让你在未来跑得更快、更自由。

采写/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