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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学人之吕植:行于人与自然间
发布日期:2006-09-24点击数:
引言: 她,北大保护生物学的学科带头人, 长期从事着对生态系统的监测保护和研究工作; 她,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熊猫专家, 始终致力于支持和提高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有效性; 她,保护国际(CI)的中国项目代表, 正在用创新的思路和手段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她,行走在中国自然保护的最前沿, 用文章和同样出色的摄影作品展现自己关于自然保护的思考 …… 楔子: 她是我最好的榜样。对环保的热情无人能及!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在学习上要求我们诚实,生活上也对我很关心。得师若此,幸甚至哉! ——刘芳,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05级博士生 很敬佩她的多面才能。能在秦岭山中做十来年的野外研究,又能到美国国立卫生院做遗传多样性的试验分析。能在校园里担任教职,又能主持一个NGO,协调错综复杂的关系,开展保护工作。 ——刘炎林,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05级博士生 她是我见过的最果断坚决的少数几个女人之一。她非常非常的繁忙,日程表上面有数不清楚的事情要做要安排,往往都没有什么私人的时间。前一阵子和夏勒博士去动物园作讲座的时候,动物园的人还在议论说她十年前和潘文石教授一起来的时候,还是一副小姑娘的样子,羞怯,不怎么说话,完全一副学生的模样,但是十年之后,她是一个坚定果断的老板,作决策非常快,也很准确,干练。 ——王放,北大生命科学学院01级本科生,曾任北京大学绿色生命协会负责人 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女儿平平安安。 ——妈妈 治学格言: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人在做选择的时候是要考虑利弊,但是我觉得要把利弊放在第二步来考虑,首先你要考虑自己的兴趣所在,真的喜欢了以后,你再来分析利弊,但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了。如果事先就把这种外界的比较社会化的利弊标准放在天平上来衡量可能就做不了这个决定。 燕园求学:追随我心的选择 问:这次您获得了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而此前您获得过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有没有哪个奖对您意义特别重大或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奖都只是奖励你当时做的事,是一时的。奖颁完了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没有什么特别深远的意义。上小学的时候被评为三好学生之类的。我在兰州时因为参加过体校训练,得过全市乒乓球第二名,只是现在因为关节炎没法再打了。大学时还得过北京市高校武术传统拳冠军。 问:您16岁时第一次远离父母从兰州来到北大独立生活。当时的北大留给了您什么样的印象? 吕: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地方比我原来那个地方大得多,然后同学都比我聪明。到北大时是晚上,有人把我带到36楼宿舍,8个人一屋,特别挤。稀里糊涂住下了,第二天就开始张罗着买饭盆脸盆等东西。所有同学都陆续来了,我当时觉得有点胆怯,反正人家问什么我就说什么,人家要不问,我也不去主动说话,就在旁边听着。她们都特兴奋,叽叽喳喳说这说那。而且我觉得她们好像什么都知道,一开始就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而我就觉得很茫然,去买饭盆脸盆时心里觉得有点别扭,心说这些东西还得自己去买。 问: 您最喜欢北大什么? 吕:觉得北大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也因为它五花八门的人都有,所以有点见怪不怪,什么人说什么怪话也不会太奇怪,所以不是铁板一块。我后来接触过清华等其他学校的那种气氛,觉得这种气氛还确实是不一样。身在其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换一个地方你会发现真的很难有这样的地方。北大比较宽容,比较容忍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行为,比较见怪不怪,比较大气。 问:您在北大上学多年,有什么印象较深或者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事情? 吕:入学之后我发现这个学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玩。我当时报生物系的时候是觉得生物学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因为我之前看了好多讲这些生物学家的书和电视剧之类的。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从国外引进一套电视连续剧《达尔文》。虽然小孩子并不懂得此事的意义,却本能地觉得它很有意思。这位进化论创始者的环球航行经历给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埋下了一颗种子。当时我还从学校图书馆专门借了他的《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看。从此我对这个领域产生了一个幻想。再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珍妮?古道尔《黑猩猩在呼唤》节选连载,了解她在丛林里面孤身一人研究动物,然后发现很多新奇的事情这样一些事情。我当时觉得生物可能就是干这个的。可来北大后却发现生物系根本不学这个,也没有这专业,当时觉得一下就傻了,觉心想这下怎么办啊?没办法这学也上了啊,那就跟着大家走吧,于是跟着当时同宿舍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报了生化专业。但是我始终不是特别能进得去,一直比较迷茫。 不过那个时候觉得好的一点就是有很多很好的老师。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很多过去留洋的老先生们来上课。所以还是很幸运地接触了一些真正反映北大质量的一些教授。这些老教授们对这些学科特别精通,他们知道这些学科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们不是照着书上讲,而是发自内心地说,他们自己的东西都在肚子里。再一个就老先生人品都非常好。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陈阅增的先生,他一直当生物系的系主任,我们来的时候好像已经退了。他人非常诚恳,心思挺单纯的,有时候显得有点知识分子的那种谨慎,但是心地绝对是正派的,而且非常谦虚。他当时教我们《普通生物学》。在院里最得意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大一学《普通生物学》时,暑假在青岛海边有一个野外实习。还有就是大二暑假的时候,跟着潘文石老师他们出去实习。那时候我就想转专业,但是在当时转专业没有现在这么自由,而且现在也不分专业了。 问:我们都知道您在研究生阶段跟随潘文石教授改学保护生物学。其实现在很多学生入校后总觉得现在的专业不大适合自己,于是想着要换专业,甚至到了博士生阶段还有想换专业的。您对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吕: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确实非常重要。你找到了你会知道的,你要老是不满意那可能确实是没有找到。我自己找到以后我同学就说我好像一下就静下来了,不再那么烦躁了。对个人来讲,这个感觉还是会有一个质的变化的。我觉得人一辈子也很不容易,你如果总是在做自己不知道喜不喜欢的事情,那还是有点浪费,一定要找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不能把工作和自己的爱好变为一件事情。我以前的同学,他们当初也都是踌躇满志,满腔抱负的,但现在是五花八门,做生意的,当律师的,做医生的,什么都不干在家当家庭主妇的……做什么的都有。 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在确定自己喜不喜欢的时候要用自己的心去衡量,不要用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比如说我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看你一个女孩子上生物化学专业,又是那种尖端的科学,然后以后工作条件好,机会多,经费也充足……这确实是事实,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听了这些你可能就不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可能一辈子就失之交臂,因为这种机会不是天天都在的。我觉得我在此之前的所有生活都是被别人安排好的,通常都是大人说了算,老师说了算,学校说了算,国家说了算,自己说了不算。人在做选择的时候是要考虑利弊,但是我觉得要把利弊放在第二步来考虑,首先你要考虑自己的兴趣所在,真的喜欢了以后,你再来分析利弊,但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了。如果事先就把这种外界的比较社会化的利弊标准放在天平上来衡量可能就做不了这个决定。另外我觉得我的直觉挺好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女人还是要凭直觉,就是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但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她总是要来衡量一下。一衡量标准就变了,就乱了套了。所以,但是我觉得人怎么作决定也许是人“命中注定”,和人的性格,从小受的教育,家庭环境的影响等等都有关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喜欢一件事情才能坚持;能够坚持,你才能克服困难;克服了苦难你才能得到成功。所谓成功往往是社会对你的一种认可。但是我们个人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满意,对自己所做的工作的满意。我想这种满意实际上也是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 野外科研:追求内心的满意 问:您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对很多人而言都有一种神秘感。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平常的一天,您都会做些什么事呢? 吕:最初我做野外研究是特别单纯的比较个人化的工作,就是自己去看。每天一睁开眼就盘算着去哪条山沟去看什么动物。一般山里面天刚亮我就起床,出门前先狠狠吃一顿,然后就去爬山。因为观察动物得扛很多设备,于是就把食物免了。一般来说不用走很远的地方,因为熊猫也不会走很远,如果特别远的地方就搭运木头的车,所以我跟那边的司机都特别熟。在山上能找到什么就看什么,即使没有看到大熊猫,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动物。就算一天到晚什么也没看到,这本身也是一个结果,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环境等各种因素做记录。野外是不会让你两手空空回来的。然后大概到傍晚就回来,再狠狠吃一顿。但是饿的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我就养成了特别能挨饿的本事和贪吃的习惯,只要我面前摆着吃的,我就可以一直吃下去,不管当时肚子饱了没有。晚上就写写笔记,睡觉。 问:一年中,您平均有多少天是在野外度过的? 吕:现在说的“在野外”的性质已经不大一样了。前面10年真是扎在外面爬山看动物,那时候工作就是你必须得去爬山。而这后十年基本上就是四处开会,跟这种人说话跟那种人说话,可能每个月还会爬一次山。但是就得拼命地去找机会,特意安排。当然如果把在外面跟人聊天也算是野外工作的话, 3/5~3/4的时间大概都会在外面。 问: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已经二十年了。前十年更多的是侧重于大熊猫的保护,后十年更关注于环保的社会工作,是什么使得工作重心发生改变呢? 吕:这是很自然的一种转变。做研究的时候看到野生动物栖息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被人们干扰,就想帮它们。在帮的过程中,你就想要怎样才能帮到点子上,于是就会去了解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还不是说表面上的,比如有人在砍伐,有人在偷猎。你会进一步想为什么非要去偷猎,偷猎是违法的,而且也是个辛苦活。这个里面就有经济的问题、意识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靠自己一个人是做不了的,必须团结更多的人来一起做 。所以我目前做的是更加团队性,集体性的工作,到下面去首先要教给当地的保护单位,林业局怎么做,告诉他们对野生动物进行监测,把各方面的系统建立起来。这样力量就大多了。 当然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学术科研,只是自己亲自去做实验的时间少了些。但我还带学生,等于是在中间搭台子,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要实现一个目标,不是说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去挑最好玩的部分去做,有的时候,甚至做的是最不好玩的事情。跟人打交道实际上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怀有一个目标,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问:那当地政府和居民都接受这种理念吗? 吕:你如果问大家要不要环保,每个人都会说要。观念上大家都同意是好事,但是这个好事影响到自己头上,为了环保要牺牲收入的时候大家就很难同意了。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同样对自然环境破坏的速度也非常快,常常是还来不及全面综合考虑,破坏就发生了。很多破坏是不可挽回的,虽然有些可以做些补救,但还是和原来的东西不一样了。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我们还是看到,环境在一天天的恶化,动物在一天天的减少,这种趋势还是没有得到扭转。 问:您觉得工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吕:每个阶段不大一样。研究熊猫那个时候困难很具体,比如说我需要无线电颈圈,但不够钱买;我想要跑远路,却没有车。后来的问题是越来越尖锐,困难也越来越大,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我们做了很多保护工作,但别人想往反的方向做。你使劲,别人使更大的劲,而且这个力量还不成比例。有时候一个官员一句话就能把你几年的功夫给颠覆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如说我在王朗自然保护区做了很多年,从1995年开始到2000年,我一直是扎在那儿做,这个保护区终于变成全国最好的一个保护区。我特别自豪的就是培养了保护区的一批人,他们对保护是由衷地热爱,而且他们会做事情,特别能干。当时国家林业局将此做为一个成功的例子到处宣传。但我前两天去的时候,听说当地的一个书记想在里面筑坝修湖建房子开发旅游。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易屈服认输。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不愿放弃。他们说,我们还年轻嘛,当官的走马灯式的换,走了,大不了过五年我们从头再来。这些人的说法挺悲壮的。我听了,一方面感动,一方面也觉得特别无奈。所以我现在打算直接去找他们那个书记谈。希望这个官员仅仅是无知,因为无知,他想要打造名牌,想要打造政绩,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好。但是我也碰到过一些官员,他们什么道理都明白,词比你用得左,调子比你唱得高,但是什么事都敢干,不顾公共利益。现在保护环境最大的矛盾就是:保护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获得的利益是长远的,但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政府甚至一个急功近利的官员就能破坏掉,把工作从底下打乱。我们接触的很多是最底层的,中央的领导说的都挺好的,提的口号都挺好,但是到基层这个口号被扭曲了。 问:那这种矛盾如何解决呢? 吕:我们的做法不是简单的去抨击,光说这个现象不合理是没有用的,必须要营造一个能够让大家信服的新的东西,用好的例子来改变很多人的想法和决策者政策的制定,这样才能最终改变现状,我们的理想才能实现。我要是仅仅简简单单研究一个动物,个人会很快乐,每天就去看,看见了挺高兴的,多看了一眼,就更高兴了,这个快乐来得很容易。而现在我们快乐的标准变了,快乐就不太容易了,当然那种简单的快乐仍然是存在的,我还是经常去野外看动物,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动力。当时网上报纸上在辩论要不要敬畏自然,其中方舟子这一派人抨击现在的环保分子,取了个名字叫“伪环保分子”,他们提出来说敬畏自然是迷信,敬畏自然就是不以人为本。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根本没有矛盾。他把敬畏自然这个词曲解了。这些人肯定是没在自然里经历过的,否则不会说这种话。自然给人的震慑力是由不得自己的,你不想敬畏也不行。所以我觉得社会的复杂性就在这儿:很多人无知,很多人既无知又无畏,而还有一些人的确实是特别自私,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我们要做的不光是要让人了解,而是要改变人的价值观念从而最终改变人的行为,这是特别特别难的事情。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本来多走几步路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有时事特急就直接打车走了,我自己也总借口这么干。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在那一刹那是这么做,还是那么做,是有很多偶然因素决定的,但是价值观念确实是最根本的。 问: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和挫折,是什么使您一直特别坚定地走这条路呢? 吕: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是正确的,虽然一时半会得不到大多数的人的认可和支持。再一个就是确实还是能够看到进步。我觉得两个方面都在同时进行:一方面是急功近利单方面追求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是人的意识的提升,媒体上天天都有报道。我当初在研究熊猫的时候,那些农民,包括那些伐木工人,就特别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从城里到山沟沟来吃这个苦。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人要出名确实得吃苦。这是他们觉得符合逻辑的一个解释。那个时候觉得没办法给人家解释说我确实喜欢这个。这几年的社会认可和认知程度提高了,不会再觉得你那么另类了。当然,另一方面,我非常喜欢这件事情。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喜欢一件事情才能坚持;能够坚持,你才能克服困难;克服了苦难你才能得到成功。所谓成功往往是社会对你的一种认可。但是我们个人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满意,对自己所做的工作的满意。我想这种满意实际上也是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 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人对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呢? 吕:我想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他们就是潘文石教授和乔治?夏勒博士。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不同的启发。潘老师是一个对人本身的需求非常清楚的人。我能够有机会做这个事情跟他当时在做这个事情是很有关系的。我正好有机会能碰到他,听他讲做熊猫研究的这些东西。我的硕士和博士期间的这五六年就是他带我在野外工作。潘老师挺会讲故事的。他说话非常有感染力。而夏勒博士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心无旁鹜,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显得一根筋似的。但是正是这样,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而往往你坚持了就成功了。从事科学研究有特殊的要求,比如专心。曾经有人说过,天才和庸才的差别,就在于天才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比别人长一点。 问: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年。除了与潘教授、夏勒博士的合作,您也与珍妮?古道尔等杰出女性打过交道。您觉得女性在自然保护工作中有哪些困难和优势呢? 吕:的确在科学领域里面,我们看到男性要远远多于女性。这是为什么?我想起来在耶鲁教书的那一年,和很多女教授探讨了这个问题,有位女教授说,那是因为他们家里有人照顾啊!我们女科学家要像他们那样心无旁鹜的话,我们家里也得有一个“老婆”才行。我想这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在社会里面承担的特定角色。而做科学家这个角色,社会普遍认为好像是一个额外的事情,这不是不是女性做的工作。 我决定从事野外的生态学研究工作时,很多人都不是很赞成。而且在这二十年中不断有人问做这项工作,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来说,是不是要克服很多困难。每次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答不出来。因为在做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去想自己是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作为一个女性,实际上我在野外的时候有很多便宜可以占,比如总是有人抢着背我的包,总是有人照顾我……另外,我想作为女性研究野生动物、自然保护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有其特别的长处的。观察野生动物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又要有很强的观察力,而且要比较细心才能看到很多现象变化,要对环境的变化、动物的变化很敏感,我觉得女性在这些方面都有些长处。 所以我们社会也许应该在女性选择职业这方面多有一些宽容,多有一些多样化、能包容的心。当然我们现在也欣喜地看到社会对各种各样多元化的现象容忍也越来越多了。 因为得把他们带到野外去教,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不像蘑菇,放到实验室它就自己长起来了。我觉得老师还是应该花心血,认真去指导,如果太多的话,就顾不过来了。 北大教学:“好为人师”的好老师 问:这是不是您偏重于招女生的原因呢?因为我们注意到,这几年您带的研究生中女生占了2/3。 吕:不是,她们自己就来了,今年来考我的人只有一个男生,三个女生。女生体力确实不如男生,我自己有时也想着应该搭配着要几个男学生。如果是一个男学生,他可以帮女生背东西,要是女学生,还得找人帮她背东西,花费上会大一些。不过说实话,女学生一样能吃苦,能干活,有观察力,而且比男生更细心,写东西比男生更灵巧一点。而且我认为女生不比男生缺乏任何一点智慧或者想象力、创造力。 问:我们也注意到您招的学生人数好像在减少,是因为您忙了,还是报的人在减少? 吕:报的人倒没减少,比如去年,有好几个人都没考上,今年他们要继续考。我认为这种考试方式并不太合理,但目前没有办法。所以我听许校长说要改革研究生招生考核方式,我特别赞成。当然我也不想招太多,因为得把他们带到野外去教,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不像蘑菇,放到实验室它就自己长起来了。我觉得老师还是应该花心血,认真去指导,如果太多的话,就顾不过来了。 问:您招学生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看重的标准? 吕:我特别看重他为什么要念这个研究生。不是说要念个学位而已,我是要求学生必须是自己觉得非念这个不可,就是说必须要热爱,因为确实条件也比较艰苦,我要求也比较严,如果不热爱来了他遭罪,我也受苦。这一点是我卡得最严的。经常有报本院其他专业的学生,通过考试后问能否接受专业调剂,这种情况我很少接收。再一点就是你得有基本的科学思路和训练,我这儿培养的人应该是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是要做研究的,所以不是谁都能来念。如果只是想做保护的工作,那我建议,这么多NGO,这么多保护组织,可以去应聘,也会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做研究还是得有做研究的头脑和研究的兴趣,否则是不行的。而做保护工作就只要有兴趣,当然还要投入时间。 问:您已经带了好几批学生了。作为新一代保护生物学的研究力量,您觉得他们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吕:我们的这些同学都是非常单纯,非常有理想也非常有激情的人,只是有时候可能会缺乏一些实干的精神,有些人的交往能力比较差。所以有很多事情你都得从头教起。这也看出来学校里面培养的人才还是比较片面,所以我现在课堂上让大家自己讲,在课堂上辩论,多给他们一些实践的机会。但是还是太少了。而且他们的独立能力确实比我们小的时候差。实际上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还没到20岁,比他们现在很多学生都小。到了野外他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显得眼里没活。同时有些人以前在家娇生惯养,缺乏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在野外你必须得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学生不知道洗袜子要用肥皂,结果他洗完还是臭的。这实在是让人想不到的。 问:对有研究能力的学生您可以成为他们的导师,对有兴趣的在校本科生您也能成为他们的老师。您在北大开了一门《保护生物学》的通选课,据说每年都很火爆。 吕:火爆有两种情况,一有些学生是觉得这门课容易通过,但是现在剩下来这些同学还是因为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不过我有点内疚的是,这课我本来可以上得更好,但由于我经常都在外面跑,所以不能保证每节课都自己上。但好处是我请很多人来一起上这个课,这些人都是从自己的背景和长处着手来给大家介绍他第一手的研究结果和亲身体会。 问:您觉得在学校做学生和做老师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吕:实际上我也是刚刚这两年才真正地当老师。虽然我当老师很多年了,但是我自己这个学生的劲一直也没拧过来。这两年才觉得有点主动说要教别人,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加“好为人师”了,就是看到别人有什么不好就想指出来,我的学生也都装出特别怕我的样子。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怕。因为我老批评一下这个人,批评一下那个人,有这种习惯。但是我做保护工作又要常常鼓励别人,要表扬别人。我觉得老师跟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只是比他们多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经常想我当学生的时候可能还没他们那么大,没他们那么会做事。另一方面,做老师的心态和做学生不一样,做老师可能一方面要求很严格,同时又要宽容。因为有时候他真正需要帮助。你要给他犯错误的机会,给他成长的机会。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走弯路,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能因为这些事情来给学生打上一个标签说他就这样了。因为我从自己的经历知道,每个学生都有很大的潜力,关键在于如何去引导。对学生就是要多一些引导,让他自己多体会。 一个自己有主意,心里头有东西的人,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活法,各种各样的做法使得你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用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满意。 工作之余:随性地生活 问:您现在成为一个媒体广泛关注的人物,但是您又特别地繁忙。您如何面对接二连三的采访? 吕:我现在一般不接受采访。除非是记者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而且我也觉得有价值。因为我也考虑到确实可以通过宣传我来影响更多的人从事这项工作。目前从事自然保护的人毕竟太少,于是我想就拿我做一广告得了。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我从小也会看很多人物报道并因此而受到感染。但是说实话,现在搞新闻的大部分人也很浮躁,第一写东西特别差,第二呢,不做homework,不提前研究。前一阵有个中央台的人说要做节目,来了以后说你从头给我讲起吧,我说那我给你几本书,你看了再说,我没功夫来给你上两天的课,这不是我的工作而是你的工作。所以这种情况我就拒绝,尽管他是中央电视台的。 问:您平时还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吕:就是因为爱好我从事的工作,所以其他爱好就都跟着……喜欢看小说,什么都看!只要是没看过的,好一点的。 问:刚才您提到由于太忙,有些本来应该参加的会议都推掉了。那么您是不是连假期都没有了? 吕:偶尔我也会度两三天、三四天的假,比如春节的时候回家看看父母啊,有时候到外面去。我妈妈他们也经常在外面,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到外面跑跑。今年可能去新西兰。 问: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会的时候,我们也见到了您的母亲。她有时候会住到北京这边来,她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她不希望你每次回家的时候关着灯。因为您回家通常都比较晚,她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给您家的感觉。 吕:对,其实还是因为我也很难跟她们生活节奏一致,我一般回到家她们也吃完饭了。 问:对,她说基本上一天都没什么机会可以说上话。感觉她特别能理解您做的这些事情。 吕:对。其实就是容忍。不过她其实还是很担心我。我第一次去野外时,同行的一位同学就意外坠下悬崖,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我妈妈当时就十分的放不下心,但是她并没有劝我放弃。 问:您有没有想过,将来某一天您不能去野外做这些工作了,您会做些什么呢?会不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上? 吕:我觉得做野外工作可以做很长的时间,主要是看你做什么样的野外工作。你如果去看一看啊,跟人聊聊天,这始终可以做。但是如果再往后,我想开始写点东西,我觉得好多积累起来的东西都是财富,也希望能跟更多的人分享。我自己小时候看书受的影响挺大的,我希望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虽然不一定能写得像珍妮?古道尔那么好,但是还是想试一试。实际上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个自己有主意,心里头有东西的人,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活法,各种各样的做法使得你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用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满意。 我觉得现在就跟工作狂一样的,整天就是不听地工作啊工作。我想现在年富力强,能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就应该工作。我现在确实有点身不由己,被四面八方拽着跑,来让我开的会有大概2/3都推掉了,因为实在分不出身来。但是过一段时间,我想这些事情就会尘埃落定了,我的这些学生很快就能起来,他们能做更多的事情,不需要我在这里撑着维护一个什么东西。很多人老了以后自己想不开,非要霸着那个地方不让啊,实际上是挺可悲的。 至于家庭,这要看机会了。我没有特意地去设计什么,我这个人是比较随性的,到时候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 采访手记: 第一次认识吕植老师是从上网查找她的资料开始的。如果说我们每个人最先接触到一个陌生人时会先分个类,以便放进头脑中已有的各种人的模板里去,那么我当时上网时很容易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吕植老师印在我心里的就是一个长期在野外工作的女科学家形象。 第一次和吕植老师间接的打交道,是我们突然有了跟她去一趟大山里的愿望后,和她进行联系。她不但没有拒绝我们冒昧的要求,还帮我们想了很多细节。我开始觉得她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光辉形象而已。 第一次见到吕植老师是在“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上,最为使我注意到的是她穿着打扮,我曾偷偷猜想,她会不会富于戏剧性的穿着野外工作服,或者会不会很刻意的去打扮。吕植老师都没有,短发的她上身穿的是绒制的仿中式外套,深紫色上有一些暗粉色小花,配了一条深色裤子,十分的大方得体。 第一次真正和吕植老师对话是在保护生物学楼访谈的时候。她刚在办公室里吃完午饭并已经在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工作了。虽然她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仍然专门安置了一个正对着大窗户的小办公桌。吕老师穿了一件深蓝色的休闲外套,她很喜欢把双手揣在包里。有时窗外偶尔传来一些声音,她都会好奇地跑过去看看,探个究竟。 得奖之后不久,吕植教授将“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10万元奖拿来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目的在于培养更多未来年轻的从事生态保护的领导者,尤其是女性。她说会继续筹措更多资金来充实这个基金,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正如保护生物学一位老师所说的,在保护生物、保护环境这一复杂的千秋大业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如蚂蚁一样的微小,每个人自己也都如蚂蚁一样的脆弱;不过如果我们发挥蚂蚁一样的精神,一点一滴从小处做起,什么事情都会成为可能。 采 访 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硕士研究生 王西纳、刘沛诚 采访时间:2005年11月23日中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楼 稿件组织:新闻网记者万小龙 特别感谢:采访指导徐泓教授 附被采访人简介: 吕植,女,1965年5月出生于甘肃兰州,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保护国际(CI)中国项目代表。 从1985年开始至1995年从事大熊猫的野外生态学、社会行为学、保护生物学和种群分子遗传学的研究。1995至2000年期间,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物种与保护区中国项目主任,致力于支持和提高大熊猫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有效性,在我国率先开展了把社区发展与自然保护相结合的大型项目。2002年,创建了“保护国际”中国项目办公室,在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青藏高原开展保护的示范项目; 同时“保护国际”注重协助中国政府在国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1998年荣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并先后获得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全国政协“杰出青年科学奖”和国家科技图书一等奖等。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之际被《纽约时报》评为未来中国值得关注的六位青年人物之一。2005年获得第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2005年11月9日,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第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吕植教授作为获奖的五位女科学家之一上台领奖并发言。当天下午她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另一个会议,第二天她就又奔赴野外了,而此前8日的晚上她刚从四川王朗回来。采访吕植教授并不容易,因为她实在太忙了,以致后来吕植老师自己也承认“差一点就婉言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于是我们的这次访谈时间往后推了又推,只能见缝插针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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