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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学人之马蔼乃:只属于科学的激情和浪漫
发布日期:2006-09-24点击数:
学生眼中的她是这样的一位老师: 她很严格,学习上是一就是一,学生论文没通过就是没通过。 她很严谨,总是教育我们在研究中,能去实证就去实证 能推演就去推演。 她很正直,写文章从不拼拼凑凑,也从来都不让学生插手。列学术成就的时候,只列自己是第一作者的文章。 我记得她曾经和我说过,你们做学问不要一开始就很宽,你们要先专,深到一定层次再铺开,你们的深度才够。你要是在这么浅的时候就好大喜功,什么都涉猎,你就可能一辈子这么薄薄的一层,很肤浅。你得专到一定程度,到学科的最前沿,再铺开。 她始终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比如67岁考驾照、68岁拿到驾照,别人家有啥电器她家就有啥,总是尝试新鲜的事物。 她有些方面是很女性化,有些方面比较男性化。 高中的地理老师眼中她是这样的一位学生: 我瞅着她切黄瓜像在做功课似的,她要切得很整齐,可是又没有这个技术,只好一刀一刀切。 地理是综合的科学,她喜欢这种综合性学科,可以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 她从来都不记得自己吃过什么亏,也没有感觉。 一个认识她十年的工匠眼中的她是这一位主顾: 别人要是叫我干活,如果不先给我预付款,我肯定不干。如果我给她干活,就算她欠我2万元钱,我都无所谓,她绝对可靠。 格言 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某日清晨醒来,昨夜的梦境依然清晰,便留诗一首。 一生童心, 潜游大海, 沐浴阳光, 通体透彻。 学者简介 马蔼乃,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共65名。 1936年生于上海,1955年考入北大地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0年开始进行水文与地貌的跨学科研究,1975年研究遥感信息,开始进行数学、物理、地理的跨学科研究,1990年研究人地系统,开始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1984年完成编著《遥感概论》,此后出版《遥感信息模型》、《河流动力地貌学》(合作)、《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丛书》(责任主编)、《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中国泥石流研究》(合作)等多部著作,参加编著10余部。2005年出版了《地理科学导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科学”》。 自1988年起,先后荣获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水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北京市教育成果二等奖等多种奖项。参加国际会议10余次,前后共发表中英文论文《Outer Space, Earth, Man, and Computer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Network System》 、《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数学》、《论地理科学的发展》等90余篇。 引子 人生如果是一艘在茫茫大海中行使的船,自己就是舵手。有的人在选择面前可能会犹疑迷失,但也有人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即使在狂风暴雨面前,也总能稳住罗盘,按照自己既定的方向前行。 马蔼乃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学者。 她是一位始终走在地理科学前沿的人,她曾经这样形容自己的学科:“一个学习数学的学生,只要是抽象的能力强,也许20岁就能够走到数学学科的前沿,成为一个顶尖的数学家;一个学习物理的学生,数学不好恐怕是学不好物理的,要在物理学上有所建树,可能不过30岁成不了杰出的物理学家;一个学习化学的学生要在化学上有所突破,数学与物理都是基础,恐怕得到40岁才能真正成为突出的化学家;一个学习生物的学生,要研究生物科学,数、理、化都是基础,要成为优秀的生物学家,可能要到50岁;一个学习自然地理的学生,数、理、化、天(文)、地(地理、地质)都是基础,不到60岁岂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地理学家?” 地理科学前沿的探路人 我们曾经认为,学者退休后,在生命坐标里展现出的会是一条逐渐下降的曲线。现在看来这只是个年少无知的想法。近古稀之年的马蔼乃在退休后依然充实地忙碌着:辅导她的四个博士生,作为北大哲学研讨班的核心成员参与研究讨论、给全校的博士生上讲座课,并且开始跨领域地研究人类医学…… 在我们的心目中,马蔼乃近乎一个“奇女子”,散发着奇特的人格魅力。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开始,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在地理领域的科研脚步不仅从未停止过,而且总是行走在前沿领域,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计量和遥感技术在地理学的应用研究刚刚在国际科研领域中兴起时,她就对此特别关注。动乱结束后,马老师立即投入遥感技术的应用与研究中,不仅在地质学与地理学界有较大影响,对高校地理系的遥感课程、实验室建设以及科研的开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她转入对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中;90年代,又开始了对地理学总体的最高层次的科学性质与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如果马蔼乃的科研生涯是一条漫长的旅程,那么她在行走中,不仅经历了不同的风景,而且还总能将最鲜活的新景色添进来。比如,她在 40-50年代的研究中吸收了当时生物科学与地理学结合的生态学,60-70年代吸收了化学、物理学与地理学结合产生的环境科学,80-90年代则吸收了航天、计算机与地学相结合的地理信息系统;此外,她还吸收了社会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论来研究可持续发展,同时与技术、工程相结合以发展地理技术和地理工程。 显然,这些前沿且具有交叉性的研究,需要具备广博的基础知识才能得以实现。“做学问不要一开始就很宽,要先专。专到一定程度,到学科的最前沿,再铺开。”她这样告诫学生,也这样身体力行。 传说中北大的“秘密武器” 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时候,地理学专业比较落后,当时北大里面有很多人在闹专业情绪。对这个问题,马蔼乃有自己另一套想法,“你落后,正好我把你变先进。我要下功夫,就得先把基础打好。” 正是抱着“振兴地理学”的这种长远想法,她加紧学习数、理、化的基础知识,为地理学需要的综合研究打基础。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她的做法,有人说,马蔼乃这个人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学数学物理,不搞我们专业的东西,也不发表论文,算什么地理学家?甚至还有人认为应该把她调出北大。在压力面前,她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做学问一定要潜下心来做,不能毛毛躁躁。我相信如果我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的话,最后的结果也一定会好的。” 爱才的教研主任最终留下了她,而且还加强对她的培养,约好每周一起学习学术杂志。后来科学院有的人传说马老师是北大秘密武器,不到时候不会亮出来。 教研主任曾说,后生可畏,别看马蔼乃现在病病歪歪的,才子多病。后来科学院有一位老先生说,后生可爱,谁觉得马蔼乃可畏,我来指导她。“老一辈对我比较下功夫。”马蔼乃老师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这句话。 喜欢挑战所以选择地理 为什么要坚定地报考当时前途并不明朗地理学专业?我们对马老师的这个选择很感兴趣。 “上学的时候,我不管哪门课,数学、物理、化学全混在一起,遇到问题用多学科的方法去解,特别是地理的题。” 原来马老师这个“不安分”的学生经常自己去证明老师课上不讲的问题,比如北半球冬天是不是没有南半球那么冷、拍岸浪哪一部分浪拍到了岸上、哪一部分浪又掉回了海里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老师上课不讲?我想,这个地理里面肯定有好东西,肯定有很多东西没弄清楚,有挑战性。”说到这里,马老师像发现了宝藏一样,脸上闪烁着兴奋的表情。“地理是一门需要综合运用数理化的知识的学科,这符合我的特点。我喜欢挑战,小的时候做题就只做难题,会做的题我从来不做。” 马蔼乃是在沈阳第二高中度过她的高中生活的。整个高中阶段,她一直是全五分学生。高考报志愿前,老师、家长都十分关注她的选择。“我班主任说你应该学哲学,你这样的不学哲学,让谁去学哲学?我爷爷说我数学特别好,要学数学。我母亲说要学物理。我爸爸很喜欢无线电……出主意的人很多。但是我不听他们的,我自己很有主意。”于是喜爱挑战的她选择了地理。 喜欢挑战,应该是马蔼乃性格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一般人在学生时代最头疼的就是考试,她却不一样。“我一点压力都没有。考试对我来讲,是一次能够与老师面对面地证明我能力的机会。我喜欢考试。只有考试的时候你才能有表现。” 但是这个喜爱挑战的学生,有一次真的碰到一位更喜欢“较真”的老师。大二的时候,一位权威院士讲授气象学的课程,期末考试是每个学生单独考。马蔼乃进去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出来。“我一个多小时不出来,大家就说,坏事了,这么好的学生都要考这么久,在外面吓得要死。”马老师用焦急惶恐的口气说“坏事了”这三个字的时候,一下子把我们逗笑了。“不过最后我还是拿了5分”马老师最后又自豪地强调了一下。 除了读万卷书,学地理的人还要行万里路。野外科考成为了地理学家马老师生命的一部分。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几大洲都留下了马老师考察的足迹。而在国内,除了台湾,在版图上马老师用双脚画出考察路线可以把其他省份都连接起来。 也许在常人眼里,地理学家应该是天天“灰头土脸”,和浪漫理应是绝缘的。但是浪漫不是只属于微风细雨,只属于骚客文人。马老师有着自己别样的浪漫情怀。 云贵高原:悬空卡车 常人都懂得如何趋避危险,但马蔼乃却是一位敢于挑战危险的人。说起云贵高原的那次悬空卡车,她始终面带笑容,陶醉在回忆中。 那次,她在云贵高原考察,路很窄,卡车一边的小半车轮是悬空的。因此两边的人要相当,一不平衡马上就会翻车。但是谁都没敢过去,只有她主动坐到了悬空的一边。 “我说我还可以看到这个河谷是什么回事,这不是临空着的嘛,我还可以看到很多现象。”在她的带动下几个胆子大一点的男生也跟着坐过来了。 “但是他们都不敢看。不敢往下看,我可不管,我说这是最好的机会,你看得多清楚。这一路开过去,十几二十公里。我也没遇到什么事情。” 类似这种“瞎胆大”的事情还很多,还有一次1980年坐国产的军用飞机到黄河口悬停采样,这是文革期间军事训练完全停止后的第一次飞行,飞行员都不敢保证任务外的从济南到潍坊军事基地的这段普通飞行,坚持让马老师他们自己坐火车到潍坊。到了黄河口,飞机必须不停地在三米和三千米的高度之间切换,用马老师的话说,“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以后也没这样做过了。”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您事先不知道危险么?” “知道啊,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是有危险的,照样上。我一看这个不像那种大飞机,掉下来后所有人会都没命了。这个还不一定是那样的(危险)”。 “也有人说,你这个人是不是瞎胆大,不知道危险。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因为你搞科学,其实你搞任何事情,按照我核心的想法,你必须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你必须敢于付出一些代价和牺牲,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豁出去的话,那你还做什么”。 雨中开船:别样的浪漫 黄河口悬停采样后,马老师下来坐上了破冰船。当天下雨有风,破冰船本来已经要停靠到避风港。马老师却要求船再开一段。 “船就晃,15度到25度的样子。晃得很厉害。船员都在那吐,我学生也都不行了,都躺在那了。” “我就穿着雨衣,爬到最上头。船的最顶上,前面有个栏杆,这正好是最好观察现象的时候,能够看到黄河口到底是个怎么问题。我的办法就是把着栏杆,船不是倾斜么,我就随着它动,这样我的身子就一直是正着的。就这样——” 马老师眼睛直视着前方,两臂伸直,两个拳头紧握着,身子不时或左或右地倾斜一下,嘴唇轻轻地抿着,嘴角轻轻地往上扬,有点淡淡的笑意,神情十分地陶醉,似乎又回到那只正在乘风波浪的破冰船上,让人不忍心打断。 “那雨打在脸上不疼么?” “那点疼,很舒服的”她几乎是喊出来,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率真,好像自己发现什么好玩东西一样,特别地激动。“经受一下这个自然风和雨的洗礼,非常舒服,我心情非常好的,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恶劣天气,害怕啊,躲阿。我不躲,我反而觉得很兴奋,非常难得的机会,一辈子哪有这样的机会”。 蒋家沟:与泥石流无关的吐烟圈技术 在马老师的回忆里,困难重重的野外科考经历已经被岁月洗刷掉了曾经的危险。1973年马老师参加了云南省蒋家沟泥石流的定位观测工作,住在一个老的滑坡体上,每天半夜都要面对咆哮奔腾的泥石流。 “住的地方都被地震震裂了,就用塑料把整张床包起来,才能不透风不透雨。”在雨季之前进去的马老师这一住就是三个月。当时什么都没有,送食物的司机送来一大箱云南特产红塔山香烟。不抽烟的马老师不得已买了两条。于是吐烟圈成了马老师唯一的休息方式。 “抽烟不行,我可以吸一口把它吐出来。于是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练。结果真的一圈圈吐出来”想到这,马老师哈哈大笑。 “这算不算一种苦中作乐呢” “没有,没有,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在整个采访中,马老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我是幸运的”。这句话并没有英雄主义般的豪情壮志,更多是一种来自内心的豁达。“你看透就那么回事。你什么东西都看不透就不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工作”。 马老师眉清目秀的五官和并不高大健壮的身材,确实很难让人把眼前的她和那个出入各种险境进行野外考察的她联系在一起。比起特技包装下那惊险而又安全的电影情节,马老师的野外考察经历则是一种真正的惊心动魄。但是在这位地理学家的叙述中你能感受到的却只有平静和坦然。 “我不认为一定要什么身份地位职称,我不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已经知道一个事,房子汽车都是身外之物,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就可以给你弄得什么都没有,唯一一个就是你的思想,你的认识到达什么的水平,怎么也剥夺不了的,除非你死掉。” 马老师特别喜欢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不要照着说,要接着说”。她认为在知识的传承上,“至少我这一棒不是虚的、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一根棒。我不管它的包装是什么样,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要求的是这样”。 在还没有见马老师之前,就零零散散地听说过不少关于她的故事,她到了67岁还要去考驾照,拿到驾照后自己开车去逛超市;她喜欢用数字来形容事情,说到晃,她会说倾斜15度到25度;她对学生要求严格,考试不及格绝对不手软……这些散发着人格魅力的故事,让我们对马老师充满了想像。接触之后,想象中那些虚幻的拼图被剥落了,反而更接近了一个为师、为人、为科研工作者的她。 教书:要像像样样 上过马老师课的学生都说,马老师的课件做的特别好,很形象、直观。马老师告诉我们,ppt容易让学生记住。没有ppt,只是讲授的话,不太好理解,不直观;理解完了也不容易记住。而这些受到学生称赞的漂亮课件个个出自马老师的双手,百分之百“马氏制造”。 “一有计算机,我就开始用ppt讲课。在北大,基本上我总是在第一波里面的。”马老师直率地肯定自己的领先,这种自信让人能够心服地分享她的自豪,让你觉得她并不狂妄,而是直接得可爱。 马老师的教书生涯是从1960年开始的。我们曾以为留在北大教书、做学术研究是马老师自己的选择。“当时哪有什么自己的选择啊。”马老师一口否定了我们的设想,“那个年代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哪里艰苦,就上哪里去。我第一志愿是去西藏,第二志愿是去新疆,第三志愿服从分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没有个人的想法。让我留校教书,就要像像样样地教书。” 学校安排马老师给只比她低一届的毕业班学生讲河流地貌,第一次上课时,教研主任就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刚开始缺少经验,我一黑板一黑板地推公式。后来学生头都听大了。”由于推演熟练,讲课速度很快,才一节课多一点,她准备的东西就差不多要讲完了。“我就想,我准备了一周的东西,怎么到课堂上这么快就要讲完了。接下来,我讲什么啊?” “后来您讲课就准备的更充分了吧?” “那当然。我发现我一定要有十倍的准备,才能去讲课上那么一点的东西。第一次讲完课,就是这个感觉。之后,我就拼命地准备、拼命地准备。就像有的老师说的,你有一桶水,才能讲出一杯水。” 独身:我喜欢有自己的天地 近70岁的马老师始终孑然一身,“独身是我比较理智的选择,当然从小受的教育也有点影响,后头就是非常理性了”。 在大学和工作期间,经常有男性借着讨论学术问题来跟马老师套近乎,都被率直的马老师拒绝了。 “我讲得很清楚。我不想谈这方面的事情。当然这里面还有个问题你们感到迷惑,那么男性朋友你都这么处理了,那么女性朋友你怎么办?”老师一点都不避讳这个问题,反而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确作为一位独身的女性,身边总会不可避免地围绕着种种的猜测。 “我一开始很糊涂,我以为同性不可能有什么问题。还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个文科,一个理科,伟大的友谊。如果有一个文科来志同道合的,一起合作,那肯定不得了了,这个思想有。但别人有没有这个思想,我不知道。结果外边就说,马蔼乃是不是搞同性恋?” “您当时受了很大的压力吧?” “那当然,不过我自己对性这类问题很淡薄的。人终归是理性的。” 在家里,父亲和外祖母都很支持她独身的选择,总是对她说“你现在的选择是最好的。” “我喜欢一个人呆着做我的事情,特别清静安静。很多老年人怕孤独,但是我却相反,我喜欢孤独。我喜欢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空间。” 尾声 这就是马蔼乃理智地为自己设计出的人生,这是她对科学的全部激情和浪漫。马老师曾略带怀疑地质询我们的问题,还能常常从脑海里冒出来:“你们文科生能理解我们搞科研的人的激情吗?能把这个激情写出来吗?” 这是一个在访谈结束后,我们依然不敢轻易回答的问题。 毕竟这是一个大我们将近半个世纪的科学家;毕竟这是一个只属于科学的人,她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激情和浪漫。 也许我们的文章只是一块小碎片,折射出来的只能是片面的镜像,但我们希望不求全面,但求深刻;或者不求深刻,但求真实。 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硕士研究生 叶晓君 李杰琼 采访地点:燕南园 采访时间:已酉年岁末 特别鸣谢:采访指导教师徐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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