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她，你们会选择什么？”这是在课堂上，我们偷偷做的调查。收到的回答几乎都少不了“热情，真诚，博学，严谨，认真，敏锐”的字眼。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个似乎不着边际的词：“大侠”。爽朗大气，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大跨步走路的老师，不正像武侠小说里的仗剑天下笑傲江湖的女侠吗？不过，这个侠女又是那么温和，笑容可掬，知性而且渊博。 治学格言： 做学问，眼光和方法最重要，但是还要加上两点才完美——关注现实的热情和毅力。 引言： 窗外是冰冷的风和没有血色的太阳，屋内却一片笑声与温暖。在12月的寒流中，我们开始了采访——“偏安”在北大经济学院图书馆小小的一隅。就是这个地方也是经过三四个小“波折”才要来的。叶老师抱歉地跟我们说：“实在是缺房间，都在开会、上课，我的办公室也不例外。”但我们不怕，只要能听老师且笑且谈，就像晒着暖暖的太阳…… “这件事对我影响最大，让我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记者：我们就从您的名字开始吧。您叫“静怡”，父母在给您起名字的时候，一定是希望您端庄贤淑，静若处子。我们开始对您的想象也是很安静，很温柔的样子。通过这么长时间我们的接触，感觉您的性格却格外开朗豪爽，做事情风风火火的。我们跟您的学生交流，他们对您的评价用的最多的词也是“热情”“笑容”，呵，这里还有说您“激扬”，您觉得是这样的么？（递给老师我们的小调查表） 叶：（笑）谢谢同学们的褒奖，也谢谢你们的工作。名字这个东西是父母起的吧，一定要说有什么意义，也许是寄托了父母的一些希望。说起来挺可笑的，1991年我到法国讲学，法国人见到我的名字都以为我是从台湾来的学者。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那时大陆人不是叫“建国”就是叫“建军”，“静怡”似乎听着太雅致了。 记者：那是因为您出身在书香门第，家学深厚，所以才有这么文雅的名字么？ 叶：还好吧。书香门第其实也说不上，不过我祖父是经商的，父亲是工程师，我受教育环境应该算挺好的。这些都是很私人的问题，再问就拒绝回答啦。（笑） 记者：那您是不是和我们父母一样有下农村的经历呢？ 叶：有，当然有。我出生在广州，1974年毕业后到广东从化县工作，不过，真正做农活的时间只有1年，其他时间的都是在小学和中学教书。 记者：这段经历一定给了您特殊的人生历练和体会…… 叶：确实很让人回味的。它对我后来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我后来一直关注发展问题，有很大的影响。你们知道，当时农村相当贫困，无论是教育还是生活条件都和城市相差很远。当年让我困惑的是，农民发展的机会本来就不多，靠种植农作物维持生存和改善生活，可他们却不珍惜这些机会，那是为什么呢？给你们讲个我亲历的故事吧。 当时农村的经营体制是人民公社下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个人收入分配是工分制。广东农村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一年种植两季，夏收夏种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广东夏天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晾晒谷子就成了农民与老天爷争夺果实的一场激烈战斗：太阳一露面就铺开谷子晒，否则湿谷子就会发霉发芽；老天爷脸变前，谷子必须归仓。 在那个基本没有大型农业机械的年月里，晒谷场上通常只有1－2人看守。晒谷员的任务之一就是观察天气变化，一看到远方的乌云快要飘过来，就立即敲钟，在田地里干活或正在家中午休的村民就赶往晒谷场抢收稻谷，生产队长当场登记并按人数多少给大家计算工分。有一天，钟声把大家召集到了晒谷场，眼看天就要下雨了，但动手干活的人寥寥无几，除了几个知青就几乎没人干了。什么原因呢？原来生产队长去了公社开会，没有人登记出勤和定工分值，大家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谷子被淋湿。 记者：怎么这样，他们觉得事不关己么？都是粮食啊！ 叶：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是在雷锋精神影响下长大的，在乡下没呆多长时间，还没有形成给钱才干活的概念，我们拼命地干，可是人手太少力量太薄了。看着被大雨淋湿的稻谷，看着面部表情复杂的老乡，我难过地哭了。队长回来后气坏了，骂得很凶，连夜到其他生产队借来几个鼓风机不停地往仓库里吹，想挽回些损失。可老天不给面子，连续两天阴雨，很多谷子还是发霉烂掉了。农民为什么会一方面吃不饱，一方面又眼睁睁看着谷子烂掉？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记者：要是那些粮食是自己的，农民肯定就不会那么做了。家庭承包制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吧？ 叶：是的。这个现在看来已经被实践解决、在理论上也得到佷好解释的问题，却困惑了我多年。后来恢复高考后我选择政治经济学专业，与这个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困惑是不无关系的。以后每当我遇到现实经济问题时，这个事件就成为我反思的资料库。通过各种生活经历而形成的眼光和情感非常重要，它们常常会决定你做事的原则和态度。我正是带着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许多困惑，步入经济学的学习的；也是不断产生的新困惑引导我去探索和研究。 我理解的发展观 记者：现在我们国家对于发展的关注很强烈，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为专门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专家，您是怎样认识“发展”的内涵呢？ 叶：发展的概念是相对于增长来说的。经济增长强大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怎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意识到，仅仅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发展——也就是结构的变动，结构的调整与上升，这才是发展的真正内涵。我国改革开发以来产业结构升级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达到30-45%。另外，发展的内涵还包括消灭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以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可以说是给人以充分自主选择的自由。 记者：谈到发展问题，提到最多的概念是“可持续发展”。你觉得应该从那些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发源于经济学。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如果消耗掉的是一次性不可再生资源，则该过程的重复和继续就存在问题。资源支持的有限性和人类存在的无限性发生了矛盾。当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更广泛的内容，通常包括三根支柱：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或代际之间的平等，当代人要有自己的道德责任，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如果当代人的经济不发展，人口相当部分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不满足，任何生态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减少和消灭贫困，既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社会公正、诚信、参与和制度稳定，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社会冲突的成本是昂贵的，它不仅摧毁已经发展起来的所有成果，还将留下残缺不全的财产（包括自然生态财产和人造财产）和相互的不信任，为未来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显然，可持续发展是三根支柱共同支撑起来的大厦，哪一根支柱出了问题，大厦都是不稳固的。 “我佷看重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 记者：我们拿到一本《小经济学家》，这是经济学院今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论文集。您组织了经济系本科生今年的社会调查，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叶：社会实践、社会调查是我们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我很看重社会调查，很注重社会实践所激发的思考。近几年来，社会调查成为“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一项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调查对象给学生提供了最真实、最典型的发展案例。通过调查一个现实的经济主体或群体，平常身处“象牙塔”中、对社会缺乏实际了解的学子们将体会到经济主体如何决策，经济运行如何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视野将得到拓宽，调查研究方法和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社会责任感将得到增强。据我了解，同学们都很欢迎这样的教学安排。 去年，有位同学为暑期社会调查做总结时，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想法： “这个调查报告集，诞生于这个可能充满变化和生机的时代，作为历史的记录，必然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经济学人拥有其他社会学科所不具有的话语权，理应珍惜这个机会，从自己的眼界，用自己的方法，记录并诠释这个社会制度变革时代的种种现象——这是责任和义务，愿这些报告，成为我们担负自己责任的起点。” 记者：刚才那张调查表上，同学们赞扬您认真负责，严谨敏锐。在和您的学生交流时，他们也提到您每年都会调整教学内容，把一些很前沿的理论引入课堂，收获挺大的。 叶：他们这么说我就满足了。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讲课力图在介绍经典理论的同时，将经济领域内的快速发展的变化，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呈现给我的学生。我把自己在科研中的成果、心得体会拿到课堂上来和他们分享，并从他们的思考和反馈中获取新的灵感，这个互动的过程是非常奇妙的。 记者：我去听过您几节课，虽然听不大懂，尤其是经济模型看不明白，可还是明显感到课堂的气氛挺活跃，您很注重课堂反馈与互动…… 叶：我听过在我们院兼职的钱颖一教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的课，他们对经济理论的介绍深入浅出，让我很受启发。经济学大师都具有讲故事的能力，有非常好的直觉，并非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型到模型。他们能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自己的观察，用严密的文字逻辑表达自己的判断和想法。他们能把文字表达和逻辑转变为标准的经济学语言和逻辑（经济学模型和统计分析），从而来演绎自己的理解，使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建立在更为可靠、更为准确的基础上。我不是经济学大师，但我以经济学大师为榜样。期待着学生能从我的课堂上学懂一些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课堂反馈与互动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记者：上次听课您和您的研究生就某些英文单词的翻译讨论了很久，您在学术上挺严谨的…… 叶：这种讨论挺多的。比如有一次在课堂上，我们阅读的英文文献中出现了词“vintage effect”，我不知道该如何翻译更确切，和同学讨论了半天。这是佷正常的现象。因为研究生课程要阅读一些新近发表的论文，对其中的一些新名词和概念需要反复推敲。 经济学家该如何面对大众？ 记者：前不久一本杂志做过一个主题策划，叫“经济学家为谁代言”，是说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身兼数职，给若干个企业做咨询、独立董事或者做品牌推广策划。有人把这种现象称做“屁股决定脑袋”，认为他们站错了立场。那么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叶：对于别人的行为，我不好妄加评价。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活动是佷正常的事情。但关键是当我们面对诱惑，面对种种经济利益的复杂关系时怎么正确对待。我觉得林毅夫教授说的很有道理，他说经济学家要有良知，有理性，有道德勇气，这三点是经济学家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 我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我一般都回避采访，不喜欢媒体。对于我自己而言，我的角色除了承担道德责任，做好科研工作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教书育人了。因为你面对的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才，你有责任好好讲课，让他们在短短3个小时内最大限度地获得知识和提高能力。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和理想，我觉得自己有重任在肩。咱们学校的孟二冬老师就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我觉得北大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奉献在一线的老师、学者，无论是师德还是学术都很好，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该努力发扬光大。 “老师就得宽容啊……” 记者：您上次在课堂上提到过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您的一个学生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怀疑是因为他给您提过意见，所以您通过成绩报复他，所以他天天发邮件骚扰您。当时我们听了都很气愤，特别震惊…… 叶：那件事确实让我感到痛心。在那段时间内每天都有电子邮件发给我，语言相当刻薄，让我很揪心。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位学生没有学好经济学，不是因为他的成绩不高，而是因为他对于“老师报复”这个结论的判断。200多个学生，200多份不计名提的意见书，200多份试卷，每份4－5张纸，老师该花多少时间才能“报复”这位同学啊！机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记者：他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您对这件事的处理也太宽容了。 叶：宽容是应该的。我是老师，是成年人，他是个学生，就像我的孩子那么大。如果这种发泄方式可以减轻他的痛苦，那就随便他吧。反正我不计较，我能承受的东西多一些。 记者：我感到了一种博大的胸襟和母亲一样的理解宽容。 叶：（笑）学生在课堂上，还是认同我的老师的角色多一些。不过我们一起去社会实践的时候，他们都把我当妈妈。 “我跟儿子是好朋友”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提到您儿子（北大数学学院本科生）的时候，特别的骄傲…… 叶：哪个母亲不为自己的孩子骄傲呢？ 记者：您在他成长中，对他有没有什么格外的要求？比如，规定一定要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还是让他自己发展？ 叶：我儿子应该是从小到中学，在学业上都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我也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遇到问题，我会帮他分析，给出多种可能和选择，然后由他自己拿主意。倒是上大学以后，他感觉竞争压力特别大，以前的一些信念开始动摇。还是儿子佷小的时候，我就通过各种机会让他认识一个事实：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说起来也奇怪，我儿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每次期末成绩几乎都是平时成绩的均值…… 记者：那是他平时学的都很扎实，不用期末突击。 叶：反正突击对他一点用都没有。突击的再厉害，也逃不掉这个结果。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可是上大学以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班第一名学生微积分得了98分，我儿子只有90多一点点；别人用半个小时就能做完作业，而他却要2个小时。其实他也挺用心的。这时候儿子就很苦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他跟我说，“妈妈，你说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可是事实就不是这样。”我开始注意到孩子长大了，需要与他分享更多的人生视角。我告诉他，努力程度相同而结果不同是因为前提条件不同。学数学特别讲究天赋，别人的悟性比你高，就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就能完成作业；学习也讲究积累，如果别人以前的积累比你多，现在的学习就轻松得多……这就是我教育孩子的方法，总是与他一起分析，让他自己去选择。 记者：像您教学，科研负担这么重，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忽略了孩子？或者说家庭跟事业协调起来有没有困难？ 叶：是的，确实困难不少。我总担心因为自己的发展而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有的时候，在工作、个人发展和照顾孩子三者不能兼顾的时候，我选择了孩子优先，想办法多留点时间给孩子，不让他觉得有母爱的缺位。小孩上初中那会儿，他爸爸在美国读书，学院曾建议我当系主任，我没有接受，一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再就是他爸爸不在北京，我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不能让他觉得父母都忽略他。 …… 我们的采访大大超出了老师留给我们的有限的30分钟。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准备的好多问题都没能问。老师和善的说，圣诞节她请她的研究生到家中聚会，也欢迎我们加入。真是让人受宠若惊！一路下电梯，接着刚才的话题和老师聊，谈到儿子，老师又是一脸的幸福和满足。 本来以为老师会去开车，没想到却是推来一辆自行车。“这么冷的天，您还是骑车来上班？”我不禁问。“天气好骑车，天气不好就打车。现在还不想买车，我的驾照在美国就拿到了。我是想趁着自己还骑得动，多运动，锻炼身体嘛。”又是一阵爽朗的笑。日渐西沉，目送老师的背影渐行渐远，心里为完成了第一次采访而暗自开心。那么多人在追逐金钱，名誉，身份，和地位，却依然有人，很安静很安心的做着有关经济政策的学问，朴素的生活。很难说，那种是真正的幸福…… 采访手记： “还原还原”，这是我们两个没有过任何采访经验，半路出家搞新闻的人在做采访提纲时，反复念叨的真经。“学者访谈不是学术访谈，尽量的去挖掘她的生活，找故事和细节。她首先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妻子，一位母亲，然后才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问高深的政治经济学学理性的问题，问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政大策，而是真实的还原她每一个侧面。”也不知道这种思考是否正确，在采访的前期准备和后来的进行中，我们确是这么做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采访经验，最初给老师写信要求采访的请求也石沉大海，所以在没有接触老师之前，难免有些诚惶诚恐。生怕我们的冒昧，我们的生涩，会遭到老师的拒绝。 没想到冒冒失失的去蹭老师的《发展经济学案例研究》，话刚刚开口，老师就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邀请。还开玩笑的说，“虽然我特别不喜欢媒体，几乎不接受采访，但是老师要配合学生完成作业啊！”真诚，宽厚，平易，朴素，较真……跟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让我们在脑子里塞满了对这个扎着马尾辫，戴眼镜，穿红色对襟小袄的老师充满了好感。 生吞活剥地看了叶老师的《发展经济学》教材和能找到的老师所有论文，跟了老师5节课，还跟着老师吃了一顿工作餐（其实就是在康博斯饺子馆随便吃了点饺子），我们在生活中，捕捉着这位学者的一切细节。 采访的过程是轻松愉快的。老师的逻辑思维和语言组织水平实在让人惊叹，一些问题我们还没问出口，只需稍微的启发，老师便口若悬河。其中还不免穿插些经济学的术语，那种语言，又严肃，有幽默，特别到位。除了在采访中提到的细节，最让我们感叹的，就是老师生活的朴素了。那天中午老师买了1斤饺子，吃了一点，剩下都打包了，说是晚上回家吃。第二天中午我们去采访，老师的手提袋里，又装着晚餐——包子。总是一副风风火火样子的老师，简化着生活，却从来没有简化过课堂上的认真敬业，没有简化过对于学问孜孜以求的那份执着。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生活态度吧。 采访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硕士生 马骏 陆洲 采访时间：2005年12月20号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图书分馆 附叶静怡简介： 叶静怡，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亚太经济研究方向博士学位。1991-1993年在法国马赛第一大学国际协商学院任教，讲授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专题课程，2000年赴法国马赛第一大学做访问学者，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讲授中国经济改革专题课程。 承担郑学益教授主持的国家教育部研究项目“经济学类专业案例教学及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中的子课题研究，是该课题的主要成员。主持并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项目“贸易与投资保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助的 “欧盟90年代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研究”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助项目“加入WTO进程中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 所主持的“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及2000年获花旗银行奖教金。2001年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杨芙清院士、王元阳院士优秀教学奖。并获北京大学香港中国经贸同学会第一届（1998年）和第四届（2002）经济学院优秀教学奖。 特别感谢：采访指导徐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