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排简易平房、三辆校车、从正规学校里淘汰下来的课桌椅、1600多名学生、58位老师，从学前班一直到初中二年级，便构成了海淀区西三旗红星打工子弟小学。

图为红星民工子弟小学 红星小学是北大爱心社社员们目前支教的三所小学之一。教室很简陋，有间教室还少了两块玻璃。天气已经很热了，五、六十个学生挤在同一间教室里，只有一盏吊扇在旋转，但孩子们好像并不在意，他们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黑板和老师。 “我们的出发点很单纯，就是想给那些孩子们一个梦，展现一条奋斗之路，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 爱心社的元老谢俊谈到当时组建爱心社儿童组的初衷。，他是01级中文系学生，在爱心社工作了三年。 “我们去的那个学校 ，教室是临时搭建起来的房子，黑板就是一块刷上黑漆的木板，课桌椅倒是可以用，但是很不整齐。操场特别破。还有，厕所很不好！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看到好多孩子就在路边‘解决问题’呢！”02级生物系漆雪诉说她大一时支教的京平民工子弟小学的情况。她当时是北大爱心社儿童组的成员，参加了近一个学期的支教。

图为小学教室 民工子弟小学是1993年前后开始在北京出现的，由于这些学校大都是未经教育部门核准办学的，因此绝大多数办学条件都很差，教室由库房或平房改建，采光差、冬冷夏热、没有操场、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很大。因此有关部门经常会对有些学校进行取缔，比如上文提到的京平小学就在去年非典时期被取缔，很多学校也都有过搬迁的经历。他们也无法给学生发放有效的毕业证，红星小学的做法是拿业务章代替公章来签发毕业证，作为对孩子们学业的一种肯定。 目前做支教活动的学校有很多，除了北大的学生外，在红星小学还可以见到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校长唐成军在提到这些时很感激，他介绍说这里的孩子们很敏感，在平时的生活中常听到别人说他们是“二等公民”，他们虽小但也明白自己与城里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心里有一种自卑感，支教的同学让他们体会到在这个社会上不是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对孩子们的心理有好处。 “责任感，自觉，坚韧，是去支教的社员们必须具备的品质”，谢俊向我们强调；“我们一定会坚持”，这是爱心社的学员们最常提到的一句话。“在联系支教小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坚持是支教小学校长最关心的问题，打消他们疑虑的最好办法就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我和刘圣（现任爱心社理事长，02政府管理学院）两个人骑车去支教，那天下雨，特别大，其实当时也可以不去的，可是我们还是坚持去了。”漆雪至今对那个雨天记忆犹新。

图为民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合影 爱心社从2002年9月，每年召集一批有爱心、有热情的同学参加支教活动。提到他们教过的民工孩子们，他们都很动感情。 “我带两个班，教英语。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一次就两节课吧。可是在路上要花很多时间。孩子们很调皮的，他们喜欢唱歌，上体育课，还有听故事。所以我总是在上课前跟他们约定，好好听课就可以教你们唱歌，给你们讲故事。我每个星期都要花时间找故事啊，学英语歌啊，虽然花时间，可是孩子们喜欢啊！”漆雪一提到孩子眼镜后面的眼睛就闪动着愉快的光。 刘圣第一次去，没有找到学校。第二次是在熟人的带领下，在胡同中拐了半天，然后忽然看到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站在路上。“我知道这就是他们了！那时候很冷啊，可是他们在外边等着我们。看到我们来了，立刻活跃起来，在冷风里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们还举着自己做的横幅，上面他写着欢迎北大的哥哥姐姐来支教’，还有一个孩子跑上来给我带了红领巾！那条红领巾我一直留着，回来还跟宿舍的哥们炫耀来着！” 民工子弟小学中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有陕西、山东、内蒙、河南、河北、福建等等，他们的父母多是环保工人、菜农、小商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满十岁的孩子就可以当“小老板”，替父母看铺子。但他们也渴望上学，红星小学的唐校长最初的办学想法就萌生于几个孩子的话，他们指着在正规学校读书的孩子对他说：“叔叔，我们也能到他们学校上学吗？”他们的家庭条件使得这一愿望很难实现，现有的教育体制也无法解决与满足在京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儿童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因此才有了这么多私人办的流动小学。 民工子弟虽然来到了这个城市里，但是与北京的孩子分割在两个世界里上学，他们仍然无法融入这个城市。刘圣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说：“其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激情究竟给他们带去什么,我担心在让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精彩的同时，打乱了他们简单平静的生活，这样也许反而会让他们陷入无助。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好好读书。我们能够给他们多少帮助就给多少。所以我们还去北京的其他小学收书，例如在北大附小就收了三千本，送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