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８日上午，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记者节公益活动现场。作为业界代表，杨澜致开幕词。简短而动情的话语，对记者职责的深刻思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结束演讲从台上走下时，记者身边的女孩感慨道：“真希望我也能够成为像杨澜一样出色的记者”。 在观众的印象中，杨澜的节目始终充满了人文气息与社会关怀。记者是社会公义的捍卫者，然而今天的社会中人们对记者职业有着复杂的争议，在环境和利益的冲击下，记者的身份职责难免会发生偏离。对此，杨澜在博客中坦言，“这个记者节，我们面临的疑问比赞美更多。” 杨澜一问：今天的记者如何自我评定 杨澜认为，当我们谈论到中国记者的事业展望，我们可以有三项内容作为记者自我评定的标准。 “第一，是我们报道的东西，写出的东西。公众、同行可以根据这些白纸黑字，根据我们播出来的画面来判断我们在怎样做新闻。”杨澜说，报道出来的文章、做出来的节目是当今世人评价记者成就和职业水准的一个载体。 评价一个记者，在于有形，更在于无形。“世人通过你写的文章来评判你，后人通过你没写的文章来评判你。”没有做的报道也同样重要，因为这是后人评价记者道德操守的载体。一个记者去农村，看到几个村子的稻谷堆在一起说是这一个村的产量时，该不该报道？如果总编让一个孩子坐在倒不下来的麦堆上面拍一张照片，拍还是不拍？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严肃的、叩问心灵底线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或许沉重，但也许是每一个记者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都会遇到的考验。 第三个载体是想写而还没有写出来的。“我老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想做还没有做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心底的激情。当我们做完每天的工作，完成的编辑交给的任务，我们应该想想，为什么我要做这行，我还有没有去采访的冲动。”这种冲动会让记者扪心自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爱这一行。 杨澜再问：中国记者应该追求什么 “今天的记者不再是无冕之王，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杨澜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多重环境，因此中国记者需要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应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历史观念以及对崇高人格的追求。 9•11之后，美国记者一直在反省，“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仇恨，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告诉我们的读者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在仇视美国。面对这些问题，也许有很多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整个新闻界都失去这样的理由之后，美国人民就会质问记者‘你们为我们做了什么’”。中国记者也应该反思，特别是在我们国力强盛，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的时候，记者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能提供相对客观和公正的立场或者报道。” 中国的记者更应该跳出国人的视角，具有一种整体的国际观，把中国的发展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否则，国际会议期间写中国‘国力强盛、万国来朝’的文章翻译出去就是贻笑大方，世界会说中国人是在孤芳自赏。” 全球的新闻界都在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素食的时代，网络媒体的兴起使记者的职业门槛一降再降，生活的快节奏、商业利益的吸引力为庸俗、虚假的新闻报道提供了借口。“这时候我们记者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杨澜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作为一个记者，价值观上的追求，道德上的坚守，是记者不能丢失的品质。“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值得尊敬吗？我们尊重自己吗？我们的职业热情还在吗？” 杨澜三问：记者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追求 杨澜进入电视行业已经17年了，她说直到今天她仍然在忙碌，仍在以新闻人的执著和热情不断向事实发问。“有人问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劲，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深深地喜爱这一行。”谈到自己的职责，杨澜认为获取和处理信息是记者职业的两大重要功能。“我问故我在”的杨澜享受着交流的快乐，表达的愉悦，“当信息通过你的头脑，通过你的文字或者电视镜头得到表达，有很多的情感、观点以及想要表达的态度都会贯穿其间。这是一种交流的快乐。” 杨澜享受电视行业为她带来的快乐，更珍视新闻记者所肩负的职责。她提到了美国《60分钟》节目的著名主持人毛利瑟夫，他曾在《艺术人生》中谈到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报道，越战、水门事件等等，每一个都影响重大，但其中最让他难以忘怀是一个黑人青年受到诬陷的遭遇。民权运动中毛利瑟夫报道了这名青年在监狱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青年因此顺利出狱，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多年后，他带着自己的儿子来看望毛利瑟夫。讲至此处，杨澜动容地说“我们的一支笔，一个镜头如果真能从正面意义上改变一些人的命运，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应该是每一个记者一辈子的追求。一个记者一辈子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采访，功莫大焉，幸莫大焉。” 记者：付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