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杨青，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毕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4级新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在中国记者协会台港澳部从事新闻交流工作十余年，2010年10月转至机关党委服务，任专职副书记。自幼喜读书，却不曾看完几本名著；喜钻研，却不曾弄通几门知识；喜交友，却不曾得到几位知己。尽管如此，却一直在学习、钻研、交友中快乐生活。 检索杨青的名字，会发现他有一个故事流传度非常高——《北京拉萨首班车上的真情故事》。这个由中新社记者在去往拉萨的列车上记下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在列车上深感不适、得到了杨青的救护，及时稳定住了病情，避免了危险。 作为一名缺乏专业医师资格的人，杨青那时的当机立断多少显得有些大胆，但进一步了解之后记者才发现，医学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印记。他家里是老中医，自己从小爱好中医并有研究，高中毕业后更进入了中国中医药大学学习。应该奇怪的倒是，他当时更主要的身份怎么是“海峡两岸记者青藏行”记者团的副团长？又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机缘，几年之后，他进入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课堂？ 缘起：为了更有效的对话 杨青一直觉得用“读者”这个词在指代所有媒体的使用者有点不理想，但也一直找不出用什么可以代替。直到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修班上过几次课之后，他才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替代词——“受众”。 杨青不是从事一线新闻采访工作的，但是一直以来的工作与新闻高度相关。报名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修班之前，他在中国记者协会的港澳台部门工作，负责两岸三地的新闻交流活动，大量接触港澳台地区的新闻机构相关人员。工作顺利，但却总有些让他觉得不那么得心应手的地方——因为不是新闻专业出身，大量从学界渗入业界的术语对他来说难于驾驭；加之港澳台的新闻工作者大多采用接近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系，与他熟悉的系统又有了一层隔膜。用他自己的话说：“没办法和对方对话。” 正巧，同样是因为工作接触，杨青结识了新传的徐勤霞老师，他表达了学习的愿望。就这样，2004级的研修班开始后，杨青加入了学院的大家庭。 正章：辛苦却又有几分惬意的日子 研修班的同学，大多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建树之人，也多已经组建了家庭。进入研修班，就意味着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需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光要付出整个周末到校上课，也要在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地完成学业的相关任务。如果不想让家庭或者工作为学习做出太多让步，那么日子有多辛苦可想而知。 四个学期的课程，平均到每学期大概要完成10学分左右，占去了整个周末。杨青记得，那时候有些同学家住在很远的地方，早上6点就要起床赶来学校。这种连轴转的日子在期末时往往会到达忙碌的极致，要复习、要写论文，这让他们重新回到了学生时代为了期末熬夜的日子。 纵然辛苦，但杨青如今回忆起当时的课程，仍然觉得颇有收获，完成学业课程好几年却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许多课程的种种闪光之处——由于研修班的同学是在职学习，其中很多人就是做新闻宣传出版工作的，因此，老师们在讲课中注意联系实际，对他们的工作有较大的指导意义。给杨青留下较深印象的，一是徐泓老师的“现场采访研究”，讲到危机传播和危机报道，从记者的角度谈如何报道突发事件，以及报道突发事件的原则和注意事项，这一课，从另一面提示学生，发生突发事件后，应如何运用媒体报道事件真相，如何将客观事实告诉受众，避免小道消息、谣言传播。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二是阿忆老师的“广播电视新闻研究”，他们这些通常卡着时间进教室的学生，但只要上这门课同学们都会早到，因为阿忆老师经常利用课前和课间的时间放电视片，用实例教导我们，生动具体；三是陈刚老师的“广告学研究”。陈老师的代表动作：走上讲台，掏出一瓶饮料，“啪”往讲台上一拍，“相声大会”开始了。从事广告工作的听得津津有味，而杨青他们这些“外行”将社会上的广告与老师讲的一对比，也完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升华：当新闻理念积淀成内在素养 翻看中国记协的大事记，能看到许多关于杨青率记者团赶赴港澳台地区交流的记录条目。而现在，他已调任记协党委专职副书记。 笔者采访杨青的40分钟时间内，他的办公室就有三四位访客，电话更是不断。笔者注意到，对每一位到访者，杨青都会亲自送出办公室。其中有位访客是位大约四五十岁的女性。同其他人不一样，她从进门起始终没有笑容，她向杨青说明来意，原来是来领取对生病员工送温暖的补贴。在她出门之前，杨青一再重复“一定要注意身体”这句话，语气中颇有一分急人所急的情绪。 党委的行政工作，同新闻相去甚远，同杨青大学时的专业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就如开篇的那个故事体现出的医学专业对他的重要影响一样，新闻学也在他身上沉淀成了一些可贵的素养。别人很难把新闻留给他的东西同其他影响区分开来，杨青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笔者却有一种道不出的感觉，坚信这种影响的确存在。 杨青从新闻与传播学院结业，已经有数年了，很多东西都已回忆不起来，对于笔者在采访时的部分问题，有些只能给出八九不离十的回答。加上杨青刚刚换过办公室，很多东西都在搬家过程中不知所踪。笔者见他实在忙碌，表示用仅有的资料成稿也可以。然而就在几天之后，杨青发来邮件，将当时采访时有些模糊的细节全部梳理清楚了。原来在这几天里，他翻箱倒柜终于找出了当年的笔记本。 杨青已不是记者，但他仍然做到了让每个细节都有理有据。 笔者心中突然有了答案。 采访手记： 采访杨青老师的地点是中国记协的办公楼里。对我来说，这算是个“老地方”，而杨青老师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老朋友”。去年冬天，我作为中国大陆传播学学生代表，赴台湾参加冬令营，而主办方正是中国记协港澳台办公室，也就是杨青老师调任党委前一直工作的地方。 有个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我事先没有问过杨老师的办公室，只是到了记协之后咨询了前台就按照指示径直上楼，却不知这是杨老师办公地点变更之前的位置。没想到进去之后虽然没有见到杨老师，却迎头碰上之前带队去台湾的李安老师。李老师把我领到杨老师的办公室后，介绍我的第一句话是：“这是咱们新闻营的学生。”

记者/赵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