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方可成，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当了六年的学生，是2004级本科生，2008级硕士研究生。读书期间最值得说的事情是在新传社这个真正的校园媒体做了很久，且当了一年半的社长。现在是《南方周末》新闻部的记者，另一个身份是资深博主，独立博客（http://www.fangkc.cn）在中文互联网世界略有影响。 “在中学里，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那是2008年的9月，燕园的一间普通教室，新闻与传播学院简朴的开学典礼正在举行。台下的我以本科“土著”的身份再次入学，就读研究生。台上，徐泓老师为新生们朗读一份书稿里的精彩段落。如今我还能记起的，只有这句话。 说这句话的是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许知远在书中转述了这句话，徐泓老师又将这句话一字一字地念出来，令我深受触动。 我想，“站起来”三个字再好不过地概括了我在北大新闻学院的六年。同时，它也能够代表我对学院的愿景：一所理想的新闻学院需要完成的任务很简单，也很困难，那就是让学生们站起来，站得更高，站得更直。 书生意气，臭味相投 事情总要从“盘古开天地”说起。实际上，当我决定在保送北大的申请表上填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名字时，的确是有些石破天惊的意思。作为安徽省理科实验班的学生，作为数学奥赛获奖并因此得到保送资格的学生，作为一个性格内向、容易害羞的男生，学新闻看上去是一个太不可思议的选择。但我相信，进入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是我的命中注定。 后来，我也在寻找各种原因来解释自己的选择——是理科学得太累、太厌烦了吗？是高中时每周必买的《南方周末》影响了我吗？是流传在网络上的那些记者不畏强权、报道真相、主持公义的故事打动了我吗？这些因素都可能存在，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注定就是一个文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我解了多少道数学题，写了多少个化学反应式，我都摆脱不了热爱文字、崇尚自由独立和理性、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本性。也许是基因决定，也许是家庭背景影响，谁知道呢？总之，王辰瑶老师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给我的评价算是一针见血。当时，她说她从我的论文中读到了浓浓的文人气质。 像我这样的文人知识分子，进入北大，进入新闻学院，算是臭味相投了。 我一直觉得，北大新闻学院的最大优势就是它在北大。往虚了说，这所学校一百多年来所背负的光荣与梦想、艰难与苦痛是今日每一位学生成长的精神背景，新闻学院的学生尤其受用于这种背景，因为我们需要“入”世而独立。当你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到疲倦、遭遇挫折的时候，就去图书馆翻翻那些老北大的故事吧，五四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那些闪耀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光辉的人和事会给你莫大的鼓舞。或者，翻翻民国时期的老报刊也是很好的选择，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钻进了故纸堆里，研究蔡元培时期北大的学生报刊。当时，北大刚刚拆除了三角地，我陷入愤怒和彷徨，而历史给了我力量。 往实了说，作为中国最好的综合性大学，北大能够给新闻学院的学生以最丰富的知识滋养和精神陶冶。在中国，再没有哪一所新闻学院的学生能够有如此高的双学位修读率，能够在各学科大牛们开设的课程面前挑花了眼，能够与各种知识背景的学生在同一个校园里高谈阔论。而这些，都将成为北大新闻学院的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成功的关键。 其实，北大与新闻学的相遇也可以说是一种“臭味相投”。今天我们常常需要费尽口舌解释：中国最早的新闻学教育是在北大，只不过被院系调整打乱了发展——其实，除了北大，还能在哪呢？北大精神和新闻精神是相通的！理由很简单：北大最受公认的精神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新闻则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James W.Carey语）。 所以，循着这股相投的臭味，新闻学教育找到了北大，我则找到了北大新闻学院，并在这里站起来，四面瞭望。 直到遇见你，我才梦想成真 我在北大学新闻的六年中，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新传社。 大一时，我加入了刚成立一年的新传社，和师兄师姐一起写新闻、编报纸；大二时，我成了社团负责人；大三时，我又留任了半年；大四和研究生阶段，我虽然不再是社员，但依然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新传社的活动，特别是《闻新报》的出报业务。 在一所拥有新闻学院的大学里，仅有党报和团报是不够的，新闻学院需要有自己的学生媒体，更独立，更专业，完全属于学生自己。 年轻人总有些高高飞扬的梦想，我们曾经希望把新传社做成北大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即使不是尽人皆知，也是广受关注和赞誉。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实际的困难扑面而来——政策上的，能力上的，都有。我们没能像想象中的那样飞起来，反而是用着有些笨拙的姿态蹒跚学步。 挫折之后，我想了很久，最终的结论是：新传社的定位应该是新闻学院学生的实践平台，给学生们提供实践的机会永远比影响力、美誉度之类的东西重要得多，与其追求华丽的外表，不如好好做好新闻业务的操练；新传社的成员在社里工作的目的则应该是通过实践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识，这与在媒体正式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后者需要维持生计，需要积累影响，而前者的目的则单纯是学习。 不过，在新传社的日子里，最大的收获还不是新闻业务，而是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而又参差多态的好友，这种特殊的友情是通过课堂的学习和课余的生活都无法培养的。 还记得那时候，一位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先于我们一步退出了社团。她在BBS上发了一篇帖子，让我们感动了很久。帖子中有一首歌的歌词，里面反复出现的是这样的句子： “I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till the day that found you.（直到遇见你，我才梦想成真。）” 学习新闻，成为公民 中国所有的新闻学院都面临着一种尴尬：大部分毕业生并不选择从事新闻业。有统计数据说，全国新闻学院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仅有30%。在这一点上，北大新闻学院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从一开始就怀揣着新闻理想的新闻学院毕业生，我曾经对这种现象颇为介怀，还曾写文章批评。在那篇题为“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的文章中，我提出，这是价值观教育缺失的后果。 现在我依然认为价值观的教育是重要的，不过对于价值观的内涵却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闻学院的培养目标也有了新的想法——新闻学院并不一定要以培养出编辑记者为目标，毕业生进入房地产企业工作也未必就是新闻学院教育的失败。“专业对口”只是最狭隘的衡量方式，最关键的是——学生们是否真的站起来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姿态与自己从事的职业并没有直接关系，记者中也不乏跪着的人。而房地产商就一定都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吗？并不是这样，潘石屹还慷慨解囊，办了一份很不错的思想文化类媒体呢（虽然现在这份《SOHO小报》已经停刊了）。 所以在我看来，新闻学院应该做的事有两件：新闻人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的新闻教育（或者说是媒介素养教育）。 在一所理想的新闻学院，并不是所有学生毕业后都会进入媒体，成为新闻人，但所有毕业生都应该成为站起来的公民。 回到本文开头，开学典礼几个月后，徐泓老师朗读过的那本书稿正式付梓出版，书名叫《我所珍惜的——30位北大传媒人访谈录》。虽然书的采写和编辑均由学院师生完成，但书中涉及的30位毕业于北大的知名传媒人却很少有我们的院友——我们的新闻学院毕竟太年轻了。 可以想象的是，很多年之后，如果再有这样一本书出版，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将是主力。不过，我更加期待的是，如果很多年之后有人总结从北大毕业的杰出公民，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可以占据很大的比例。那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来新闻学院吧，这里的老师和学生站起来了，而且站得很高，站得很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