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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求:改革是为下一代铺路
发布日期:2011-05-06点击数:
我喜欢用北大的方式恋爱、生活
记者:你是怎样进北大的?北大的学习生活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求:我是插过队的,是从插队的地方到北大的。当时在河北满城县插队,1976年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当年正好粉碎四人帮,所以入学推迟到第二年2月份,2月份到学校后,又到大兴分校待了半年才回到北大,进入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说起对北大的感情,不光是我,可能所有的北大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北大是一个培育学生独立、自主、创新精神的学校,她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经过这种学风的熏陶,毕业后不管到什么地方脑子里都在捉摸创新的事。我觉得受益最大的就是这种创新精神,不管到任何一个单位,一个工作岗位,都会不断地去想怎么把自己工作做得更好。因此那段学习经历对我一生最重要。 记者:你还记得当年的老师吗? 王求:当然记得。北大的学术基础是一般学校比不了的,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许多老师都是大师级的,比如袁行霈先生,他们不仅自己学问好,课讲得也非常好。听他们讲课,课堂上鸦雀无声,掉个针都能听见。还有郑兴东、蓝鸿文、甘惜分等,都是一流的教授。每一堂课都觉得非常新鲜,过去说学知识就像海绵吸水那样,在北大真的就有这种感觉。当时图书馆座位少,学生多,每天都要抢。所以我早上起床以后就直奔图书馆先去占地方。那种学习气氛,非常有意思,以后不可能再经历。 记者:当年在学习之外都有什么活动? 王求:我喜欢运动,在学校的时候又是田径队员又是篮球队员,还打排球、游泳。北大有这个条件,当时游泳池、运动场、篮球馆都有,我一下课老在这几个地方活动。在北大,我还得过北京市高校运动会400米栏第二名,那是1979年。发的奖品是一个小本,上面写着第几名,可能现在还在。 记者:听说你和爱人就是在大学时认识的? 王求:对,我爱人是北大物理系的。我母亲和她父亲原来在一个单位。走的时候说多照顾,原来不认识,到了学校就没有再接触。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又开始谈恋爱,然后就成了一家子。那是大学的收获,我们班还成了两对。现在都过得非常好,可能都是北大出来的,比较对路子吧,我喜欢用北大的方式恋爱、生活。 记者:毕业之后再回去过吗? 王求:去年我还带着朋友去北大校园转了一圈,物是人非,今非昔比。教室也不一样了,都是现代化大楼了。过去我们在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楼,都是旧的。图书馆是1970年代盖起来的,食堂也很破,印象很深刻。现在全都改造了,都是新的。
从北大出来,走哪都像肩上扛着国家
记者:从北大毕业以后,你是怎么开始广播事业的? 王求:我1980年2月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本来让我当团委书记。但我当时不愿意做政治工作,他们说不愿意干就到学报吧,所以我就到了广院的学报,编了大概不到两年。1982年9月我又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直工作到现在,一干就是26年。所以对中央台应该说感情很深。26年,人的一生有几个26年? 从北大出来后,老觉得自己有社会责任,到哪儿都好像肩上扛着国家似的。 记者:你在中央台,从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干到高级编辑,行政职务也一步步做到台播部主任、副台长、台长。你怎么理解电台的功能? 王求:我们作为国家电台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国家公共服务平台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国家应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有事,像地震、水灾,没有电没有任何别的通讯设施的时候,广播就是救急的。像日本、英国国民家里都发一个救生袋,那个袋里面装着好多东西,其中就有一个收音机。今年应对南方的冰冻雪灾和四川的抗震救灾,广播的这种作用非常突出。两次直播,都滚动播出了十几天。在媒体中,电视有绝对的优势,广播是不能比的,也不必要去跟人家比。我们有我们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李长春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多次批示,他说在各种媒体争芳斗艳的时代,广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改革是从《音乐之声》开始的吗? 王求:改革是从对港澳的《华夏之声》和《音乐之声》这两套节目开始的,这两套当时都是我管的节目。由我这儿提出改革方案,寻找合作对象,举个例子就是《音乐之声》。 当时一个朋友跟我建议,按照台湾类型化的方式改造我们的节目。类型化指整个一个频率都是一个类型的节目。像北京台、交通台还不是真正的类型化。但是《音乐之声》完全是流行音乐,板块怎么分?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我在台湾也接触过他们的广播,知道他们做得好,做得成功,像美国80%电台赚钱,都是什么电台呢?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音乐台,乡村音乐,摇滚音乐,都赚钱。因为它成本低,有的一个电台就三个人。我听了以后挺受鼓舞的,说可以试试。有这样的机会不能放过。经过6年实践证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记者:当时改革在整个广播界产生了怎样的反响? 王求:完全不一样了。《音乐之声》在改革之前,2001年之前,全年的合同额最高签订的是600万,实际收入是200万。从2002年到现在,第一年是2千万,第二年2300万,今年是6千万。这不是一个概念、一个量级了.一个广播频率能做到这个份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直到现在这套节目还是收听率相当高,从2002年那一次改革到现在这轮改革开始,这算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对中央台来说是革命性的。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将来电台往哪个方向发展。
在台湾采访张学良,仿佛回到上一个世纪,我对他非常崇敬
记者: 你在广播电台的26年中,有17年都是从事对台广播,有什么特别深的体会吗? 王求:对台广播是政策性、政治性非常强的一个业务工作。我在台播部很受锻炼,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对台广播的改革创新。1987年以前,两岸是隔离的,没有来往。1980年元旦,对台广播创办了广播电视的第一个主持人节目,徐蔓的《空中之友》。这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主持人节目,当时非常受台湾听众欢迎。徐蔓一改过去那种一定要解放台湾的高调的广播腔调,用亲和力很强的新方式让台湾听众感受中国大陆的变化。当时有台湾的听众说,徐蔓如果去台湾,去竞选的话,当个台湾“国大”代表毫无问题。 记者:在这么多年的采访、编辑工作的经历里,印象最深的是哪次? 王求:1992年9月2日,经过十分复杂的交涉,18位大陆记者终于以正式、公开的身份进入台湾采访,实现了两岸双向新闻交流的一次重大突破。我是当年18位赴台采访的记者之一。我在台湾采访了张学良。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仿佛回到上一个世纪。你说他是英雄也好,是有争议的人物也好,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我对他非常崇敬。“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他的功劳最大,为此整个后半生都被软禁。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之前,只接受过日本NHK电视记者采访谈抗日战争。这是他第一次接受中国大陆记者的采访。当时只允许去四个人,新华社、人民日报、电视台、记协,第一批名单没有我。我说你们不能没有广播记者,力争的结果是让我进去了。我做的那个录音报道后来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当时很多听众打电话、来信,特别是东北听众,群情激动。 记者:当时的台湾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求:1992年台湾有点像今天的浙江,经济富裕,我对此感受很深刻。再一个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台湾比大陆要完整,没有遭到那么多破坏。到哪儿都能看到汉字,虽然是繁体,让人感到很欣慰。不管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都对中国文化传承得比较好。到了李登辉才变,去中国化这些东西才出来。但是再去中国化,到了端午节要吃粽子,到了元宵节要吃元宵,这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你再讲什么闽南话、台湾话,最后还是中国话的一种。
不给年轻人希望,你这个单位的改革就没有希望
记者:你怎么看广播的没落与以后的发展? 王求:在当今这个时代,广播已经开始没落了,是传统媒体里面没落比较快的一个。但它不应该是这样,应该还有潜力可挖,像《音乐之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中央台一把手,我有这样的责任。一个是完成好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再有一个要让中央台干部职工有生活上的改善,经济上的改善。不然的话人都跑了,年轻的都不来了,中年的、能干的都跑了,光剩下老人了还怎么弄呢?一个媒体到那种程度就可悲了,还得要改革,要创新。所以最近几年,中央台下了很大功夫。 中央台是个老单位,是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从延安时代延续到现在将近70年。离退休的干部近580人,延安时代90多岁老同志现在还健在。现在改革有成果了,不能说你光管在岗的人,其他人不管,你都得关照到。这就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 这是作为一个媒体领导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好多改革是围绕着这个来的。我们这种类型的主流媒体尤其存在着这种问题,一方面要完成党、国家的宣传任务,但是同时经费不足,要自己去创收,这就造成了矛盾。一方面你要纯洁、干净,另外一方面你又要去赚钱。在市场上赚钱没有手段不行,你的手段正当可能无效,不正当要违规,甚至犯法。这是比较难的事,经常陷入这种矛盾当中,但是矛盾也要做,并争取做得更好。中央台这几年做得不错,2002年开始改革,创收每年都有20%的增幅。今年如果顺利的话,增幅还有可能扩大,这对一个传统广播媒体,已经相当不错了。 记者: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是怎样的? 王求:上一轮的改革从2002年开始,是进行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目前进行的这一轮改革,我们叫内合外联,多元发展。这是我们这一届班子的一个改革思路。以资源整合为特征,以制度、流程、体制、机制等组织体系创新为手段,以发展公益性事业和发展经营性产业的“双轮驱动”,全面培育和发展核心竞争力。从今年7月份开始,我们推出了一套人事、机构、薪酬制度,存量不变,增量部分重点放在干得多的、干得好的这些人身上。 记者:看来这次改革力度很大? 王求:这回力度比较大,如果再不改,中央台作为一个百足之虫真僵了,就不行了。在这次改革中,《中国之声》提了三个80后副处级干部,部门副主任。你不给年轻人希望,你这个单位也没有希望。你作为一个媒体,都是老人在这儿主事,肯定思维、观念会受限制。我也胆子大,这个班子又年轻。反正我一号召,他们就跟着干,咬着牙挺过去。 “中国之声”要彻底改,整体运作是按照线性方式,大进大出,大采访、大编辑部,整个观念都变了。这两次灾害报道,就是抗冰雪和抗震救灾,我们虽然做得很好,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彻底地改革。明年1月1日推出。 改革也是我的责任,为下一代,为以后的人铺路。不能说你为了保你的官,什么都不干了。当然你不干也行,但是那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包括干部队伍,你不让他年轻化,将来谁来接班呀?

采访/穆莉 孟庆伟

采访手记 采访完王求,回去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闪现着“风风火火”这个词。即使不了解他的出身背景,只要和他见过面、谈过话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问:“你是山东人吧?”气宇轩昴,笑声爽朗,王求身上带着典型 “山东人”特征。虽然他说自己和当年比,性子已磨平了不少,但听完他的介绍,你会觉得他仍然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王求告诉我们,在台播部当副主任时,一次在处级干部会上,他站出来替技术部门干活的同志“请命”,当众让台领导下不来台。为了替电台创收,跟人家拼酒,四两一杯的咣铛一口就喝了下去。 王求说他是急性子,有事恨不得一下子干完,容不得拖拉,但有些场合他又很有耐性。进入台领导班子后,王求管了两年后勤,正好赶上一次分房,整天有老同志找,需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有时候晚上接电话,一打就是三四小时。 采访结束后,我们提出翻拍书柜里他十多年前采访张学良时的一张老照片,带去的相机却不太会弄,王求从座位上站起来,拿过相机,帮着找出正确的按键,直到我们满意地完成拍摄任务。 临走时,看见广播电台一楼大厅的公示牌上贴着新任处级干部的公示表,一张张看过去,三十岁出头的占了大多数。

撰文/穆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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