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用北大的方式恋爱、生活 记者：你是怎样进北大的？北大的学习生活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求：我是插过队的，是从插队的地方到北大的。当时在河北满城县插队，1976年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当年正好粉碎四人帮，所以入学推迟到第二年2月份，2月份到学校后，又到大兴分校待了半年才回到北大，进入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说起对北大的感情，不光是我，可能所有的北大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北大是一个培育学生独立、自主、创新精神的学校，她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经过这种学风的熏陶，毕业后不管到什么地方脑子里都在捉摸创新的事。我觉得受益最大的就是这种创新精神，不管到任何一个单位，一个工作岗位，都会不断地去想怎么把自己工作做得更好。因此那段学习经历对我一生最重要。 记者：你还记得当年的老师吗？ 王求：当然记得。北大的学术基础是一般学校比不了的，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许多老师都是大师级的，比如袁行霈先生，他们不仅自己学问好，课讲得也非常好。听他们讲课，课堂上鸦雀无声，掉个针都能听见。还有郑兴东、蓝鸿文、甘惜分等，都是一流的教授。每一堂课都觉得非常新鲜，过去说学知识就像海绵吸水那样，在北大真的就有这种感觉。当时图书馆座位少，学生多，每天都要抢。所以我早上起床以后就直奔图书馆先去占地方。那种学习气氛，非常有意思，以后不可能再经历。 记者：当年在学习之外都有什么活动？ 王求：我喜欢运动，在学校的时候又是田径队员又是篮球队员，还打排球、游泳。北大有这个条件，当时游泳池、运动场、篮球馆都有，我一下课老在这几个地方活动。在北大，我还得过北京市高校运动会400米栏第二名，那是1979年。发的奖品是一个小本，上面写着第几名，可能现在还在。 记者：听说你和爱人就是在大学时认识的？ 王求：对，我爱人是北大物理系的。我母亲和她父亲原来在一个单位。走的时候说多照顾，原来不认识，到了学校就没有再接触。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又开始谈恋爱，然后就成了一家子。那是大学的收获，我们班还成了两对。现在都过得非常好，可能都是北大出来的，比较对路子吧，我喜欢用北大的方式恋爱、生活。 记者：毕业之后再回去过吗？ 王求：去年我还带着朋友去北大校园转了一圈，物是人非，今非昔比。教室也不一样了，都是现代化大楼了。过去我们在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楼，都是旧的。图书馆是1970年代盖起来的，食堂也很破，印象很深刻。现在全都改造了，都是新的。 从北大出来，走哪都像肩上扛着国家 记者：从北大毕业以后，你是怎么开始广播事业的？ 王求：我1980年2月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本来让我当团委书记。但我当时不愿意做政治工作，他们说不愿意干就到学报吧，所以我就到了广院的学报，编了大概不到两年。1982年9月我又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直工作到现在，一干就是26年。所以对中央台应该说感情很深。26年，人的一生有几个26年？ 从北大出来后，老觉得自己有社会责任，到哪儿都好像肩上扛着国家似的。 记者：你在中央台，从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干到高级编辑，行政职务也一步步做到台播部主任、副台长、台长。你怎么理解电台的功能？ 王求：我们作为国家电台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国家公共服务平台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国家应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有事，像地震、水灾，没有电没有任何别的通讯设施的时候，广播就是救急的。像日本、英国国民家里都发一个救生袋，那个袋里面装着好多东西，其中就有一个收音机。今年应对南方的冰冻雪灾和四川的抗震救灾，广播的这种作用非常突出。两次直播，都滚动播出了十几天。在媒体中，电视有绝对的优势，广播是不能比的，也不必要去跟人家比。我们有我们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李长春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多次批示，他说在各种媒体争芳斗艳的时代，广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改革是从《音乐之声》开始的吗？ 王求：改革是从对港澳的《华夏之声》和《音乐之声》这两套节目开始的，这两套当时都是我管的节目。由我这儿提出改革方案，寻找合作对象，举个例子就是《音乐之声》。 当时一个朋友跟我建议，按照台湾类型化的方式改造我们的节目。类型化指整个一个频率都是一个类型的节目。像北京台、交通台还不是真正的类型化。但是《音乐之声》完全是流行音乐，板块怎么分？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我在台湾也接触过他们的广播，知道他们做得好，做得成功，像美国80%电台赚钱，都是什么电台呢？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音乐台，乡村音乐，摇滚音乐，都赚钱。因为它成本低，有的一个电台就三个人。我听了以后挺受鼓舞的，说可以试试。有这样的机会不能放过。经过6年实践证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记者：当时改革在整个广播界产生了怎样的反响？ 王求：完全不一样了。《音乐之声》在改革之前，2001年之前，全年的合同额最高签订的是600万，实际收入是200万。从2002年到现在,第一年是2千万，第二年2300万，今年是6千万。这不是一个概念、一个量级了.一个广播频率能做到这个份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直到现在这套节目还是收听率相当高，从2002年那一次改革到现在这轮改革开始，这算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对中央台来说是革命性的。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将来电台往哪个方向发展。 在台湾采访张学良，仿佛回到上一个世纪，我对他非常崇敬 记者： 你在广播电台的26年中，有17年都是从事对台广播，有什么特别深的体会吗？ 王求：对台广播是政策性、政治性非常强的一个业务工作。我在台播部很受锻炼，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对台广播的改革创新。1987年以前，两岸是隔离的，没有来往。1980年元旦，对台广播创办了广播电视的第一个主持人节目，徐蔓的《空中之友》。这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主持人节目，当时非常受台湾听众欢迎。徐蔓一改过去那种一定要解放台湾的高调的广播腔调，用亲和力很强的新方式让台湾听众感受中国大陆的变化。当时有台湾的听众说，徐蔓如果去台湾，去竞选的话，当个台湾“国大”代表毫无问题。 记者：在这么多年的采访、编辑工作的经历里，印象最深的是哪次？ 王求：1992年9月2日，经过十分复杂的交涉，18位大陆记者终于以正式、公开的身份进入台湾采访，实现了两岸双向新闻交流的一次重大突破。我是当年18位赴台采访的记者之一。我在台湾采访了张学良。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仿佛回到上一个世纪。你说他是英雄也好，是有争议的人物也好，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我对他非常崇敬。“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他的功劳最大，为此整个后半生都被软禁。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之前，只接受过日本NHK电视记者采访谈抗日战争。这是他第一次接受中国大陆记者的采访。当时只允许去四个人，新华社、人民日报、电视台、记协，第一批名单没有我。我说你们不能没有广播记者，力争的结果是让我进去了。我做的那个录音报道后来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当时很多听众打电话、来信，特别是东北听众，群情激动。 记者：当时的台湾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求：1992年台湾有点像今天的浙江，经济富裕，我对此感受很深刻。再一个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台湾比大陆要完整，没有遭到那么多破坏。到哪儿都能看到汉字，虽然是繁体，让人感到很欣慰。不管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都对中国文化传承得比较好。到了李登辉才变，去中国化这些东西才出来。但是再去中国化，到了端午节要吃粽子，到了元宵节要吃元宵，这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你再讲什么闽南话、台湾话，最后还是中国话的一种。 不给年轻人希望，你这个单位的改革就没有希望 记者：你怎么看广播的没落与以后的发展？ 王求：在当今这个时代，广播已经开始没落了，是传统媒体里面没落比较快的一个。但它不应该是这样，应该还有潜力可挖，像《音乐之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中央台一把手，我有这样的责任。一个是完成好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再有一个要让中央台干部职工有生活上的改善，经济上的改善。不然的话人都跑了，年轻的都不来了，中年的、能干的都跑了，光剩下老人了还怎么弄呢？一个媒体到那种程度就可悲了，还得要改革，要创新。所以最近几年，中央台下了很大功夫。 中央台是个老单位，是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从延安时代延续到现在将近70年。离退休的干部近580人，延安时代90多岁老同志现在还健在。现在改革有成果了，不能说你光管在岗的人，其他人不管，你都得关照到。这就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 这是作为一个媒体领导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好多改革是围绕着这个来的。我们这种类型的主流媒体尤其存在着这种问题，一方面要完成党、国家的宣传任务，但是同时经费不足，要自己去创收，这就造成了矛盾。一方面你要纯洁、干净，另外一方面你又要去赚钱。在市场上赚钱没有手段不行，你的手段正当可能无效，不正当要违规，甚至犯法。这是比较难的事，经常陷入这种矛盾当中，但是矛盾也要做，并争取做得更好。中央台这几年做得不错，2002年开始改革，创收每年都有20%的增幅。今年如果顺利的话，增幅还有可能扩大，这对一个传统广播媒体，已经相当不错了。 记者：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是怎样的? 王求：上一轮的改革从2002年开始，是进行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目前进行的这一轮改革，我们叫内合外联，多元发展。这是我们这一届班子的一个改革思路。以资源整合为特征，以制度、流程、体制、机制等组织体系创新为手段，以发展公益性事业和发展经营性产业的“双轮驱动”，全面培育和发展核心竞争力。从今年7月份开始，我们推出了一套人事、机构、薪酬制度，存量不变，增量部分重点放在干得多的、干得好的这些人身上。 记者：看来这次改革力度很大？ 王求：这回力度比较大，如果再不改，中央台作为一个百足之虫真僵了，就不行了。在这次改革中，《中国之声》提了三个80后副处级干部，部门副主任。你不给年轻人希望，你这个单位也没有希望。你作为一个媒体，都是老人在这儿主事，肯定思维、观念会受限制。我也胆子大，这个班子又年轻。反正我一号召，他们就跟着干，咬着牙挺过去。 “中国之声”要彻底改，整体运作是按照线性方式，大进大出，大采访、大编辑部，整个观念都变了。这两次灾害报道，就是抗冰雪和抗震救灾，我们虽然做得很好，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彻底地改革。明年1月1日推出。 改革也是我的责任，为下一代，为以后的人铺路。不能说你为了保你的官，什么都不干了。当然你不干也行，但是那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包括干部队伍，你不让他年轻化，将来谁来接班呀？

采访/穆莉 孟庆伟

采访手记 采访完王求，回去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闪现着“风风火火”这个词。即使不了解他的出身背景，只要和他见过面、谈过话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问：“你是山东人吧？”气宇轩昴，笑声爽朗，王求身上带着典型 “山东人”特征。虽然他说自己和当年比，性子已磨平了不少，但听完他的介绍，你会觉得他仍然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王求告诉我们，在台播部当副主任时，一次在处级干部会上，他站出来替技术部门干活的同志“请命”，当众让台领导下不来台。为了替电台创收，跟人家拼酒，四两一杯的咣铛一口就喝了下去。 王求说他是急性子，有事恨不得一下子干完，容不得拖拉，但有些场合他又很有耐性。进入台领导班子后，王求管了两年后勤，正好赶上一次分房，整天有老同志找，需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有时候晚上接电话，一打就是三四小时。 采访结束后，我们提出翻拍书柜里他十多年前采访张学良时的一张老照片，带去的相机却不太会弄，王求从座位上站起来，拿过相机，帮着找出正确的按键，直到我们满意地完成拍摄任务。 临走时，看见广播电台一楼大厅的公示牌上贴着新任处级干部的公示表，一张张看过去，三十岁出头的占了大多数。

撰文/穆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