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程曼丽，生于1957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9月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著作有《〈蜜蜂华报〉研究》（《蜜蜂华报》是中国本土第一份外文报纸，也是澳门第一份报纸）、《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公关传播》、《公关心理学》、《外国新闻传播史教程》。其中，《〈蜜蜂华报〉研究》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蜜蜂华报〉研究》填补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是程曼丽学术成果中的一座里程碑；《海外华文传媒研究》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文《外国新闻事业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论文奖。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引言： 在形容一个老师的时候，你会想到用什么样的词汇呢？博学、儒雅、风趣……这些也许是你最快能想到的词汇吧。可是有这样一个老师，她的学生选择这样的词汇来描写她：温柔，善良，可爱，坚毅。她温柔，却在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却严肃得把学生“吓哭”；她“保守”，可是她研究的领域却总是在学界的前沿；她“恬淡”，却总在不知不觉间与名利一次又一次亲密接触…… 这样一个既充满矛盾又让人肃然起敬的人，就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 正文： 她保守：“骨子里是个文化人” 冬天的阳光从窗子里透进来，干净而温暖地照在程老师的侧脸上。患重感冒的程老师语调沉静而平稳，眼神却依然清澈明亮。这让我们立刻想起了她的学生最常提到的形容词：“温柔”。客厅里最显眼的当然是装满各种书籍的书柜，以及一个至少占据客厅面积二分之一的书桌。整个客厅陈设非常简单，单纯得一如程老师走上新闻教学岗位的历程。可是从事了多年新闻教学的程老师一开始却并不想干这个行业，这让我们非常好奇。 记者：看您的简历，发现您从学生时代到工作，一路走来始终没有离开新闻学，什么原因呢？ 程曼丽：没有什么原因，干一行爱一行。 记者：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把它当作一生的职业了吗？ 程曼丽：没有那么明确，有过一段时间的摇摆。当初对新闻并不了解，那时国家刚改革开放，新闻业不像现在这么兴盛。我喜欢文学，觉得新闻和文学比较接近，所以就想新闻或许是个跳板，将来可以去搞文学。 后来在学习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得到老师们的肯定，给了我很多鼓励，让我觉得能干好这一行。实习以后慢慢了解到新闻业的具体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干一行爱一行”，我既然选择了这行就没想太多。 记者：从一开始想以新闻为跳板到为这一行去培养更多的新闻人？ 程曼丽：是，开始不想做老师，觉得自己不善为人师。那个时候学校留我，院长和我谈留校的事情，我说我不善为人师啊，他说你能当好老师，挺像个好老师的。（笑）留校以后，始终有一种压力，就是学生一天都不能耽误，面对学生你一定要给他们最好的、最多的、最新的东西。慢慢熟悉了这个职业以后，发现它的空间很大，值得去研究、探索，去付出。结果就这么走下来了。 记者：那您觉得在当时那么浮躁的一个环境下，您的同学都去经商下海了，都去赚钱了，您在学校还呆得那么安心，是由于个人性格原因，还是因为学校给您的影响特别大？ 程曼丽：两方面的情况都有。我的性格中有比较稳定的因素，是属于随遇而安的那种，可是年轻的时候谁也不会稳定得像七八十岁的老人。看着别人都热热闹闹的，心里也会有波动。我的大部分同学毕业后都去了媒体，去了报社、电台、电视台，还有一些出国、经商去了。那个时候学校特别清贫，工资也低，一些年轻同事先后离开了学校。当时我是新闻史教研室里唯一的一个小字辈，其他人都是我的老师，我是读着他们的书完成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业的，他们对于我的成长和学术生涯的起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看着他们安贫乐道、兢兢业业地从事着教学、科研工作，我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开始是跟着他们编教材、做课题，后来开始有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也就习惯性地做下来，逐渐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在这个领域干的时间长了，也就有感情了，觉得挺充实的。现在回头看看，没有离开学校，我不但不后悔，反而感到庆幸，因为正是甘于寂寞、甘于清贫的这些年给了我丰厚的学术积淀。 当然，对于教学、科研之外的事情，我也尝试做过。比如90年代中期，学院派我（和一位院领导）去国外开辟一个合作空间，在经费缺乏、各方面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我还是对付了下来，发现自己还有另一方面的“潜力”。不过从骨子里说，我是文化人，更喜欢看书、教书、写书，不可能长期脱离学校的环境，所以很快我就归队了。 她敬业：“在学术上必须有所专深” 对《蜜蜂华报》的研究可以说是程老师学术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为了完成这篇论文，程老师甚至专门去学了葡萄牙语——为了研究一份报纸而在三个月内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这让她的学生都钦佩不已，叹服于程老师的韧性。也许正像程老师说的：“在学术上必须有所专深”。这份敬业的精神应当是做什么事情都必须秉持的。 记者：您的《蜜蜂华报》研究在2002年获了吴玉章奖。这奠定了您在新闻史研究的权威，当时为什么选这个呢？ 程曼丽：这其实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先生的一个心愿。1994年，香港的一位朋友来看望方先生，送给他一本由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重刊的《蜜蜂华报》精装复印合订本，包括澳门和葡萄牙本土公私立图书馆中收存的全部《蜜蜂华报》。 方先生拿到合订本后特别高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披卷摩挲，大喜过望”。要知道，《蜜蜂华报》是新闻史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份报纸，任何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和专著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有了这个合订本，研究《蜜蜂华报》已经成为可能了。但由于他自己不懂葡文，无法着手开展研究，因此一直深感遗憾。方先生试探过一些学生，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项工作。 我也是被试探过的他的学生之一。不过鬼使神差般地，当我从方先生手中接过这本合订本、翻到某一页时，我竟然说出了某一行字的意思。当时我不知道那句话说得对不对，因为我根本就不懂葡萄牙文。不过这可能是给了方先生某种暗示，似乎我能够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之后他便详细地讲述这份报纸，讲述那段历史，讲述研究它的意义和价值。我是第一次在方先生这里看到《蜜蜂华报》合订本。在此之前，我对《蜜蜂华报》的了解也就是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里提到的那几句话。从感情上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承担起这项工作，填补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了却导师的夙愿。但我又知道这项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一是为此我要学习一门葡语，二是这份报纸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我如何把它写成一篇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这之后，方先生又几次提到这件事，从他的语气和眼神中我都感觉到，他基本上确定了我这个人选。我想在正式答复导师之前，试一试自己的语言能力，便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去强化学习葡语。 记者：学葡语花了多长时间？ 程曼丽：我去北外强化葡语，一连三个月。根据我“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特殊需要，老师为我制订了学习计划，省去听、说、写三个环节，专攻阅读。挺感谢那位老师的，他当时给我选了很旧的葡文教材，还是人民公社社员戴草帽、割稻子的那种，但是语法归纳得特别好。经过努力，只半个月的时间，学习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展，老师认为我“语言能力很强”。在学习过程中，我利用自己学过俄语、英语的优势，举一反三。比如，葡语语法很像俄语，单词又有些像英语。我就用学俄语的方法来学语法，用学英语的方法来记单词。后来我向老师建议把《蜜蜂华报》作为我的课外作业，我先翻译，再让老师帮着修改。这样时间一长，我就可以离开老师的拐杖，独立行走了。开始我翻词典很频繁，词典很快就翻烂了，后来我发现，报纸刊载的事件有连续性，有的时候几天都在重复说同一件事，抓着规律，后来看得就比较顺利了。 那时候下决心挺难的：要做的话就意味着几年都做这个了。有可能做得出来，也有可能根本做不出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相关资料，方老师建议我去找找看，我就去首图、北图查，找广东省志、香山县志，一大摞里都没有。当时除了上课和编杂志（《国际新闻界》），其他时间全用来分析、搜集资料，找北京、澳门、中国甚至葡萄牙历史资料，尽量找出那份报纸留下来的痕迹。 记者：写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做不下去？ 程曼丽：有啊，研究过程很辛苦，有几次我都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人也变得很憔悴。我想这些方先生都清楚。但他从来不同情我，只是把我往前推，给我打气、助威。我的先生也很支持我，他认为这个研究很有价值，值得为此付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 记者：听说写这本书时方老师还在您去台湾的时候托人给您捎了生日卡？ 程曼丽：那个时候我正处在论文写作的攻坚阶段，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我和新闻学院的涂光晋副院长被邀请参加由台湾世新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两岸公共关系理论暨实务研讨会。因为时间安排紧，活动密集度大，会上又得应付台湾记者提的问题，自己生日这回事早都忘到脑后了。没想到在远离家乡的台北收到了这样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听涂老师说，离京前方老师专门把她叫了去，对她说：曼丽要过生日了，这不是一般的生日，而是40岁的大生日，请你带上一封祝贺的信给她。并且特别嘱咐，要在19日晚上或20日早上交给她。我们是16号出发的，20号是我的生日。涂老师背着这份祝福从北京转香港到台北，对此我一无所知。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后来方先生在我获评博导资格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记得不久前，在你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祝愿你早日成为教授和博导，当时的预测是两年左右的时间，现在，这一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了。新闻史研究领域，终于有了另一位博导级的学者，这门学科的梯队壮大了，后继有人了，我孤军作战的尴尬局面，也随之结束了。仅仅两年多一点时间，就上了两个台阶，很不容易。这里面，有机遇（政策上对中青年的倾斜）的成份，但主要还是由于你个人的勤奋和努力。” 她恬淡：知足常乐，顺其自然 谈话的间隙，因为病毒性感冒的关系，程老师时不时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声音虽然低沉，思路却非常清晰。映着冬日明亮的阳光，这份恬淡给我们一种安静的感觉，也许我们只能用“人淡如菊”作为最适合的形容词。虽然恬淡而知足，但程老师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总是给人很“时髦”的感觉，这不由得又让我们觉得十分好奇。 记者：您的研究似乎一直走在学界的前沿，不管是新闻史方面对于澳门《蜜蜂华报》的研究，还是对于海外华文媒体的研究。您是怎么开始关注海外华文媒体的？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既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也是外国新闻史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它们远离母体，和国内传媒有许多不同之处；作为外国新闻史的重要内容，它们又更多地带有中国特色，明显区别于当地媒体。对这些媒体，需要从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两个角度分别进行研究。我是教外新史的，又攻读了中新史方向的博士，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1998年年底，正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中国新闻社前社长王士谷先生到人大寻求合作，方汉奇先生就推荐了我。 王士谷先生去世后，我就独自承担起了这项研究任务。在我之前，有很多人进行了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包括王士谷先生。他们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或者是限于对某一国家华文传媒的介绍，或者是由若干研究成果结集而成。即使是带有通史性质的，时间也多半截止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或90年代初期，对极富变化的最近十几年海外华文传媒的情况缺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现在，历史已经进入到21世纪，国际关系的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如何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高度，对华文传媒进行研究，认识和评价它在新形势下的作用和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补充了后10年最新的发展状况，特点是分阶段树立历史脉络，归纳特点。并在《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四个结论、四个展望和四个建议。其中的一个建议，就是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记者：所以说程老师的研究内容总是很时髦，是机缘巧合吗？ 程曼丽：说“机缘巧合”可以，但是机缘巧合并不是赶时髦赶出来的。我恰恰比较“保守”，不爱赶时髦。当初做《蜜蜂华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辜负导师的重托，尽全力把近代新闻史上的这个空白补上。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引起澳门方面的重视，并被列入迎澳门回归的系列丛书中。做华文媒体研究一是因为自己感兴趣，同时也是为了完成王士谷先生的一个遗愿。但是也没有想到，这方面的研究会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关注，由“隐学”变为“显学”。做政府信息传播研究是因为“非典”期间不便出门，自己又不习惯闲着，于是开始对政府（主要是卫生部）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跟踪分析，写了一篇研究报告，也没有想到这篇报告后来被做成卫生部内参，我也在“非典”之后被邀请担任卫生部新闻传播顾问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在看起来，这些事情的确很“时髦”，但当初只是在做一件具体的事情并力求把它做好，没有想到这件事将来是不是会被人关注，或者能够获得什么回报。我想，如果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先衡量名利得失，先想到有没有回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好的。 她温柔：良师“亦”友“打成一片” 在说起程老师的学术研究时，她的学生无不惊叹于她的细致和韧性；而在谈起学术之外的生活时，她的学生又特别爱用“温柔”和“善良”来形容她。对于这样的褒奖，程老师却常常在思索自己做的还有什么不足，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某某的论文做不出来又被她说哭了，嘴里说着严肃的词汇，可是眉眼之间流露的分明却是对自己孩子一般的担忧与关爱。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个好导师吗？ 程曼丽：还算比较敬业吧。教学，带学生是头等大事，不能马虎，不能掉以轻心。有时也在扪心自问，我是个称职的老师吗？现在学生越招越多，自己还有研究任务、行政工作，是不是顾不过来？过去学生少，我会去宿舍看望他们，经常和他们见面，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也能关照到，现在虽然心里惦记他们，却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频繁交谈，只能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或者借集体相聚的机会与大家共同交流。 和学生相聚开心归开心，不过对他们也有很不客气的时候，指导论文时尤其如此。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意识到，与学生谈话语气比较重，态度也比较严厉。记得在人大时，我和自己的一位博士生谈完论文后，他回去瞪着天花板愣了一天，就发烧了。其他学生告诉我以后，我马上打电话过去慰问并鼓励他，对他说，我并不是要把他一棍子打死，哪里有问题，就从哪里改起，对于提高论文质量，这是必要的步骤。等到论文改写好了，回过头来再看，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结果这个学生的论文还是做得不错的。我并不认为对学生要求严格或过于严格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答辩时要面对所有的答辩委员，要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记者：您一开始教书的时候都是在一些干部进修班和专升本的班级，好多人岁数都比较大，一看学生都比自己大，那个时候教师的架子端得起来吗？ 程曼丽：我不会端架子，只是有自己的习惯或弱点，讲课就讲课，课下很少与学生交流。校内的学生一般比较腼腆，不会主动与我谈话，校外的学生就不一样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比我年龄大，课上虽然认真听讲，很恭敬的样子，课下却经常和我开玩笑，说是要把我变成一个不像老师的老师。记得有一年在东北的一个城市上课，正好赶上下大雪，课间学生约我去看雪，谁知我一脚刚踏出教室门，许多雪球就向我袭来，“打老师啊”的喊声响成一片，从此我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笑） 记者：工作那么忙，会不会没时间跟爱人、儿子在一起？ 程曼丽：有的时候确实很忙，会有“离群索居”、疏于交流的时候，不过家人都很理解。只要有时间，我会尽量参加或主动安排“集体活动”，比如周末度假、健身、看望老人等等。 记者：家庭给您的支持还是很大的？ 程曼丽：非常大。很多年来，我先生不但帮助我分担家务，照顾孩子，在事业上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是学经济出身的，长期从事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方面的教学工作。在我做国际传播研究和撰写《国际传播学教程》的过程中，他从自己专业的角度，给了我许多建议和启发，使我能够摆脱单一学科的局限，拥有更广阔的视野。 记者：平常最大爱好是什么？ 程曼丽：我的爱好很多，喜欢听音乐，爱好书法、绘画。在俄罗斯进修时，我经常去剧院、音乐厅欣赏一流团体的演出，看芭蕾、听歌剧什么的，还多次去埃尔米达日宫欣赏大师们的绘画作品。在艺术之邦的经历令人难忘，这段经历甚至对我后来的欣赏口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一般的演出我都不会有太大兴趣，可能“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记者：和儿子相处会不够吗？ 程曼丽：从儿子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保持每天聊天的习惯。最近两年，他倒不希望我多说什么了。我说话时，他会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妈妈，你说一遍就行了，别重复。我说，摊上我这个妈妈算你福气，我又不唠叨，只不过怕你记不住多说两遍。他说，一遍就行了我记住了。可能到了这个年龄段多少有些反叛，还有点大男孩的矜持。不过我这次感冒，他每天放学回来都用大巴掌拍着我肩膀问，妈妈，好一点没有。让我心里暖乎乎的。 记者：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程曼丽：目前正在赶写《国际传播学教程》，学校以不断以升级的方式惩罚我（笑），一开始把它列入学院精品教材，后来列入学校、北京市精品教材。所以眼前是想尽快把教材写完，给自己一点喘息之机，稍微调整一下生活状态。当然，休养生息过后又要进入另一个写作周期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对外传播效果研究）今年结项。 采访手记： 采访那天，天空很蓝，气温依旧很低，程曼丽老师的感冒还没有痊愈。许是感冒那一周没怎么说话，她见到我们后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尽管由于感冒她的嗓子不时发出噜噜声，但程老师滔滔不绝和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了整整一个上午，从学业到事业，从婚姻到家庭，从学生到子女。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程老师始终微笑着，一副很淡然的样子，用她的话说大概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感觉。娃娃脸的她很平和，让人觉得温暖。 采访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硕士研究生 郭琳、侯琼 采访时间：2005年12月5日 采访地点：燕北园 特别感谢：采访指导徐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