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8日18:00,中宣部、教育部、中国记协和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深化“三项学习教育活动”赴高校系列讲座走进北京大学,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作题为“妙手著文章——谈谈新闻写作的技巧”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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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先生讲课。写作应该是大学生的一项基本功,写作是就业和创业的一项基本技能。
【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到北大来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激动是因为第一次来北大,紧张也是因为第一次来北大。说起北大,我和它还有些机缘的。29年前,中国恢复高考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大哲学系,没想到阴差阳错进了复旦新闻系。时隔29年我终于进了北大,然而我已经老了,老的不好意思再和各位莘莘学子坐在一起听课,更不好意思和谁成为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于是只好走上讲台扮演我更适合的一个角色。
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妙手著文章,谈谈新闻写作的技巧。新闻写作是有技巧的吗?我认为是有的。我不但认为新闻写作有技巧,而且从业20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以求、探索寻找新闻写作的技巧。我集20年的写作技巧,把这些技巧浓缩成今天晚上的讲座。
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向各位推荐一个方法,不但对听这个讲座有用,或许对你一生都有用。这个方法就叫做简单化。简单化初一听好象是贬义词。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简单化不应该否定,还应该给予肯定。湖南有一家造纸企业亏损,办公室主任告诉老总,企业不但定了规章制度,而且非常详细,于是就报出一些管理条例,老总一看厚厚的五大本,足有七八斤,老总说这么复杂的东西谁愿意看?怎么记得住呢?于是他亲自主持了两项制度,一个是四无,一个是五不走。四无就是车间必须做到无垃圾、无杂物、无闲聊人员、无乱放成品半成品。五不走就是工人设备不擦净不走,材料不放整齐不走,工具不清点好不走,现场不清扫不走。自此以后,工厂管理大有起色。
简单化常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在我们身边有多少条条框框、规章制度规范着大家的职业行为,但是又有多少是认真执行确实起到作用的呢?深究起来,当然与有令不行、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格、不认真有关,但是规章制度太庞杂、太烦琐,人们根本记不住,因而也实行不了、监督不了。那怎么办呢?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所以,我认为,简单化常常是我们工作和学习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看到一个消息,欧盟委员会打算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个工作,就是把他们过去的各种规定和条文做一次大的清理,来一个简单化。因为这些条文实在太多、太庞杂,以至于大大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
我在经济日报的时候,请过著名的健康专家到报社做关于养生的报告,报告非常生动精彩,讲了很多他住院的时候病人很多很有趣的例子,但是报告听完,不少人什么也没记住,基本等于没听,日常生活还是老样子,我行我素。我以简单话的原理记住报告的一句话,就是饭吃八成饱。可以说这句话让我受用无穷。
我今天的讲座妙手著文章,其实内容很多,但是我劝大家记住五句话。如果听完讲座,各位同学别的没有记住,只记住这五句话,而其中的一句、两句又真的打动你,你觉得有道理,在你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上之后打算认真试一试,那本人今天就没有白讲,你们就没有白听。第一句话叫做带着问题写新闻。第二句话叫做水平高低在选择。第三句话是述评写作三段事。第四句话是言论写作三要素。第五句话是最高境界是通俗。
第一句话是带着问题写新闻。经济日报社每年都要接收一些大学生,有北大的,有清华的,也有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的,他们来了之后,我喜欢和他们聊天。说起采访写作,有的新进大学生问我,你写那么多稿子,有些稿子他们读书时就读过。写新闻到底有没有诀窍?如果有,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毫不保留。我说毫不保留没有问题,可是新闻写作是没有诀窍的,如果硬要说有的话,这句话就应该叫做带着问题写新闻。
我想告诉大家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记者到底是干什么的?在座的各位今后走上岗位都是要当记者的,可能在你们心目当中有一个记者的形象,有一个记者的概念,有一个记者的内涵和定义。那记者到底是什么呢?说起记者,说法很多,比较通行的我们也比较认可叫做无冕之王、社会的守望者、历史的记录人等等。但是放平心态的来想,我觉得记者记者,记者就是一个记录者,就是记录我们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干服务工作的,我常说我们的记者,和街上骑自行车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什么区别。记者的服务对象是眼睛馋了想看新闻的人,这些人想看什么我们就在媒体上报什么、播出什么,满足他们的新闻欲。你们要记住,今后你们去当记者,记者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是一个服务工作。
第二,记者最大的本事是什么?我们到了一个单位,都认为这个记者的本事大,那个记者的本事大。其实记者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呢?我认为记者最大的本事就是提问。在座的除了记者,可能比较崇拜中央电视台的王志、白岩松这些名人,认为这两个家伙本事真大,做的节目有意思。其实这两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提问,当然有的问题不是他们提的,而是他们背后庞大的策划班子策划好的。他们提的都是观众想知道的问题,所以他们问题提出来,观众就想听下文,新闻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然会情不自禁的说他们真棒。 ]
大家知道杨澜也当过记者,也很棒,她写过一本书,叫做《我问故我在》。记者水平的高低就看你能不能摸准读者的胃口,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找到他们最想了解的问题,然后千方百计去回答这些问题。
第四句话,言论写作三要素。我们到报社、电视台、电台之后,如果你要做文字工作,一定要写言论。报社有好多记者只喜欢写消息、通讯,让他写言论,他会说太难了,不会写。其实言论写作并不难。哪三要素呢?我还是先讲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范敬宜为了培养专栏作者,把报纸办出特色,在一个周刊特刊上开辟了个人专栏,我有幸入选其中,以当时的副总编杨尚德、评论主人冯斌,每周写一篇个人署名的小言论,文章题材不限,800字左右,专栏开辟一年,读者反映不错,老范让我们写一篇小结,写写体会。
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句话,言论写作三要素。第一要素就是故事。这个故事是个大概念,也包括新闻、历史、典故、趣事、资料。它的要点有两条,一是要新鲜的,别人不知道的。二是要有深思的,能展开议论的。我平时写言论最花功夫的就是找故事。
第二要素,要有见识。见识就是思想。写言论总要告诉人们一些东西,告诉什么呢?无非是见识、思想和观点。一篇言论水平如何,在这个环节就更见高下。同样一件事情,有人从这个角度切入,有人从那个角度切入,一个聪明有见识的作者,他的脑袋就像一口装满浓汁的酱缸。一篇白纸浸进去再拖出来,一定会颜色浓厚。
第三要素,要有文采。中国文字是一种非常美妙、非常吸引人的文字,有些外国人之所以喜欢学中文,就是他们感到中文实在太奇妙、太有趣了。我们平时看一些文学大家写的文章,不一定有什么故事,也不一定讲多少道理,但是你就是喜欢读,读起来就是有味道、就是美。比如大文学家汪曾祺,他写的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什么买买菜、做做饭等,但是老先生的文章实在是美,读起来真是一种享受。
中国文字不但写出来可以神采飞扬、韵味无穷,写作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如果人生有幸福时光或者快乐时光的话,我认为写作时就是一种幸福时光。当你酝酿好写作题目,来到办公室,房门一关,电脑打开,你就进入了这样的幸福时光。有人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其实生活中哪里有这么多元帅呢?但是你在电脑前真可以做一个虚拟的元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写作之乐》,当你坐在电脑前的时候,那26个字母就是你手下26个忠诚的将军,你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元帅,你可以调动千军万马,让他们冲锋他们就冲锋,这是人在驾驭自然时的一种极致状态。
我记得汪先生的孙女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她的爷爷,说她爷爷写文章的时候就像母鸡下蛋一样,如果不下出来就非常痛苦。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在电脑前写文章经常把时间忘记了,有时候看到某一句写下来之后自己很得意,问上一句,这是你写的吗?回答一句,这真是我写的。人一定要有一种自我欣赏的自信,这样人生才有乐趣。所以好的言论,第一要有故事,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文采。具备这三要素,言论基本上是大功告成。
不过有些言论并不讲什么故事,专以见识见长,这也说得过去。如果你是为某篇新闻配发的言论,新闻本身就是故事,当然不用再讲。我以为上乘之作还是三要素不可或缺。如果既没有故事,又没有见识,更没有什么文采,这样的文章还是不要写,浪费读者的时间。故事就是资料,一个有心于写言论的人随时随地要搜集各种故事资料,读书、看报纸、看电视、与人聊天都是搜集故事的机会。一个小故事,一段小资料,都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果。你花了比别人八十倍、十倍的功夫去思索、去琢磨,你讲出来的道理比一般人更深刻、更有哲理。
举个例子,经济日报有一本杂志叫做经济月刊,我开了一个专栏,每月写一篇1500字左右的文章,他们给专栏取了一个名目叫做浮生偶得。就是谈谈人生的一些感悟。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慢慢品》。一开始还是讲故事。那天中午去看电影,电影11点开映,没有吃饭,正好旁边有一家比萨饼。过了一会儿,热腾腾的比萨饼端上来,一看时间快到了,赶紧咬了一口,结果很烫,又不能扔掉。结果到了影院已经满头大汗,我得出一个结论,比萨饼是最难吃的东西。没过多久,我到西单购物,碰到儿子儿媳和小孙女,儿子说老爸老妈,我请你们吃比萨饼。我说不好吃。大家坐在那儿点了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比萨饼,我们一边品尝一边聊天,一边逗着小孙女,细细吃,慢慢味,当时候我觉得比萨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比麦当劳、肯德基好吃多了。
同样是比萨饼,为什么会有最好吃和最不好吃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呢,就在于心态的不同。日常生活中,只有慢慢品出心态,方能品出人生各种滋味,都需要这种心态。现代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浮气燥,静不下来。
最后一句话,最高境界是通俗。举个例子,十多年前,杨尚德主任从计委开会回来,他说开的是关于规模经济的研讨会,拿回来不少材料,说你拿去看看,能不能写篇文章,讲讲规模经济是怎么回事,说说它的重要性。回来以后我把材料仔细阅读了一遍,又补充查找了一些材料,写了一篇文章,叫《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
朋友你吃过饺子吗?你知道饺子是怎么煮出来的吗?你一定会说当然吃过,也知道是怎么煮出来的。如果我给你提一个要求,要你别煮多了,只煮一个饺子,你会同意吗?你肯定会说要煮就煮一锅,谁会只煮一个。然而我们的不少企业在日常生活中正在干着煮一个饺子的傻事。接下来就讲规模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大多数行业一定要讲规模经济以及我们怎么样讲规模经济。
述评发表以后,当天在编辑部受到好评,大家认为文章写得通俗易懂,把规模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讲清楚了。碰到一些同行认为这是老张的代表作。如果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是一种常识的话,类似常识还有很多。
这样的文章写得多了,冷静想想,从理论升华升华,我把它概括为新闻记者的第二种翻译,什么叫做第二种翻译呢?日常生活中的第一种翻译就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或者把外文翻译成中文,这是外交部或者外文局翻译们干的活。而新闻记者干的是什么呢?我们也在从事翻译工作,不过不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也不是把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是把日常生活中,读者想了解、想知道但又不一定搞得清楚、明白的事情,通过我们的采访,翻译成他们搞得清楚的各种报道。
第二种翻译其实就是报道的通俗化。为什么新闻报道,尤其是经济报道要追求通俗化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从我们的报道内容看,大千世界,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可以说是五彩缤纷、纷繁复杂,如果这些现象、行为、理论不通过记者的提炼、加工,把它通俗的翻译出来,一个普通的读者是不可能具备那么全面的知识,因而也是很难看懂这些报道的。
第二,从读者的对象看,现代社会工作非常紧张,生活节奏很快,加之信息渠道、资讯来源丰富,所以人们对新闻报道有了快餐式、通俗化的要求,也就是说新闻必须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如果写的深奥、晦涩、曲里拐弯,他们就没有那份闲心,也懒得看。真有本事的人不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而是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的确,真正的经济学大家也正是那些最能把复杂的经济现象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人,比如说前些年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历史性的专项了买方市场,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东西多的卖不出去。
于是中央提出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呢?有些经济学家概括成两句话,一句话叫做百姓不买政府买。另一句叫做现在不买将来买。百姓不买政府买是什么意思呢?老百姓不掏钱买东西,那由政府掏钱买。买什么呢?当然不是买日用百货,而是修公路、拉电网搞建设。现在不买将来买,就是说如今政府掏得出那么多钱呢?不要紧,现在没有钱可以借,从银行借,发国债就是拿将来的钱办现在的事。短短两句话,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说得清清楚楚。
再举个例子,我还开过一个专栏,叫深意浅析。经济学理论被一些人有意无意说得太高深、太复杂了,我用第二种翻译给翻译出来。我每一篇用1400字讲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讲了两年,大约讲了20几个,我觉得是江郎才尽,也实在没有太多的、通俗的经济学理论好讲。后来我就停业,但是他们不行,非让我写。我写过一篇《幸福公式》,我念一下。
(文章内容)
上海有家杂志,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杭州作调查后,推出了一个“六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六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幸福指数排在倒数第二。收入最低的成都,幸福指数却较高,位居六城市亚军。收入居中的杭州,幸福指数最高,在六城市中夺得第一。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幸福和金钱没有关系吗?中央电视台摘播此新闻时,年轻漂亮的女主播一脸天真地发问:如果幸福和金钱没有关系,那它又和什么有关系呢?女主播的发问,乍听起来,很难回答。不过以经济学理论分析之,问题就简单多了。回答之前,我们不妨先把幸福的内涵界定清楚。究竟什么叫幸福呢?笔者以为,所谓幸福,就是需求的满足。换句话说,需求的满足就是幸福。
我记得在复旦大学的时候,我28岁进复旦大学,32岁出复旦大学。大家都想探求什么叫幸福?我记得在新闻系,我到哲学系,哲学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一个教室里贴满了究竟什么叫幸福。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大家记住我这句话,这是我说的第六句话,需求的满足就是幸福。
日常生活中,太多太多的事例,证明了这个道理。比如,炎炎夏日,沙漠跋涉,又干又渴。此时,你最需要什么呢?当然是水。而恰恰此时,一位带足了水的同行赶上来,把一壶水递给你,你脖子一仰,咕嘟咕嘟,喝了下去。此时,你是什么感觉?当然非常幸福!因为此时此刻,你对水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然而,同样是水。当你刚刚喝了茶,别人再递过水来你喝时,你还会有幸福感吗?没有,肯定没有了。因为,此时此刻,你已经没有了喝水的需求。类似例子,还有很多。需求的满足就是幸福——按照这个界定,笔者设计出一个经济公式,用以衡量一个人究竟幸福不幸福。这个公式就是:幸福=供给/需求。
这里说的供给,是指一个人在衣食住用行等物质生活以及在安全、归属、尊重、自我价值实现等精神生活方面的各种供给。这里说的需求,则是指对于以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按照幸福公式,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幸福与供给成正比。即,在人的需求大体稳定的情况下(分母不变),你所能得到的东西(包括物质的、精神的)越多,供给越是充分,你就会感到越是幸福。
其二,幸福与需求成反比。即,在人的供给大体稳定的情况下(分子不变),你的需求和欲望(包括物质的精神的)越是强烈,你就会感到越是不幸福。这就是笔者“发明”的幸福公式。用这个公式分析六城市幸福指数,女主播的问题就不难解释了。为什么上海居民收入最高,其幸福指数却较低呢?因为,上海居民的供给虽然最为充足,分子最大,但是,他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是六城市中最强烈的,其分母也非常大,所以,其幸福指数较低。
同样道理,成都居民虽然供给最不充足,分子较小,但其需求不高,分母并不大,所以,其幸福指数较高。按照幸福公式,一个人要想得到(准确说是“感到”)幸福,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怎么办呢?很好办,摆在面前的,无非两条路。第一条路,在你对生活的需求大体稳定的情况下,就在供给上好好使劲,多挣一些钱,多创造一些享受吧。你所能得到的物质和精神的供给和享受越多,你就会感到越是幸福。
第二条路,在你的供给相对稳定或一时很难改变的情况下,就往自己的需求上多下功夫,少一些欲求,少一点奢望吧。你对欲望调节和控制得越好,使自己的需求越是淡泊,你就会感到越是幸福。一般说来,以上两条路,西方人较多地在供给上使劲,拼命挣得多些再多些;东方人则更注重调节心理,想办法克制欲求。两条道路,都是为了追求幸福。手段不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趾头知道。你想得到幸福吗?不妨试试幸福公式。
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
之后,詹总编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进行了很好的互动,就相关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讨论,并且解答了同学们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