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3日在东京明治大学召开了第12届东亚出版人会议。会议主题是“21世纪的大学与书籍和出版”。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共15人，领队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 总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董秀玉女士，大学代表有南京大学张志强 、武汉大学黄先蓉 、上海理工大学陈达凯，还有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总编辑汤世铸、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香港）学术与普及出版总编辑 林道群，韩国代表一行9人，东道主日本学者 出版家29人。会议正赶上日本明治大学成立130周年，该校校长纳谷广美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 会议第一段：围绕“书籍在大学的角色”日韩中各推出一位主题发言。 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韩敬九在发言谈到两个问题：现在大学生不爱读书，写作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逐渐下降，大学校园附近的书店接二连三关门，取而代之的是咖啡店和服装店。部分老师讲课依靠PPT，不认真备课，只重视写论文；现在各国升学率都很高，以前能上大学的只占青年人的10-15％，大都是精英，现在上大学很普遍，当代青年的90％以上，称不上精英，大学也是大众教育了。另一个是教师问题，老师不下功夫著书立说，顶多写论文，因为学校管理者用论文数量考核教师。肯花多年功夫写专著的太少了。 日方代表明治大学法学教授 教务理事土屋慧一郎的发言中首先说到大学图书馆的作用——通往知识的大门，该校图书馆的检索系统要能检索其所在地神田神保町的图书，超越馆藏。但他也说道明治大学图书馆决定全面收藏漫画。肖东发在发言中认为大学还是研究专深学问的地方，应该收藏专业学术书，不该哄着顺着学生，向不愿读大部头书只肯读漫画的原中学生让步，要拉着他们提高，带起来。 作为中方基调演讲者，肖东发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大学与出版在中国”：他把中国大学出版分为三个阶段，各举一个案例：起源是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它们可称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双子星座，一百年来，中国的大学、民族出版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代表人物蔡元培和张元济两个人共同的志愿是“昌明教育”，“欲使中国振兴，舍教育而无他”，出版与教育是强国之本，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阶段一：20世纪30年代，商务出版社印大学丛书。大学丛书使中国大学教育走向独立与成型 阶段二：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教材，多年来一枝独秀，效益独占鳌头。 阶段三：（北大出版部1902年最早建立，1920年、1930年都有北大出版委员会的档案记录，委员长是胡适。）上个世纪50年代昙花一现。直到1979年，中国大学出版社恢复建立，到现在共有108家。当下中国转型和国际化做得最好的大学出版社是外研社。 肖东发在演讲的后半段讲了大学出版遇到的问题和对策，大学出版社转轨改制后怎么办，是坚持大学的精神还是像一般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摆在大学社面前的严峻考验。 会议第二段议题：讨论大学出版的可能性 会议第三段议题： 讨论大学与出版的公共性——大学能够成为阅读文化的中心吗？ 会议第四段议题：电子书籍和读书的未来。 大家讨论最热烈的还是电子书与纸质书的未来，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之分。 最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发行人 总编辑林载爵的观点较有说服力，他说：在数字时代，出版社要转变为“内容提供者”，编辑必须转型为“制作人”，从策划选题、寻找材料、编写纲要、设定情节、整合人力、创新模式，真正成为内容的制造者，才能在未来数字环境下生存。 东亚出版人会议由三国五地轮流召开，已经讨论出最有影响力的100种人文著作目录并开始用中（包括繁 简两种字体）日、韩文字分别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