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由《探索与争鸣》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的“文明铸媒：媒介治理的人文价值供给”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会议属于《探索与争鸣》第四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会系列，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金河助理教授召集，《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通过线上参加了研讨。

研讨会以媒介治理为对象、文化价值为视角，探讨“媒介治理的文化属性是何、为何？媒介治理的文化力量是何、如何？面向数字文明的媒介治理何以可能？”三个核心问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蒙民伟楼，围绕媒介治理的文化属性、文化结果与文化路径三个议题，共同探索媒介治理与人文价值的可能性。

在致辞环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刚院长对学者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探索与争鸣》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媒介治理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的人文价值更是这个时代所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希望和大家共同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学术周末。

召集人刘金河以《媒介治理和文化缺场？从实践到研究》为题，发问开场。他提出，媒介治理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具有极强的概念承载能力。当代的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就是媒介治理，即对媒介的治理。但人们太习惯于解决问题，没有追问治理的内核：我们要何种秩序，何种价值？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价值观的凝结，其终极意义在于文化，同时文化的实现方式正是治理。文化范式是西方社科理论的重要传统，当代媒介治理的文化价值亟需在这一范式下被理论化。这就引出了两个核心问题：如何将文化性融入到媒介治理的理论进路与实践路径中？媒介治理的文化价值研究能否形成中国命题或迎来中国时代？

接下来，会议通过三个单元的议程，不断地将围绕媒介治理与文化价值的讨论推向深处。

单元一：媒介治理的文化属性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教授做题为《建设现代生活：媒介化社会的多重面向》的引导性发言。她提出，治理的核心关切是“建设社会”。从历史经验看，中国自90年代以来对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媒介化路径既有继承关系，也有其本土的创造性。媒介不仅是工具，更以其技术可供性、组织逻辑和社会使用框架，塑造了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和文化逻辑。因此，媒介治理应被理解为一项建设性的实践。

在建设性视角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周安安带来了题为《媒介化、后现代与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崛起》的主题发言。她指出，中国媒介化进程与欧美不同，互联网平台扮演的角色不仅有其颠覆和解构的一面，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相伴生。由此，我们需要从现代社会建设的角度去理解互联网化，同时真正理解20世纪媒介系统自身曾实际发挥的社会作用。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京东副教授以《现代西方印刷文化的技术构成与媒介生态》为题发表主题发言。他从德布雷提出的媒介学着手，讨论传播工具与社会思想形成的关系。一方面，近代欧洲的出版行业深度参与并助推了科学、启蒙、革命等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印刷媒介如何能够实现这一过程，需要在技术的文化构成与文化的物质基础层面加以考察，包括探讨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媒介学研究应超越“媒介的工具性或传播效果”本身，关注媒介如何在文明发展中嵌入知识体系，而近代印刷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历史的梳理，更是理解现代文明生成机制的理论入口。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徐偲骕副教授以《媒介治理的文化环境：对批判研究的自主性反思》为题，指出传播学研究需反思如何在全球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建立自主性框架，以回应平台治理问题的复杂情境。在研究平台经济与媒介治理时，“资本—剥削”的批判框架，易形成知识生产的模板化，导致新问题难以被提出，研究也缺乏解释力。此类话语在中国语境中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平台企业的运行享受了改革的红利，也分担了市场转型的阵痛；另一方面，若过度套用“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等西方批判概念，容易忽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特的制度与市场经验。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祖昊副教授以《媒介治理中技术-文化递归关系的“常量”困境》为题展开分享。他指出，媒介治理的核心属性源自治理所用技术、所涉文化的递归互动：技术本征性为治理实践框定了轮廓、边界，社会政治文化受之形塑并持续演进；演进的文化形态又反过来影响未来治理实践对新技术的采纳与运用方式。缺乏此种递归互动，或导致媒介治理的文化内核陷入自我循环、诱发对新兴技术的结构性焦虑、造成治理导向单一化与治理效能的内卷。媒介治理要为所用技术、所涉文化的递归循环留出空间，以此促进秩序、价值、创新的良性发展。

单元二：媒介治理的文化结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许可副教授做题为《从差序到涌现：中国信息宪治的动态图景》的引导性发言。他关注到治理已经从国家宪治转变到社会宪治，同时，信息秩序已从私人信息、系统信息与公共信息的分立格局走向失控与涌现的礼崩乐坏的大时代，形成了失序与再塑并存的动态图景。在此背景下，信息宪治应注重共享的自愿性、保卫多样性、激活中间件、设定安全域值，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互操作性制度建设。

中国艺术研究院秦兰珺副研究员聚焦开源精神，其发言的题目是《开源软件与文化精神》。她提醒，若将开源简化为工具性的生产方式，忽视其文化根基，将会导致开源生态的失衡。开源精神的高级状态是追求自由、崇于奉献的理想信念，在一般要求中体现为公开透明、平等对话的自治文化，在底线素养中则是遵守约定、维护秩序的契约精神。AI时代的技术发展更需要人文价值的滋养，否则将停留在制度与技术的外壳，缺乏内生的文化动力。

同济大学法学院朱悦助理教授从电子游戏入手，发表《从电子游戏到数字文明：历史意义与制度重估》的主题发言。他指出，很多重要的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发明都与“游戏”有关，游戏推动了早期计算机的扩散和开源文化的形成。历史上许多技术进步恰恰来自于游戏和乐趣，而在今天的媒介治理中，这一面向常常被忽视。因此，从电子游戏到数字文明，不仅是娱乐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制度重估和文化反思的议题。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辛艳艳助理研究员从中国出海平台跨国运营的现实境遇出发，在题为《文化向度消隐？全球平台治理趋势下的文明交流互鉴困境》的发言中指出，随着近年来全球平台治理日益强调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平台出海的文化价值在海外遭遇污名化，对出海平台的文化属性释放形成了制度性约束。随着落地监管日趋严苛，出海平台作为文化创新主体的灵活性受到限制，平台积累的海外用户在文化实践也愈加面临不确定风险的影响，影响全球文化的南北融合。

单元三：媒介治理的文化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卢家银教授做题为《媒介治理的文化逻辑与可能路径》的引导性发言。媒介治理不仅是谣言管控或内容规范，更关乎制度的正当性、文化传承与价值导向。当前，互联网平台已分流了主流媒体的分发权与编辑权，并依靠对用户生产内容的聚合和算法分发，形成了由互联网平台和网络知名人士主导信息触达的新传播生态。由此，媒介治理不仅要维护文化安全与认同，更需建构数字公民文化，其核心在于维护主导意识形态，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培育负责任的数字文化。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权长聘副教授以平台治理为对象，发表《媒介治理的文化路径：媒介的平台化与文化的操作化》的主题发言。他提出，媒介治理面临能力短缺、成本高企、正当性争议三重阻碍。文化治理作为媒介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进路，需要突破观念对齐与经济理性之间的张力，通过对象下沉与文化操作化，把主流价值观融入算法训练的同时优化平台运营机制，此外还倡导推进政府内部文化建设并探索治理尺度的合理区间。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李驰讲师聚焦法治文化与媒介的关系，发表《法治文化视域下的媒介研究》的主题发言。目前法学界缺乏对媒介的本质性理解，影响了法治文化传播的效果。媒介不仅是治理对象，更是法学的研究视角。从法治文化角度看，媒介研究应超越宣传层面的局限，吸纳媒介的视角，揭示正义观的文化表达，以推动法治共同体的建设。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曹然副教授以《媒介治理的“元规制”与文化范式》为题，从元规制层面强调文化范式的重要性。他提出，新的媒介治理路径应由元规制和文化范式共同构成。元规制作为方法论工具，强调“规制自我规制”，通过目标设定、过程监管和事后问责，引导平台在政府作为标准设定者、监督者和仲裁者的框架下自我规制。文化范式则作为价值基石和路径导向，促使治理不仅回应法律风险，并内嵌多元性、包容性和公共利益。通过两者结合，形成既具弹性又有价值指引的新型媒介治理模式。

各个单元主题发言结束后，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现代性与治理、文化多样性与整体性、媒介发展与主流价值观、中国文化属性、媒介治理研究的概念性和理论化等关键问题展开多轮对话，现场气氛真诚而热烈。

会议总结

最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崔保国教授做会议总结。崔老师祝贺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他表示这是一次真正讨论问题、跨学科交流且富有启发性的会议，会上提出的问题甚至比答案还重要。要理解媒介治理的人文价值必须理解文化本身。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而价值观背后是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需要重回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把中华民族主张的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在文化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实现，是我们的共同使命，也是媒介治理能为文化建设所做的重要贡献。

研讨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