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斯诺百年诞辰 斯 诺 他是美国人，他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以记者的实证精神，冒险前往红军大本营，完成了惊世骇俗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在他笔下，红军领袖栩栩如生，不再是妖魔鬼怪。他是毛泽东最信赖的西方记者，他撰写的毛泽东传，是世上唯一一份毛泽东认可的自传。100年前，他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城，在中国居住了11年。他是中美关系的使者，传递着太平洋两岸的讯息。埃德加?斯诺，一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 Part1 [主持人] 在中国，斯诺一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也一度认为红色中国是他的知己。在他病逝后，他把一半骨灰葬在北大未名湖畔。因为，今天的北大所在地，半个多世纪前，是燕京大学的校址，而燕京大学新闻系曾是30年代斯诺供职的地方。就是从未名湖畔起步，他冒险进入当时红色中国的心脏——陕北。可以说，斯诺与这未名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斯诺从小爱好冒险。23岁那年，他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在华尔街的广告公司谋得一份差事。无意中，他获得一笔资金，于是决定作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 他转道日本来到上海，原计划停留六个星期。在《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挽留下，斯诺改变了原先的计划，留了下来。他在上海生活了五年，主要从事记者工作，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 斯诺看到的是一个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这使他非常沮丧。正在这时，他遇到了海伦?福斯特——一个怀着同样作家梦来到中国的美丽女人。海伦让斯诺一见倾心，他对海伦说：“自从离开堪萨斯城后，我再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了，你使我想起了邻家的女孩。”相遇后的一年，他们俩来到东京，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多年之后，斯诺对海伦说：“若不是为了你，我1932年就离开中国了。” 在上海，斯诺受到左翼人士的影响，进而认识了宋庆龄和鲁迅，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他非常尊重宋庆龄，同时着手翻译鲁迅的小说，并且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兴趣。1936年，他能够前往陕北，与宋庆龄的帮助有着莫大的关系。 结婚以后，斯诺和海伦在东南亚一带环游，1933年，定居北平。他为报联社写稿，每月80美元的薪水，是他唯一稳定的经济来源。但是，报联社每况愈下。这年年底，报联社倒闭。即使如此，斯诺也并不喜欢教书，他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讲课，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干好这件事”。但由于生计所迫，斯诺还是接受了燕大新闻系的邀请，担任起新闻系的兼职讲师，讲授新闻特写课程。当来到未名湖畔，真正学生朝夕相处之后，斯诺很快地喜欢上了这所宁静与激情同在的学校。 [主持人] 我身后的办公楼，就是当年燕大的贝公楼。办公楼上的北面，就是新闻系的办公室。1935年，斯诺住在城里盔甲厂，每星期乘校车来学校上课。到了学校，就在这休息，等候上课，不过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据听过他课的张文定回忆，斯诺讲课的方式与众不同，他在第一天讲课就说，我不是来教书的，而是来学习的。他上课不像是在讲学，而是和学生谈心。 在燕大教书的日子里，斯诺夫妇与学生们交往密切。学生领袖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翰伯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他们把斯诺的家比喻为“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5年，日军向华北渗透，迫使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签署协议，委曲求全。但这并没有有效缓解华北局势的紧张。冬天，天津的报纸说，日本人和汉奸正在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两天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而蒋介石也发表对外政策报告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最早从斯诺家获悉，蒋介石指派宋哲元、章士钊、曹汝霖要筹办“冀察政务委员会”，实现冀察特殊化，时间定在12月16号。 在当时，无论是学生还是斯诺都无法知道，缓和华北局势，只是为了推延日本侵略的时间表，以获得充分的战备。但无论如何，一场错综复杂民族风暴，已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 张兆麟和其他学生领袖商议，决定用行动来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抗议，他们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在斯诺的住所，他们商定了游行的计划。 游行前夕，燕大学生自治会起草的争取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逮捕学生的通电，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反对“防共自治”的宣言，都由斯诺夫妇译成英文发往国外。斯诺还联系在北平的美国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时报》的记者，约定第二天去现场采访，并动员米高梅电影公司摄影师去拍新闻纪录电影。 12月9号，北平各大高校参加游行的青年学生出发，赶往约定的地点新华门，那里是北平军分会所在地。行至西单牌楼时，游行的队伍受到国民党第29军的阻挡。斯诺将相机对准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不愿被外国记者拍照登报，所以逡巡未动。经过激烈的争夺，学生们终于在新华门会师。当晚，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篇报道一二九运动的长篇通讯，称这是又一次“五四运动”。 三天后，在斯诺的建议下，学生自治会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由龚普生、龚澎两姐妹主持。招待会共邀请到十多位驻平津的英美法记者，还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唤起了国际舆论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关注和同情。 12月16号，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这一天，北平爆发了规模更大的游行。斯诺以《中国的贞德被捕了》为题，报道了运动中清华女学生陆璀的事迹。后来，陆璀走上革命道路，嫁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 [主持人] 通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斯诺认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北大学生黄敬，而黄敬正是斯诺前往红区必不可少的联络人。共产党人欢迎斯诺在学潮中的表现，这为他1936年的陕北之行埋下了伏笔。无疑，冒险前往陕北，报道令人费解的中国红军，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笔。 斯诺对红军的兴趣一直未减。1934年，出版商史密斯邀请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书，并且预付了750美元。但是因为联系不到共产党和红军，拿不到一手资料，他迟迟没有动笔。 苏菲：“中央需要两个人，一个是比较公平的记者，还有一个医术比较高超的医生。因为红军刚刚从二万五万里长征到了陕北，所以很需要一个公正的记者来报道，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医生来医治。出于这样的情况，就发电报到上海地下组织，上海地下组织又通过宋庆龄女士来物色这两个人。当接到这个消息，宋庆龄首先考虑到两个人，记者就是埃德加?斯诺，医生就考虑到乔治?海德姆。” 1936年春天，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开始与共产党秘密谈判，私下实现了陕北红区边界地带的停火。斯诺获知这一消息，立刻向宋庆龄求助，2月，斯诺和美籍医生马海德在宋庆龄的安排下，第一次前往西安，等候被安排进入红区。 程中原：通过艾黎，交代给刘鼎，说请你把他们两个一起带到苏区去。这样，刘鼎就跟斯诺 跟马海德一起乘火车从上海到了西安。3月20日到了西安，就是第一次西行，刘鼎就把他们两位安排到西京招待所住下来，然后去找张学良。马海德跟斯诺在那等一个多月，3月20号到4月15号，一个月过去了，他们在那等不及 就回去了。所以第一次西行斯诺和马海德没有到陕北去 实际上就没有离开西安，在西安停住了，原因在于引路人临时有了任务虽然无功而返。但是斯诺并不死心，他请人向红区递交了一个采访问题的单子，一共有十三个问题。根据中共中央档案记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单子，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商议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单子。 Part 2 [主持人] 1936年夏天到了，斯诺和马海德再次来到西安，从那里去陕北。马海德原名叫“乔治?海德姆”，因为有许多亲人在美国，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特意要求斯诺不将他的名字写入书中。 斯诺和马海德住进西安最漂亮的西京招待所，等待上海圣彼得教堂董健吾牧师与他们接头。 苏菲：“西京招待所就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里头的所有服务员以及房间里头的窃听器，都是国民党布置好的，所以他们在房间里头都不敢多说话。接头的时候，董健吾扮演成一个王牧师，就是古董商人，拿着古董去找他们。完了以后 斯诺很内行 对古董翻来翻去，确定了要两样古董，拿出来了谈到怎么付款。斯诺说：“我们只有美元 因为刚刚到西京招待所”，以后王牧师说：“我们不要美元，要英镑”。他就把身上的五个英镑悄悄放下，因为都不敢说话，国民党都窃听的。马海德大夫一看，因为那半个五个英镑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拿出来一对，正是五个英镑，非常整的票子” 在董健吾的安排下，斯诺还到了西安城外的未央宫遗址，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工人运动领袖邓发，并把他描写为共产党秘密工作的首脑。斯诺见到邓发的时候，国民政府正悬赏五万元通缉他，邓发身在虎穴，却根本不把生死当回事。 这座建于汉高祖时期的宏伟宫殿群，如今只是一个隆起的大土丘，并不时成为士兵打靶射击的场所。70年前的那个早晨，斯诺和邓发就是站在这个土堆上，谈论怎么去红区，到那里怎么生活。邓发保证斯诺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不久，斯诺和马海德就搭乘东北军的道奇卡车，朝延安奔去，很快走出了东北军的控制区。 进入红区，斯诺和马海德雇了一辆骡车，把他们的铺盖卷、干粮、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等简单行李，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安塞。 安塞是个陕北小城，以剪纸和腰鼓闻名。当时这里人烟稀少，到处是断垣残壁。在白家坪，斯诺见到了周恩来。但是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却先被儿童团俘虏了。 苏菲：“见到周恩来也是特别有意思，他们两个都还是光身，赤裸裸地，因为是六月份特别热，水也不错，两个人就跳下去洗澡了。两个人水性都很好，游得非常快活，一抬头看见几只红缨枪指着他们，叫他们上来，并且告诉他们被俘虏了。那时斯诺汉语不错，马大夫不会说，他说：‘那你们把裤衩给我们丢来。’儿童团就把裤衩扔给他们了，于是他们爬了上来。 从窑洞中放出来后，斯诺见到了一脸大胡子的周恩来。他给斯诺起草了一个92天的采访行程表，详细标明了该采访的人和地方，并承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主持人]：斯诺在安塞短暂停留后，继续西行，来到志丹县。志丹县当时叫保安，是红军总部驻地。就像邓发保证过的，斯诺在这里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 晚上，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要我讲话，我也很难表达出我的激动心情。” 斯诺被安排住在红军外交部的招待所，相隔不远就是毛泽东住的单间窑洞，仅有一个哨兵警戒。毛泽东定期地邀请斯诺去他的窑洞做客，吃辣椒馒头或者毛夫人贺子珍用酸梅汤做的甜食，不是在早上，就在夜晚。他们围坐在这小凳子旁，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的黎明。 斯诺把毛泽东对世界和中国人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录了下来。暗地里，斯诺却常为毛泽东的奢求感到好笑，认为他的要求似乎比甘地想要以“爱的力量”征服英国人更为幼稚。不过，毛泽东绝对的自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毛泽东的谈话，激起了斯诺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兴趣。他迫切希望能够了解毛泽东的经历，但这并不容易，一连几天，两个人就像是在捉迷藏。于是，他开始尝试激将法。 安危：“他就把道听来的国民党报道说给毛泽东听。他说：‘新闻界说你们红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你就有三个老婆。’毛泽东一开始不说话，后来他说这些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最后他说‘还是这样吧，我把经历跟你说说告诉你’，正好达到埃德加的目的。” 斯诺的到来，轰动了志丹县。他到处采访各种人，四处拍照，试图更多地了解红军。当他注意到，毛泽东刚刚把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便对红军大学产生了兴趣。 红军大学座落在志丹县城外不远的地方，一共有八百个学员，28岁的林彪被任命为校长。在斯诺笔下，常胜将军林彪是一个羞涩的小伙子，着急起来容易脸红。红大校舍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这是一座完全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这里一度被誉为同时拥有“最简陋的设备”和“最先进的思想”。 斯诺参观红军大学第一分部的时候，正赶上文娱时间，学员们正玩着各种球，包括陕北很少出现的网球。 与当年相比，红军大学唯一的变化就是门前大片的水草场变成了一条公路和两排的居民房。站在半山腰，还能看到不远处的大槐树。槐树已经枯了，只剩下干瘪的树干，当年毛泽东就是站在树下，给红军大学的学员讲话的。 当时的延安，由于国共实现了停火，所以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愁云密布。因此参观完红军大学不久，斯诺便被邀去看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 如今的志丹城，很少有人能够指出当时剧社的地址，因为那是个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演员们就在河边大草地上演出，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没有雅座。即便是共产党干部和他们的妻子，也都是散在观众之中，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没有人注意他们了。 就在志丹县，斯诺还见到了刘志丹的妻子和孩子。刘力贞，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女孩，是刘志丹唯一的女儿。红军为她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她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她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小元帅一样。在毛泽东的窑洞前，斯诺特地为6岁的刘力贞和她的母亲拍了一些照片。 刘立贞：“那天给我照相的时候，院子里有好多人，高兴地喊。我那时还没上学，他们把带的钢笔拔了，拿下来插在我口袋里。我记得警卫员的枪挂在我身上，可我那时个子小，枪就拖到了地上，大人们都哈哈地笑，高兴极了。”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斯诺不仅要看陕北，还要继续西行，去看甘肃和宁夏前线，看看那里正在作战和训练的红军。出发前，斯诺在贺子珍的窑洞前给毛泽东照了一张相，后来广为流传。据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喜欢的照片。 苏菲：“斯诺想给毛主席照张相。毛主席是不太爱修边幅的人，头发乱七八糟的 不太好看。斯诺看了半天，因为他很想照一张半身的标准相，看到头发乱糟糟的。他说是不是最好戴个帽子，毛说没有帽子，马大夫就把斯诺头上的帽子摘下来，给毛主席扣上了，一戴正合适，就戴在头上照了一张相。” [主持人] 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斯诺临近10月才从红军的西部前线回到志丹县，又在红军外交部的招待所安顿下来。此时的斯诺，已经走遍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现在他最迫切的愿望是，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经历。毛泽东实践了他的诺言，给斯诺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不过，此时西安却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蒋介石正在换下东北军，部署他的嫡系部队。从志丹县回西安只有一个出口，如果那里的东北军换防，斯诺就再别想回到北平了。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斯诺离开了志丹县。临行之前，斯诺来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从铁皮公文箱里取出一些红军长征前在江西的旧照片，交到斯诺手里，请他带到北平复印。 马海德医生并未跟斯诺一同返回而是留在了陕北，继续他的医疗工作。第二年，马海德遇到了美丽的红军女战士，也就是日后成为他妻子的苏菲。三十多年后，马海德夫妇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家中，接待了他们多年前的好朋友斯诺。 七天后，斯诺进入东北军防地，张学良派来的军官把他护送回西安，顺利返回北平。在西安，斯诺差点丢掉了他的采访包。 安危：“当时采访包装在一个麻袋里面，麻袋里面装着武器，到咸阳时忘记了，误卸下去了。到了西安发现了，于是连夜赶回去，把采访包拿了回来。第二天，西安市就全城戒严，任何人都不准出去，因为蒋介石要来，所以当时很危险。” Part3 斯诺西行采访4个月，在此期间，他的妻子海伦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海伦后来回忆道，他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牛奶、鸡蛋没有一样不馋，但是却得意洋洋，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儿。 在妻子的协助下，斯诺开始整理采访回来的材料。在毛泽东个人传记部分，斯诺和海伦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斯诺认为读者无法消化这一大块东西，主张对毛泽东传记进行精简并以第三人称转述，而海伦则坚持一字不漏地保留，而且要用第一人称。斯诺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妻子的建议。 为了能使斯诺集中精力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海伦承担了除丈夫写作之外的一切事务。 海伦不仅是斯诺的前妻，她同样是一个熠熠生辉的人物，一个值得尊敬的女记者。在斯诺西行的第二年，海伦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奔赴延安，采访了斯诺一年前没能采访到的红军领袖朱德。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部分材料和照片都是海伦采访所得。 从延安归来后，斯诺成了北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人们纷纷请他演讲，要求放映他拍的电影，展示他的照片，介绍红区见闻。 1937年2月5号，燕京大学新闻学会在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大会，斯诺首次放映了他拍摄的关于红军情况的纪录片。 当时的《燕京新闻》报道说：到会人数很多，除燕大同学外，还有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上，海伦把斯诺在苏区拍摄的经过放大的100多张照片给同学们传看。200多名青年学生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形象。苏区人民的生活、红军演习、红军大学、抗日剧团，这在燕大校园和北平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主持人]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已从志丹县迁往延安。在斯诺的启发下，以赵荣声为代表的燕大同学倡议组成“北平学生访问团”，要去延安观摩。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察觉，学生们穿起皮夹克和摩登旗袍，挎着五六架照相机，打起“燕京大学”的三角校旗，俨然是旅游的富家子弟。他们按照斯诺画的线路草图，在1937年春天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几乎与此同时，《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出版了。这本书由王福时等人翻译，被认为是《西行漫记》的雏形。王福时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刚刚留日归来，经常在斯诺家出入。斯诺把采访所得的材料，都交给了他，让他翻译成中文。 王福时：“斯诺10月份回北平后，我经常去看他。他有这个意思，早点出版中文版。正好我有这个条件，设在中南海内的印刷厂是我父亲管的，于是我自告奋勇地做这事……当时从事翻译的有郭达、李放，我们都很积极地翻译，分秒必争，因此3月底《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就出版了。” 半年后，《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在伦敦出版，不久又在美国出版。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在上海出版中文版，为了躲避政治上的风险，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没有人知道《西行漫记》这本书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无数青年，怀揣着《西行漫记》，去了延安，投身到红色革命的洪流之中。在国外，《西行漫记》一直是西方人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必备书籍，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经典性的百科全书”。 斯诺离开陕北后不到两个月，“西安事变”爆发。很快，他惊喜地看到，国民党宣布共产党政治上合法，并建立了“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问题的解决，似乎指日可待。 [主持人] 皖南事变的爆发，使斯诺进一步看清了冷酷的现实。他感到忧伤、孤独，充满了对生活的厌倦，他在《复始之旅》中这样评价中国人：“我感到自豪和这些人相识，但我不曾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于是他回到美国，和妻子团圆。当新中国成立时，斯诺夫妇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安危先生在《斯诺婚姻之谜》一文中，为我们揭开了谜团。这篇论文被海伦评价为“研究与理解的杰作”。 安危：离婚是个人原因。我认为第一是两个人性格不同，但在中国阶段，性格的不同并没有引起婚姻的任何麻烦。但是回到美国之后就不行了，埃德加成了大名人，还用过去的方式说话办事的话，埃德加自尊方面受不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改变了人，特别是埃德加这样一个人。他经常在外面跑，回到美国后仍然出外旅行，去重访印度、欧洲战场、苏联，免不了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和诱惑。在印度有个女朋友，在苏联也有个女朋友，关系并非一般。战争改变了人，他对海伦说：“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把一切都看透了，想翻开生活新的一页”。 在与海伦离婚之后20天，斯诺与女演员洛易斯结婚，随后举家迁往瑞士日内瓦。此后，斯诺三次来过中国，仍被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视为知己和朋友。 1972年2月15号，中美关系解冻前夕，斯诺因胰腺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与世长辞。他的妻子洛易斯?惠勒按照斯诺的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到中国，墓址选在了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未名湖畔。 斯诺常说：“我是一个密苏里人。”密苏里人崇尚“拿出证据，眼见为实”。“我是一个密苏里人”这句谚语体现的正是一种实证精神，而这种实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