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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文化认同

        11月3日下午,一场关于“新媒体与文化认同”的讨论在英杰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这是北京论坛新闻传播分论坛之一,来自新加坡、美国、新西兰和台湾的学者围绕着这个论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交流。

        “全球化潮流所带来这些时空压缩、文化趋同又分化、经济无孔不入的现象,除了交通科技的贡献之外,传播媒体日新月异与无远弗届的功能,是为全球化潮流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 来自美国罗得岛大学传播学系的陈国明教授认为,“全球化带来了高度动态性、广泛渗透性和文化混合性,但文化的反向渗透也是并存的。这个过程中文化认同被强化或消解。”

       就全球化环境下新媒体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陈国明教授认为新媒体在功能上的五大特色沟通人类交往,加强了社会的互动,并将这种沟通和互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结与复杂的地步。他同时指出,“新媒体与全球化合流给人类行为与社会所带来的变迁,直接冲击到人们文化认同的构建与发展。新媒体的产生,在突破了文化认同的传统时空限制之时,既可能更有效地强化既存的文化认同的机制,也可能消解和改变文化认同的能量与构建。”

        陈国明教授刚从宏观角度阐释了全球化、新媒体与文化认同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Krishnamurthy Sriramesh又将与会者带入了传媒与文化的一个微观领域——公司社会责任与传统亚洲价值观的融合中。

        Krishnamurthy Sriramesh教授是亚洲研究公共关系的著名学者,他借由新加坡的案例实践,阐述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共关系,并对具有共同传统文化内涵的亚洲国家提供了借鉴意义。“没有传播,就不能更好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中被忽视了。” Krishnamurthy Sriramesh教授呼吁传播学者应该更多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中,在他看来,尊重家庭,友善,民族、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亚洲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应当在企业社会责任中得到推动和发展,将“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转向以生态为中心,顺从自然,和谐发展。”

        “我的题目跟文化认同和新媒体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Krishnamurthy Sriramesh教授意犹未尽地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会者还沉浸回归亚洲传统价值观的思考中,台湾学者罗文辉幽默地开场白,一下子缓解了论坛严肃的学术气氛,将大家的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话题。

        罗文辉教授从乐观偏差与第三人效应的角度有关阐述了台湾民众对色情场所负面影响的认知。一般用于研究传媒负面报道的“第三人效应”是近来受到传播学界关注的观点,但是罗文辉教授将这种观点和“乐观偏差”一起运用到了媒体负面报道之外,即对于出入色情场所的看法。他通过抽样调查,建立假设,定量分析,证明了“第三人效应”和“乐观偏差”对于色情场所在台湾民众认知中的反映,对如何限制、管理色情场所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种拓展运用的方法新颖,令与会者耳目一新。

        最后发言的来自新西兰的David McKie学者,带来的题目是《如何协调相互竞争的叙述:传播,发展,多元化与复杂理论》,看似艰深的题目,David McKie教授将来却生动有趣。

        “在座的,有哪位有一部手机的?” David McKie教授一边说一边比划着。

        “那两部,或者三部的呢?”某位与会者笑道。

       “好吧,那就问问在座的,有哪位是没有手机的呢?” David McKie教授耸耸肩笑着说,“看,没有人一个手机都没有。原来作为创新的手机,如今是这样普遍,这就是传播技术发展的力量。”

        David McKie教授引用了许多深入浅出的例子,说明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是连续、连贯和不可逆转的。他认为,在社会相互竞争的发展中和谐的敌人来自很多方面,历史的经验固然是值得借鉴的,但也可能造成误导;另一方面承认不确定性,对于不能控制事件就必须敏锐地捕捉社会变化。

        短短两个小时,学者们侃侃而谈,意犹未尽。黄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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